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 | 万圣书园：知识分子映像与理想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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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圣书园：知识分子映像与理想空间

作者 | 王学民、徐雪歌、陈翊、郭雯雯

指导老师 | 张慧瑜

万圣书园现址位于成府路蓝旗营街边二楼，从门牌拾阶而上，书店门口正对的是首创证券公司营业部。两扇门内风光迥异，一边是手捧书卷阅览沉思的读者，一边是西装革履步伐匆忙的职员。

从“蓝鬼”到“圣人”

1993年，毕业于北大国政系的刘苏里，在他33岁这年选择放弃中国政法大学的教职，在中国人民大学附近创办起万圣书园。

彼时的万圣书园，只是高校林立的海淀区内一个小小书店，万圣书园一名由来于其创办人的生日——创始人刘苏里和甘琦都是万圣节的生日，书店的标识“蓝鬼”也是由此而来。随着慕名而来的读者越来越多，九十年代后万圣书园成为文化爱好者的朝圣处，它早已不再是刘苏里一人的书店，更是海内外知识分子的精神地标，于是“万圣书园”一名也有了新的解读，当时书店的常客诗人西川曾说“我宁愿把它理解成一万个圣人，这一万个圣人就是万圣书架上的作者”，最终公众期待胜过了刘苏里的个人意趣，书店的英文名也由“Halloween Bookstore”改为“All Sages Bookstore”。

一年后，由于三环路改造，万圣书园迁址于城府街——位于中国两所顶尖学府北大清华之间的绝妙地理位置，打通了万圣书园与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北京高校圈之间的文化通路。

对于一个追求纯粹与极致的学术性书店而言，能够存续甚至发展壮大，这一区位无疑是万圣书园得天独厚的优势所在，作一个不慎精妙的比喻，北大之于万圣书园，犹如麻省理工之于硅谷。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刘苏里的经营理念与众多学者、文人、思想者不谋而合。刘苏里对于书店的定位超越简单的图书流通渠道，而希望去塑造成为知识分子的理想空间，通过其对书籍的甄选实现书店成为思想文化流转的空间载体。

图：万圣书园内景

九十年代书店活化石

八十年代后文艺思潮的解禁给予万圣书园产生的条件，随着文革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高压管控消退，国外多元化的学说理论激起了青年的思想浪潮，当时的知识分子担负起思想文化领域“启蒙者”的地位，有着鲜明的政治意识与问题意识，书籍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的社会意义被放大——正如张旭东所言，“（著书）跟中国本身的文化政治问题扣得很紧，它始终是个非常明确的当代中国文化意识的问题”。

不仅如此，当时文化思潮的氛围更是突破知识分子圈层而具有社会性，整个社会都对文化呈现出尊重甚至狂热的态度，这尤其表现在文学领域，当代中国最广为人知的诗人几乎都出现在八十年代，包括北岛、舒婷、海子、顾城，以及上文提到的万圣书园常客西川。

在这一时期，正当青年的刘苏里也同样活跃于社会思想浪潮中。他与身边的知识分子共同“思索中国问题的症结和病灶所在，探寻中国应当追求的价值”，关注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流。从那时起，刘苏里便怀揣通过创办书店以搭建中外文化交流平台的愿望。可以说，从始至终万圣书园都不是一家以商业经营为唯一目的的书店，在满足经营状况的条件下，刘苏里希望传达的是一种人文学术精神，而这也是支撑他创办并持续经营万圣书园的一大动力。

“八九”打断了社会公共讨论的氛围，知识分子群体开始进行自我反思，同时九二年后市场经济在不断发展，经济至上的思想浪潮涌起，这大大冲击了知识分子以及作家以往作为警醒者和呼唤者的社会地位，但九十年代后中国社会出现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结合自身研究领域，对公共事件进行活跃发声。相较于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往往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多为大学教授或研究机构研究员），在更多专业性领域拥有权威。

