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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的诞生：他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洗手的价值

【美】大卫·施耐德

2021-10-21 17:05

改变世界的创新者和先驱开拓者往往在精神上经受了百般折磨，因为他们比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更早地察觉到真相。医学和外科领域的发展正是如此，有远见的人经常被当成牢骚满腹的煽动分子，他们总是挑战现状，因而让人避之唯恐不及。在这方面，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Ignác Semmelweis）或许是最好的例子。这位出生于匈牙利的医生彻底改变了维也纳的医学地位，他开启了一系列发现，使科学界相信病菌是真实存在的。

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1818-1865年）

当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巴黎担心自己性命不保，她的哥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正在大力改革奥地利的法律、教育和医疗系统。作为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一位伟大君主，约瑟夫二世的贡献影响深远，尤其是他下令建设了大规模的医疗机构，即维也纳总医院。众多宫殿、歌剧院、雕像和喷泉以及巍峨的政府大楼证明了多瑙河畔音乐之城的辉煌灿烂，但对于科学史的学生们来说，真正重要的是维也纳总医院。

维也纳总医院

约瑟夫二世建造的这座庞大医院，高50英尺，拥有多个庭院和病区，院内医疗系统按照不同的科室划分区域。如今那些建筑仍然完好无损，但是已经变成维也纳大学的非医学教学设施。维也纳总医院于1784年开门接诊，沿袭了18世纪欧洲的医院模式，那一时期的欧洲人意识到了社会对贫寒家庭负有责任，于是建立了许多医院。随着整个欧洲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农民开始涌向城市，而随着工业革命迅速发展，拥挤的工作空间和危险的工作环境使人们对医疗服务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需求。几个世纪以来，巴黎主宫医院、伦敦圣巴塞洛缪医院等古老的医疗机构一直为欧洲大城市的贫困人口提供医疗服务，但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导致医院的需求量也相应提高。

维也纳总医院的建立与工业革命的开展出现在同一年代。那时世界正在走向现代，但医学研究的发展仍然十分有限。城市越来越拥挤，传染病也越来越容易在城市中蔓延，而人们的无助感也越来越明显。现代性出人意料地使疾病状况恶化，我们的无知也变得一览无余。外科医学的历史几乎总是伴随着英勇的失败、意外的突破和难以想象的解决方案。19世纪中期的维也纳总医院产科病房便是如此。

一场惊人的转变在19世纪发生了，医院不再是死亡的营地，它变成了康复机构，甚至是孕育生命的地方。法国大革命转变了医生对人体的看法，人们迎来了女性可以不受约束地进行身体检查的新时代。随着人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到解剖学和病理学的科学性，医生本身开始对分娩的机理产生浓厚的兴趣。分娩曾经是由助产士全权负责的，但是产科成为一种新兴的专业，挑战了助产术在这一领域至高无上的地位。整个欧洲大陆的贵族阶层和上层阶级开始选择医生而非助产士来帮助产妇分娩。然而结果令人震惊，由医生帮助分娩的妇女及其婴儿死亡的可能性更大。

因此，整个19世纪都存在一种令人困惑的矛盾：女性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压力，被送到医院由产科医生帮助分娩，哪怕人们都清楚产妇的死亡风险会比助产士接生高出许多倍。产妇死亡的原因是什么？答案是产后高烧，又称产褥热。这种高热通常会在分娩后数小时内突然袭来，一开始表现为下腹疼痛，并伴有明显的压痛和阴道组织肿胀。随后产妇会排出恶臭的脓液，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发展为腹部胀气并出现高烧。大多数病人在死亡前几个小时很容易出现休克，接连出现呼吸微弱、神志不清和盗汗。产褥热患者根本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医生也解释不了疾病的成因。为什么？医生究竟做了什么，反而使分娩变得更糟？

从希波克拉底到19世纪欧洲每一位皇帝和国王的宫廷御医，对漫长历史上的每一代医生来说，感染都完全是个谜。鼠疫、伤寒、黄热病、疟疾和霍乱等流行病轮番发生，但由于缺乏适当的科学方法来分析传播途径，医生也没有办法使罪魁祸首现出原形，传染病就像波提切利或米开朗琪罗画作中的魔鬼一样可怕，无法解决。经过反复思考，大多数理论家认为感染与“瘴气”有关，也就是说，他们怀疑大气中含有某种有害物质。意大利语中“瘴气”写作malaria，也就是疟疾。瘴气理论认定有害空气就是感染的罪魁祸首，因此当产褥热肆虐产科病房，医生会断定产褥热是某种幽灵般看不见的东西造成的。人类根本没有想到，细小的微生物即细菌或病毒，才是罪魁祸首。

