红色女“特工”黄慕兰今迎110岁生日：对中央信赖从未动摇

2016年7月18日，黄慕兰在杭州迎来她110岁的生日。

这位出身书香名门的老人，1907年生于湖南浏阳，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将一生最光辉的岁月投入革命。她隐藏党员身份，转入地下，屡立奇功，曾救周恩来于危难中。

在黄慕兰110岁的这一年，她亲述的《黄慕兰自传：最美红色女“特工”亲述》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再版。全书共38章，31万余字。该自传首度出版于2004年，讲述了这位传奇红色女“特工”波澜的一生，也展现了中国革命壮阔的百年。

在书中，黄慕兰回忆了她接受进步思想的少年时期、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的青年时期以及错案平反后安度的晚年时光。其中，书中大篇幅讲述了她的四段婚姻与革命工作密不可分的关系，也记叙了她与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等革命元勋交往的经历。

韶龄入周南，壮志慕兰

黄慕兰于1907年7月18日（农历六月初九）出生在革命老区湖南省浏阳县。

黄慕兰的父亲黄颖初是当地有名的文人，与谭嗣同、唐才常一同在名儒欧阳中鹄门下受教。辛亥革命以后，黄颖初任长沙岳麓书院主任教习，是黄兴、蔡锷等人的老师。

黄颖初思想开明，对长女黄慕兰十分宠爱，从未让她受缠足之苦。幼年的黄慕兰展现出极强的记忆和语言天赋，三四岁时，就能把新学的唐诗倒背如流。她还十分善于学各地的方言，到长沙学会了长沙话，到武昌又很快学会了讲湖北话。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的春天，黄慕兰进入进步教育家朱剑凡夫妇创办的周南女校读书，所用的学名是父亲在她出生时取的名字，名彰定，字淑仪。

周南女校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其中如向警予、蔡畅等，都是中国妇女革命运动的先驱。黄慕兰说，有幸在那里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教育。

五四运动爆发后，黄慕兰和周南女校的同学们积极参加运动。然而，当时周南女校的教导主任思想保守，在通过民意测验了解到赞成罢课的同学姓名后，就分别给这些学生的家里写信，含糊其辞地请学生家长把自己的孩子接回家去教育。黄颖初收到信后，不知女儿发生了什么事，又因妻子病重，于是以“母病速归”为由，将女儿接回家。

与同学、师长告别的黄慕兰没有想到，“这一离校门，就再没有回去”。

虽然在周南的学习生活只有半年，但在那里所接受的启蒙教育却对黄慕兰日后走上革命道路产生重大影响，她说：“七年以后，我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决心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奋斗终生。所以，饮水思源，不能不归功于五四运动的启蒙。”

离开周南女校后的黄慕兰，之所以会走上革命的道路，还要缘起于她的第一段婚姻。

1923年，年仅16岁的黄慕兰遵循父母意愿，包办完婚。对方与黄慕兰从小订婚，是位娇生惯养、脾气很大的公子少爷。嫁过去后，黄慕兰忍受不了对方抽鸦片、打丫环的恶习，于是，请求父亲接自己回家。

1925年，归宁的黄慕兰开始在家中自修，这段时间里，她阅读了《列女传》，其中最喜欢的就是花木兰的事迹，非常钦佩花木兰的孝友智勇，所以，参加革命后，她为自己改名“慕兰”。

其时，恰逢北伐大革命高潮，提倡妇女解放，黄慕兰父亲很是推崇妇女革命先烈秋瑾，而秋瑾就是因为对包办婚姻的不满而投身于民主革命中。

以秋瑾为榜样的黄慕兰，在北伐战争前读了大量与革命有关的文章、传单、简报，与父亲一起学习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学说和《总理遗嘱》：“深知欲达到革命之目的，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于是，带着对革命的憧憬，和摆脱封建包办婚姻的束缚并求得自身解放，黄慕兰离开武昌的家中，到汉口的英美烟草公司去支援女工们的罢工斗争。

在工会，黄慕兰结识了领导罢工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北省委组织部长李子芬，和领导妇女运动的中国国民党武汉特别市党部的妇女部长杜韫章。在这二人的引领下，黄慕兰加入了共青团，1926年11月转入共产党，之后以跨党的中共党员身份，在国民党特别市党部第二次党员代表会上当选执委兼妇女部长。