图：万圣书园内景

随着经济的发展，更多社会议题被提上议程，知识分子在社会、经济领域的造诣赋予了他们与政治高层进行直接交流的机会，这推动九十年代后社会公共议题进入公众视野。除此之外，经济改革的另一个面向则是推动文化出版商业体系上的开放，以万圣书园为代表的一批独立书店开始蓬勃发展。从1993年万圣书园的创办开始，民营书店的浪潮被开启，1993年底在贵州遵义创办的西西弗书店、1994年广州的学而优书店、1996年南京的先锋书店等等，带动了“学人书店”乘风而起，成为这个年代书店格局的显著特点。以万圣书园为代表的学人书店得以在九十年代蓬勃发展，最基本的原因是改革开放的逐步前进，市场成为打破新华书店垄断的最大功臣。

1993年上半年，全国图书的销售网点比1992年减少了一万三千多处，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归国有的新华书店的网店。这个数据只是整个九十年代初新华书店面临困境的一个侧影，当时，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这样的“招牌”都面临倒闭危机，纷纷拆迁或者几经波折才得以留存。国有新华书店的垄断逐渐式微，促进了民办书店的发展壮大，独立书店的概念也在这一时期引进中国。到1998年，全国已经大约有20多家学人书店。这些学人书店虽然只是人文社科类书籍的零售商，但是它们的诞生正在重构都市的文化氛围，昭示着都市文化形象的回归——这些书店开展了各种讲座、讨论会、书友会、学术沙龙，不仅爱书之人聚集在此处，一些学者也成为学人书店的常客，包括季羡林这样文化符号级别的学术大师，季羡林曾说过“万圣书园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

阁楼上的一盏灯

2001年末万圣书园再次搬迁至成府路蓝旗营，该区位仍然保留了它和北大清华之间的文化连接。借助这次拆迁的契机，万圣书园扩展了图书的品类，也扩大了经营面积，更重要的是在书店内开设了“醒客咖啡厅”（Thinker’s Cafe Bar），它构成了万圣书园营收的一大部分。咖啡厅极大丰富了万圣书园的功能。咖啡厅为相熟的客人们提供对话的场所，给主顾提供了更舒适的翻书环境，同时还承担起了举办各种文化活动的功能，为学者提供了一个隅于书店地理空间内的文化空间。

“是谁传下这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这是咖啡厅挂着的一幅画下的诗句，据刘苏里解释这句话是郑愁予的诗，而画作是旧友沈昌文向我们推荐的一本书《阁楼上的光》中的插图，这仿佛是万圣书园文化功能的一个绝妙隐喻——独立书店不仅是城市的，更是精英的。这部分精英小众事实上承担着引导社会思潮的责任，就像屋内亮起的那一盏灯，屋外的人被火光所吸引，也被火光所照耀。基于这种理念，刘苏里对书的甄选十分谨慎。这并不是矫揉造作或故作清高，刘苏里坚信如果一家书店如果可以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持续不断地汇集对中国有深远意义的好书，那么这家书店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并不输于其他专业性学术的文化机构。

刘苏里想象的是成为民国知识分子，用知识思想来改造社会，以书作承载，以书店为空间。这种使命感也体现在万圣书园布局和上架书籍的类型上。

书店主要的空间都是人文社科类书籍，充满对于社会公共话题的思考与关注，一般书店中奉为上席的经管类书籍则被置于正厅末尾的角落中且数量有限，从具体的书籍类型来看，刘苏里作为典型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早期人文社科类书籍类型都基本以自由主义为主，从国外的哈耶克到国内的徐有渔等学者的著作，体现出其希望对读者阅读文本进行干预的强烈愿望，而在搬入蓝旗营新址之后，这种政治立场则更为公允与多元，新左派学者汪辉、甘阳等人的书籍也被加入，甚至在正厅西北角还加入了党史类书籍，这种转变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刘苏里对于书店所具有这种启蒙使命更深程度的思考，其古典自由主义的情节并未改变，而增加了思辨与深度。