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一直是个外来者。1818年，塞麦尔维斯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杂货商家庭。他总是说着一口带有布达-士瓦本地方口音的德语，时刻提醒维也纳人他出身匈牙利。塞麦尔维斯转学到维也纳上医学院，毕业后，他为了争取一个住院医师的职位而奋斗了两年，最终在新成立的产科任职。他在闲暇时自愿到卡尔·冯·罗基坦斯基的病理科帮忙，为死于妇科疾病或手术的女性进行尸检。罗基坦斯基是与莫尔加尼、路易、菲尔绍并驾齐驱的一位医学先驱，他以解剖病理学为基础研究疾病，认识到疾病及其症状是以器官为基础的。奥地利和德意志民族成为世界医学的新领袖，他功不可没。塞麦尔维斯吸收了罗基坦斯基的分析和观察方法，又配备了一些观察认知工具来探索疾病的奥秘，从而解开了产褥热之谜，为人类最终认识到病菌的存在铺平了道路。

当塞麦尔维斯来到维也纳总医院，他应该已经注意到位于医院侧翼的维也纳分娩中心（Wiener Gebärhaus），这是一个可以接待单身女性的产科，通过专用的私密入口谨慎地收诊单身产妇。其入口“孕育之门”位于罗滕豪斯街，现在这条窄巷正对着奥地利国家银行。在19世纪，“孕育之门”是临产孕妇的秘密入口，她们有时候戴着“面具或面纱，不想让自己被认出来”。一旦收诊入院，这些产妇会被分到第一病区或者第二病区，第一病区由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负责帮助分娩，第二病区由助产士和助产学的学生为产妇接生。病区的分配取决于入院当天是星期几，周末收诊的产妇也归入第一病区。随着产科作为独立的专科站稳了脚跟，医院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维也纳未婚妈妈生产的部门，似乎是所有人的福音。初来乍到的塞麦尔维斯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与第二病区由助产士照料的产妇相比，第一病区的产妇死于产褥热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产褥热会在产后数小时内突然发生，起初引起产道的红肿和疼痛，随后是严重而痛苦的皮肤炎症，最终出现全身感染和致命的败血症。患者临终前注定遭受百般折磨，直到死亡让她从高烧中解脱。

塞麦尔维斯开始研究为什么医生负责分娩会离奇地导致产妇死亡。作为一名年轻的实习医生，他负责维持第一病区产妇的健康。“除了睡觉之外，他的全部时间几乎都花在图书馆、尸检室和病床旁，以寻找答案。”通过查阅资料，他意识到自己所在的医院并非个例，过去几十年的文章中详细描述了产科医生帮助分娩所导致的不幸。1831-1843年，伦敦家庭分娩的死亡率是每10000名产妇中出现10例死亡，而在伦敦产科医院（General Lying-In Hospital），每10000名产妇中有600例死于产褥热，死亡率是家庭分娩的60倍。巴黎、德累斯顿、澳大利亚和美国也有类似的文章，表现出相同的趋势。

29岁的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对每一种变量因素都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包括助产士与医生所使用的不同技术、周围环境、产妇所在建筑物的条件、医学生对产妇的接触、用药方式以及产后护理方案。他甚至将医生的一些实践方法改为助产士的做法，包括改变通风条件，但是都没有什么效果。对于孕妇来说，医生仍然比助产士更危险。塞麦尔维斯“好像一个抓着稻草的溺水者”，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和解决的办法。如果不是空气，不是床单，也不是分娩技术，那么还有什么因素能够解释这种可耻的差异？

塞麦尔维斯对产褥热导致的快速死亡几乎习以为常，与此同时，他每天继续在帝国皇家总医院（即维也纳总医院。——译者注）的太平间进行尸体解剖实践，这要感谢“友善的罗基坦斯基教授，与他的友谊让我引以为傲……”疾病、死亡、发烧和困惑几乎吞没了塞麦尔维斯，于是他决定休息一下去威尼斯度假，希望可以放空大脑，说不定就能找到问题背后的线索，从而摆脱这种百思不得其解的折磨。

塞麦尔维斯回到维也纳时，一个噩耗等待着他——他的好朋友、罗基坦斯基的学生、法医病理学家雅各布·科勒什克（Jakob Kolletschka）去世了。几天前，科勒什克进行尸检时，手指被一个学生不小心用刀划伤。意外发生后，他马上就病倒了，最后死于大面积感染。他的同事们悲痛地对其尸体进行了解剖，结果发现整个腹腔和器官都充满了脓液，而且这种脓液的形态是他们十分熟悉的。好朋友的悲惨离世使塞麦尔维斯悲痛万分，他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尸检记录，终于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迎面向他袭来。十年后，他写道：