1926年12月，国共两党在汉口的临时中央决定派黄慕兰去苏联学习，在上海候船时，董必武从武汉给在上海的党中央委员瞿秋白打了一个电报：“因工作需要，说服黄慕兰放弃赴苏联学习，转回武汉。”当时的黄慕兰不愿放弃这个学习的好机会，但瞿秋白夫妇再三婉言劝导，告诉她如果不是革命工作的迫切需要，组织上也不会轻易改变派她赴苏留学的决定。黄慕兰最终服从组织的决定，返回武汉继续革命工作。

后来回忆起自己参与革命历程的黄慕兰说：“如果家里给我包办的婚姻称心如意，我就不可能那么坚定地走出家庭参加革命，而且又适逢其会地立即投身到迎接北伐的大革命高潮中去。当时有很多知识分子，尤其是知识女性，大半是为了反对包办婚姻的封建压迫而走出家庭投身革命的，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潮流。”

奇婚奇缘，别夫别子

黄慕兰一生有四段婚姻，第一段包办婚姻促使她离家献身革命，而她与后面三位丈夫，均是革命伴侣。她的外孙女陈弘欣说：“自从外婆献身革命后，她的个人生活也从此成为革命的一部分。”

在汉口参加革命期间，杜韫章介绍她认识了时任汉口特别市党部的宣传部长宛希俨。在北伐军还没有到达武汉之前，宛希俨跟时任中共驻武汉国民党中央的代表董必武一起工作。那时，董必武是民国日报社社长，宛希俨是总编辑，黄慕兰是副刊编辑；宛希俨任市党部宣传部长期间，黄慕兰又担任了妇女部长。

朝夕相处，两人从了解到相爱。在1927年三八妇女节那天，宛希俨与黄慕兰在武汉结了婚。结婚当天没有任何仪式，是由董必武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宣布，同时，在《汉口民国日报》上登了一则启事：“宛希俨、黄慕兰启事：我俩因为志同道合，结为革命伴侣，特此敬告诸亲友。”　　

对黄慕兰而言，这样简单的启事，就是公开否定了过去的包办婚姻。

与宛希俨婚后，黄慕兰仍积极参与妇女运动，直到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宣布正式同共产党决裂，而在前一天晚上，宛希俨与黄慕兰已在党组织的指示下，乘最后一班轮船离开武汉前往江西。

赶赴南昌的两人，就此开始了地下工作，黄慕兰任中共江西省委秘书兼机要交通员。从妇女部长到省委秘书，从轰轰烈烈的公开的群众运动到充满白色恐怖的地下工作，黄慕兰说：“我的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飞跃性的改变。”

1928年1月，刚刚生下孩子三天的黄慕兰得知，宛希俨接到中央的调令，立即到赣西南地区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在南昌医院惜别之际，宛希俨低声嘱咐道：“如果到那边工作开展顺利，到时候就会派人来接你和孩子一起去团聚；如果万一有不测，就通过你的父母再转告我的父母，把孩子接回黄梅老家去抚养，长大了好继续革命。我们是革命的伴侣，党叫做啥就做啥，千万保重。”

这一别，就再也没能重聚。

1928年5月，宛希俨率农民武装攻打万安县城时，不幸牺牲，又过了3个月，消息才传到黄慕兰耳中。“这是我生平遭受到的最严重的打击，在我的心底留下了永远难以平复的创伤。”

1928年12月，黄慕兰接到中央的调令，离开南昌去上海工作，临行前，她遵宛希俨遗嘱，请母亲将自己刚断奶的儿子送回宛希俨的老家。　　　　　　　　　　　　　　　　

到上海后，黄慕兰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当时，党中央的实际负责人是周恩来。在中央机关工作时，她还碰到了此前在武汉认识的贺昌。

那时的黄慕兰，因产后多病，加上宛希俨牺牲后过于哀伤，愈发憔悴。贺昌见了她几次后，时常鼓励她摆脱消沉情绪，振作起来。

在这样的交往下，有一天，贺昌直率地问：“慕兰同志，你看，我是否有可能和希俨同志一样，和你结为革命伴侣呢？”黄慕兰的回应是：“这事容我向组织上汇报请示后再来决定如何？”

于是，黄慕兰将此事向周恩来汇报了，周恩来说：“很好，贺昌同志是值得你爱的，我同意你们结合。”就这样，经过组织的批准，两人走到了一起。

贺昌长身玉立，才华横溢，年仅21岁时便当选为中央委员，两人结婚得到了很多领导同志的祝福。

婚后，黄慕兰投身工人运动一线，1929年6月，化名刘阿秀的她在罢工运动中被捕，囚于龙华监狱一百天。在狱中，她配合中共第五届、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进行联络、组织斗争。而在那个时候，她已怀有身孕。

出狱后，黄慕兰随贺昌一起调往香港，那时，南方局的书记是贺昌，军委负责人是聂荣臻，黄慕兰仍然担任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在南方局工作了一段时间后，黄慕兰在医院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儿子贺平，而此时，贺昌已收到调任北方局的命令。

孩子生下来时很瘦小，贺昌考虑再三，决定把贺平给接任南方局书记的卢彪认养做儿子，得知此事的黄慕兰心中难忍不舍：“自己生了第一个儿子，被送回宛希俨的老家去抚养了；如今刚生下第二个孩子，却又给了人家。”

随贺昌同赴天津北方局的1930年，党内因“左”倾错误的影响，武装暴动失败，北方局多位领导如彭真、薄一波、陈复等先后被捕。贺昌因此被撤去北方局书记的职务，在反省阶段，贺昌决心去江西苏区与毛泽东一起打游击，而这些情况，直到中央批准他的请求，黄慕兰才知晓。

与宛希俨的生离死别犹在眼前，黄慕兰坚决不同意贺昌独自去苏区，她对贺昌说：“想当初，宛希俨去赣西南工作时，我因刚生下杰儿，没能跟着他去，结果他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当然我不是说你贺昌此去也会牺牲，我只是想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都要跟你在一起。”

但当时，黄慕兰已被任命互济总会营救部长，多位同志被捕的危急情况提醒着她，儿女情长在此刻顾不得。于是，她只能答应让贺昌一人先去苏区。

送走贺昌后，黄慕兰正式开始了营救工作，而党组织为营救工作物色的第一个律师，名叫陈志皋。黄慕兰与陈志皋的结识由此开始，直到1950年陈志皋离开大陆前，黄慕兰都与他有密切的关系，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

1933年，陈志皋正式向黄慕兰求婚，其时黄慕兰心里仍放不下贺昌，但党组织从营救工作考虑，认为黄慕兰应当同意这桩婚事。1935年5月，黄慕兰与陈志皋在上海中华学艺社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证婚人之一的沈钧儒先生誊写了黄慕兰填写的词作为结婚礼物：“挑灯夜写怀人句，灵犀一点飞还住。珍重万千声，珠阑印泪痕，海天遥望碧肠断。今宵月离绪，压眉低，莫将归路迷。”

书写这阙词的黄慕兰，那时还不知，贺昌已在长征中牺牲。

地下奇兵，保护周恩来

担任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对黄慕兰来说，不是偶然。

做地下工作，最要紧的是记忆力非常好，而这对记忆力极佳的黄慕兰来说不是问题。同时，还必须十分机警，黄慕兰在长期的机要交通员工作中，累积了大量经验，比如学会用米汤水抄写秘密文件、利用自己所创的速记符号来记事等。

除此之外，黄慕兰出色的交际能力也便于营救工作的顺利进行。陈德峰夫人戚元德曾对她说：“贺昌保举你做营救部长，也是反复考虑到你很适合做这个工作，因为你有很多的社会关系可以利用、作掩护，可以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实在不行的话，自然还可以利用你娘家的社会关系作掩护，暂时撤退，长期隐蔽。”　　

1931年，党交给黄慕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营救团中央书记关向应，而组织物色的替关向应辩护的律师，就是陈志皋。

陈志皋出生于享有盛名的世家门第，父亲是上海有名的开明法官，开释过孙中山先生同盟会的老会员，还救过上海黑帮头脑之一黄金荣。陈志皋本人先后在上海震旦大学、上海法学院求学，毕业后挂牌做律师，非常“吃得开”。