我完全崩溃了，总是伤心地想着这个病例，直到脑海中突然浮现一个念头——我立刻明白了：产褥热，这种由生产引起的致命疾病，与导致科勒什克教授死亡的其实是同一种疾病，因为在解剖时它们在病理上呈现出相同的形态变化。因此，如果科勒什克教授的全身性败血症是由于伤口接触了尸体颗粒，那么导致产褥热的来源一定是同一个。现在，只需要确定腐烂的尸体微粒是从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进入产妇分娩过程中的。事实上那些尸体微粒的传播源头，是医学生和主治医生的手。

在医生没有洗手的习惯也不戴橡胶手套或乳胶手套的时代里，塞麦尔维斯意识到，他每天早上例行的尸检工作会把“尸体颗粒”带给自己的产科病人。他总结道：“产褥热其实就是源于尸体的血液中毒。”当时的传统认识只需要略加改进，即可发现疾病并不是由空气中的气味引起的，散发恶臭的尸体颗粒才是致病因。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在1658年已经猜测出存在“看不见的生物颗粒”，列文虎克在1677年也用简陋的显微镜观察到了“微动物”。现在，这些微观世界的生物成了塞麦尔维斯的敌人。

19世纪的西方人已经开始使用氯化物溶液来去除家庭和工作场所中腐烂物质的难闻气味；塞麦尔维斯推测，氯化物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破坏了颗粒本身。科勒什克去世不到两个月，第一病区门口便出现了一盆含氯消毒剂的稀释液，要求所有医护人员都洗手。几个月内，产褥热死亡率骤降，最终与从未处理过尸体的助产士病区持平。塞麦尔维斯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仅在维也纳就会有成千上万名产妇可能得到拯救。

通过推理论证，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从偶然的发现中洞察了疾病背后的真相，这一巨大的研究成果本应该使他的名字家喻户晓，然而你或许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这是有原因的。1848年，许多欧洲国家在革命的浪潮中动荡不安，医生们无心关注自己的专业研究，死守传统观念。塞麦尔维斯无法使他的同事们确信这一激进观点的正确性，反而惹得争议四起，他渐渐地失去了名誉，最终丢掉了工作。尽管维也纳的医学巨匠如罗基坦斯基、约瑟夫·斯科达和费迪南德·黑布拉支持塞麦尔维斯，但他无法突破固执己见的产科领导层的阻碍。塞麦尔维斯回到了布达佩斯，心情苦闷，郁郁寡欢，直到许多年后，他才终于出版了有关产褥热的开创性著作。

舍温·努兰说塞麦尔维斯的这本书“赘述烦冗，危言耸听，充满指摘控诉而又自命不凡……几乎无法阅读”。他给那些诋毁自己的人写了公开信，并附上了样书。在寄给一名维也纳产科教授的信中，他写道：“教授先生，你是屠杀的参与者。这场谋杀必须停止，而为了使谋杀停下来，我会一直看着……”在写给维尔茨堡一位产科教授的信中，他控诉道：“我在上帝和世界面前宣告，你是一个杀人犯。如果人们谈到产褥热的历史，将你称为医学界的尼禄，对你而言，这一点不过分。”塞麦尔维斯成了一个疯疯癫癫的极端分子，一个言辞激烈的义士。

最后，塞麦尔维斯似乎失去了理智。他流浪于布达佩斯的街头，与妓女厮混在一起，穿得像个无业游民一样，整天喃喃自语。或许是由于长期持续的精神压力，或许是得了某种器质性精神疾病，也可能是由于梅毒的作用，总之，这位47岁的医生彻底疯了。在妻子的哄劝下，他回到维也纳，费迪南德·黑布拉（被称为皮肤病学之父）在维也纳火车站等着他，请他参观一所私人疗养院。他们最后把塞麦尔维斯带到了一家公立精神病院，将他强行约束和监禁。不到两周时间，塞麦尔维斯便于1865年8月13日去世。他的尸体被运到维也纳总医院。就在他工作过的太平间，在科勒什克曾躺过的解剖台上，医生对塞麦尔维斯进行了尸检。死因是什么？感染、败血症和胸部大量脓液——与他在20年前揭开谜团的疾病完全相同。大部分学者认为，塞麦尔维斯的致命感染来自拘禁期间所受到的创伤及开放性伤口，这对于19世纪疯人院里的患者来说并不罕见。塞麦尔维斯的人生结局是悲惨而具有讽刺意味的，他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洗手的价值，为消毒、抗菌以及病菌学说的广泛接受奠定了基础。

本文摘自《外科的诞生：从文艺复兴到移植手术革命》，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