同时，陈志皋还是进步团体“世界与中国社”的成员，并为工人充当义务辩护律师。

正是由于陈志皋的家庭背景、身份，以及他本人的思想倾向，非常适合开展营救工作的需要，组织上便安排黄慕兰以脱党的书香世家小姐身份，结识陈志皋，请他担任关向应的辩护律师。

黄慕兰见到陈志皋后，告诉他自己是个脱离了共产党组织的人，丈夫是已经牺牲了的著名共产党人宛希俨，父亲是湖南知名人士黄颖初。黄慕兰称要营救的人是死去丈夫宛希俨的好朋友，同时是自己的姑表兄，来上海做小生意，却不知为何被当做共产党而被捕了。

她对陈志皋说：“早就听说陈老太爷、陈大律师都是很开明进步、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请千万费心帮忙，开释这个被冤枉了的无辜之人。”陈志皋听罢，就接受了这个案子，并约定时间让黄慕兰拜访他的父亲，争取获得陈老太爷的支持。

陈老太爷听说黄慕兰的父亲当年曾和谭嗣同一起整理过《仁学》，本就敬佩谭嗣同的他还未见面就对黄慕兰产生了好感，初次拜见后，老太爷曾说：“这位黄小姐书卷气很重，很秀气，谈吐举止很高雅，确实像个书香门庭出身的小姐。”

得到陈老太爷的肯定后，陈志皋就借着父亲的名义和关系开始去做疏通法官的工作。陈老太爷甚至主动出面约审理关向应一案的法官赵韵逸一起吃饭，吃饭时，陈老太爷称黄慕兰是自己的干女儿，希望赵韵逸看在他的面子上，放了关向应。

解救关向应眼看就要成功，正在这时，又出了一件大事。

1931年6月的一天，陈志皋与黄慕兰喝咖啡时，碰见陈志皋在巡捕房当翻译的同学曹炳生。聊天时曹炳生说：“南京国民政府派人来抓了一个共产党的头头，湖北人，六十岁左右，镶一口金牙齿，酒槽鼻子，只有九个手指头，是悬赏了十万块钱才抓获的……这个家伙真不中用，一坐上电椅，就吃不消，招供了。”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将这个消息听在耳里的黄慕兰紧张地琢磨，酒槽鼻子，九个手指头，忽然脑中闪过一个人——中央政治局主席（党内习惯上仍称“总书记”）向忠发。

发现这件事的黄慕兰借故头痛脱身，回家后立刻将消息传给了潘汉年，周恩来迅速组织中央的李富春、蔡畅等人转移。当天晚上，向忠发带着巡捕房的人，闯进了周恩来转移前的住所。

第二天，周恩来召见黄慕兰，一见面就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说：“慕兰，慕兰，你真不错呀！”他还夸赞：“你跟潘汉年两人互相配合，行动得很好，一上马就为党立了这一大奇功！”

在很长时期内，向忠发叛变一事未被中央公开过，直到1993年，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谈及此事时，才点明了黄慕兰的姓名和作用。

向忠发一事后不久，陈老太爷和陈志皋就将关向应保释出来了。黄慕兰回忆说：“1931年，及时发现并报告向忠发叛变保护了中央首长的安全和营救关向应出狱这两件事，是我自己和党的历史中都非常重要和值得回忆的。”

之后，黄慕兰继续参与营救工作，包括营救任弼时夫人陈琮英、陈赓、廖承志等人，另外，1932年3月初，委托巴和律师在《申报》公开刊登“周少山启事”，替周恩来辟谣“伍豪脱党事件”，粉碎了敌人污蔑党中央领导人的阴谋。黄慕兰的这些工作，都离不开陈志皋的支持。

1933年，陈志皋正式向黄慕兰求爱，而那时黄慕兰还念念不忘等着中央派人来接她去苏区与贺昌团聚，便以家世高攀不上为由婉拒。

黄慕兰将此事向党组织汇报，刘伯垂和赵畹华反复思考商量后，极力玉成这桩特殊的婚姻：“你的工作岗位在上海，陈志皋是中央给你指定的主要工作对象，如果现在为了个人婚姻，擅自放弃，离开这个极其重要的岗位，是无法向党组织交代的。你和陈志皋结合组成家庭后，将更加有利于掩护自己的身份，极有可能会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这绝对是合乎工作需要的。”

于是，一段特殊婚姻与特殊工作的联结就此建立。

抗日救亡，百折不悔

与陈志皋结婚后，黄慕兰开始拥有更多的社会身份。她通过争取上海通易信托公司（以下简称“通易公司”）的调停复业，成功打入上海金融圈。

其时，通易公司的复业，在上海金融界是一条破天荒的新闻，因为此前还没有哪一家金融公司能在破产后又复业的。但对黄慕兰而言，此举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通易公司的复业，为共产党开辟了一个做上层统战工作的公开联络阵地。1937年11月，中国军队全线撤离上海，上海成为了“孤岛”，1938年1月，党中央派刘少文以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秘书长的身份来沪，向黄慕兰转达了不同意其到延安去的请求，“要我充分利用陈志皋夫人、通易信托公司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的合法身份和已开辟的上层统战关系的有利阵地，继续在上海坚持工作。”

1938年，阿英（钱杏邨）组织“风雨书屋”，负责出版八路军驻沪办事处领导的抗日救亡刊物《文献》，还刊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国统区中的重要舆论武器。“风雨书屋”就隐藏在通易公司的二楼，除了存放文件文稿外，还为文化界人士约谈提供了方便。

通易公司的资金也为支前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保证，例如，1937到1939年间，与社会知名人士共同支持《每日译报》，为《鲁迅全集》出版提供无限透支的资助等。

在上海参与抗战救亡的这几年，黄慕兰参加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敌将士会上海分会”的工作；淞沪会战爆发后，上前线慰问，开办救护训练班，培训救护人员；1939年1月，组织运输支援抗日的物资等。

但通易公司的工作，仍让黄慕兰背上了资本家或资本家太太的名号，这使得她后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遇到了许许多多的麻烦。然而，当时的黄慕兰心中所想的，无非是希望通过扩大自己在上海金融界的影响，为后来运用金融界的这个阵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创造有利的条件。

1942年，黄慕兰前往重庆面谒周恩来和邓颖超，黄慕兰再次表达了自己想前往延安参加战斗，周恩来说：“你几次要求到延安去，我们都未同意，难道只有调到延安去，才是革命工作吗？在白区工作，只有比在延安更艰苦和危险。”

这次会面，黄慕兰还带上了自己和陈志皋的两个女儿，周恩来慈祥地让孩子们称他为舅舅，摸了摸孩子的头说：“嗨！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长大以后一定很聪明。慕兰，你的种子是优质的，你生的孩子一定个个都是很聪明的。”

从重庆回来后，黄慕兰与陈志皋继续在白区工作，然而1942年底，异变陡生，两人一同被国民党军统特务秘密逮捕，囚禁在国民党监狱。

在狱中，黄慕兰自己书写抗辩书，她也不去指斥军统特务如何反共的倒行逆施，只是说明如今处在团结抗日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自己的立场是不分党派间的歧见，坚决支持并参与抗日救亡工作，因此，决不反共。

黄慕兰在抗辩书中写：“我如反共，他年遗孤长城，将何颜相见？如以联共有罪，请处极刑，俾获从先夫于地下，虽死犹生。故三军可夺其帅也，而匹夫不可夺其志也……”

她与陈志皋一早串好口供，在特务面前坚不吐实，直至1945年保释出狱。出狱后不久，日本就宣告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国方面无条件投降了。

日本投降后，刘少文向黄慕兰和陈志皋转达中央的指示，尽快返回上海恢复通易公司的业务，重点联系金融界和文化界，继续作为国统区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对外联络点。

回到上海后的两人，立即重新开展工作，通易公司在这一阶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支持宋庆龄、何香凝、茅盾、郭沫若四人发起的为上海文化界募集医疗基金的义演义卖会，支持国统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以及继续利用通易公司的保管库，义务地为鲁迅、茅盾、阿英等保管着大量珍贵文献等工作。

如火如荼的工作开展中，1948年中秋之夜，两人的好友从南京突然打来电话说：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部和经济部以莫须有的罪名，已决定吊销通易公司的营业执照。

飞来横祸，通易公司损失惨重，终至破产。陈志皋逢此巨变，心情懊丧。建国后，黄慕兰的党员身份迟迟未得到恢复，两人的生活陷入更艰难的境地。

1950年，陈志皋终于向黄慕兰坦白，自己已决意离沪赴港，通过海外创业的机会，支持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陈志皋劝说黄慕兰同行，他担心黄慕兰将面临冤假错案，受到审查，但黄慕兰坚持留在大陆，两人的二女一子，也都随黄慕兰留下。

离别前的陈志皋，承诺“决不离婚”，但这一别，也成了永远。1988年，陈志皋在台北病逝，38年的时间里，两人再未见过一面。

2010年，104岁的黄慕兰在写作。

生性好强：“这是我一生的长处”

陈赓曾对黄慕兰的二儿子说：“慕兰的一生是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反映。”

19岁就投身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的黄慕兰，从北伐大革命、南昌起义、上海早期工人运动，再到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国共内战，她一直是重要的参与者、组织者。

她数易其名，幼年学名黄彰定，字淑仪，1926年参加革命时改名黄慕兰，所以地下党的老同志都叫她慕兰。但在委托陈志皋父子营救被捕同志时，用的是黄淑仪的名字。1932年，又为自己改名黄定慧，此后一直用这个名字。

“定慧”一名与黄慕兰之父也有关系，弥留之际仍十分挂念女儿的黄颖初曾说，最好她能皈依佛门，托佛的保佑使她福慧双修。巧合的是，黄慕兰曾在定慧寺与陈志皋、李南香一同喝茶时提及这份家书，他们便对黄慕兰建议，不如就改名“定慧”。为了纪念父亲，也为了改取一个佛教色彩浓厚的名字来掩护营救活动，她从此改名黄定慧。

因此，除了黄慕兰与陈志皋的家人知晓她本名黄彰定字淑仪以外，1932年后认识的人都只知她叫黄定慧，而大革命时期直到30年代初的地下党老同志都只叫她黄慕兰。

在地下工作时期，数度改名实在是权宜之计。1993年，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公开点明了，党的地下工作者黄慕兰就是黄定慧。

这样一位经历共产党成长的老党员，却没有在新中国成立后立刻享受革命的果实，1955年始，她因错案二进秦城监狱，历经17年的监禁生活，直至1980年，在邓颖超的帮助下，才顺利平反。

1980年5月8日，已过古稀之年的黄慕兰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参事，1982年到1992年间，她还担任了两届的市政协委员。直至1993年夏移居杭州前，凡是市政府或参事室安排的各项活动，“我都积极参加，也经常在电视上‘亮相’，老朋友戏称我成了‘电视明星’了。”

1993年后，定居杭州的黄慕兰才下定决心动手写自传，每天口述一盒录音带，再请人对录音带进行整理，耗时漫长。黄慕兰的外孙女陈弘欣写道：“家族里，我们这一辈中，我是第一个看着她开始写自传的孩子，看着她一遍又一遍，一篇又一篇地从湖北的大冶，写到北京、上海，直到杭州。”

陈弘欣还提到：“中国解放以后，她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用笔回顾自己的历史，先是为审查，后是为申诉，直到现在，才真正有了实在的意义：是为了记录，记录一个中共早期革命者一个世纪以来走过的足迹；记录一个女人，在男权的世界中的挣扎、奋斗、成功和挫折。”

陈弘欣感叹，在秦城监狱前后两次一共十七年的监禁生活，丝毫没有动摇外婆追随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信心，也丝毫没有改变外婆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

但黄慕兰本人却始终乐观达然，当年与陈志皋的结合，引来众说纷纭，有人污蔑说这是“共产党的美人计”，有人说她是贪图生活享受“去做阔太太”了，她自己说：“但我至今，仍是心怀坦荡、无怨无悔。”

在自传中，黄慕兰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好在我生性好强，对中央的信赖从未动摇，一贯迎着困难上，从不消极颓丧，处逆境而能坚持革命乐观主义的人生观，所以这点个人情感生活方面的波折是压不垮我的。这是我一生的长处，也是我得以健康长寿的唯一保健妙诀。”

（本文资料均来自黄慕兰著《黄慕兰自传：最美红色女“特工”亲述》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