图：万圣书园书目与布局

在出版界与万圣书园互为映射的机构则是理想国，万圣书园等独立书店相继成立的时代出版领域的管制也逐渐开放，主要表现为众多民营图书策划机构的兴起，这些机构通过在国营出版社购买书号的方式进行运作，其中最知名的理想国品牌便基于国营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其“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定位与万圣书园不谋而合，万圣书园月度和年度都会对所售书籍进行排行，以“理想国”系列为代表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万圣书园的年度榜单中占有绝对的分量。

图：各出版社出现在万圣书园年度榜单的次数统计

何以为文化地标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万圣书园是最早一批创办的独立书店，但其如何在时代变迁中得到保存并演变为北京城市文化地标仍然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在其地理坐标不远处的中关村也有类似定位的书店，如国林风、风入松，前者定位为“大陆的诚品书店”并雄踞四环边的昊海楼大厦，后者则租用北大南门外近千平的店面，但都相继倾覆在历史浪潮中。

这一历程中首先遭遇经济层面的挑战，移动互联网兴起后实体书店的经营也在持续地应对来自网络书店的挑战。很多读者的购书行为从线下实体书店转向了线上网络书店，而众多实体书店遭遇了空前的危机。来自互联网的竞争极大挤占了实体书店的空间，互联网书籍卖家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购书到家的便利，同时在没有实体店面成本的情况下也给予消费者很大的让利。除此之外，独立书店的盈利结构已经无法融入当下的经济发展格局，独立书店几乎不售卖畅销书籍和教辅书籍，而这两类恰恰是最有利可图的，租金和地价的走高为独立书店的经营带来更多压力，它们很多都不得不转型为综合性书店，失去了原有的文化意义，或者直接被迫放弃经营，这其中就包括上文提到的国林风和风入松书店。

图：万圣书园

万圣书园对于经济层面压力的解决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来自于其读者群体对于万圣书园的“品牌忠诚度”，根据刘苏里在去年采访中透露的数据，万圣书园的销售额三分之一来自北京读者，三分之一来自国内京外读者，三分之一来自海外读者，可以看出相较于普通书店所面向的地方性读者，万圣书园的读者群体更具有分散性，尤其是京外和海外的读者对万圣书园的品牌具有很强的信赖，结合其咖啡厅业务维系了售书业务的盈利，从而保证可持续性的发展，另一方面相较于国林风和风入松书店，其书店相当紧凑，书架之间的通路往往只能容单人通过，且蓝旗营租金也显著低于寸土寸金的中关村，这使得万圣书园面临更小的租金压力。

更重要的因素来自于刘苏里本身的影响力，尽管在九十年代之后国内独立书店并不少，但刘苏里在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力则很少有其他书店创始人能够相比，一方面其具有在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法深厚的学术背景，另一方面其在思想文化界具有相当多的人脉资源，包括北岛、陈丹青、陈嘉映、刘瑜、梁文道、金雁、吴思、何清涟、李学勤、李泽厚、刘小枫、孟京辉、王朔、杨奎松等，刘苏里曾经提到有两千多为作家同他有联系。

如此深厚的人脉基于其长时间在北京文化界中的积淀，加之其坚定的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位因而具有文化思想界许多人的认同，其学术背景加之人脉资源促进万圣书园“学人书店”定位的传播，书店本身也可以成为上述思想文化领域学者交流的空间载体。长此以往的积淀最终使得万圣书园在上述知识分子声誉的背书中成为北京城市文化地标。

值得注意的是，思想上的盛名并不能在经济层面接济其经营，尽管上文提到万圣书园面临更小的租金压力和较为重视的读者群，但仍仅能使其保持存续状态，对于这一现实，笔者认为书店经营之体面并不重要，在经济浪潮下万圣书园的存续具有更大象征意义的，在九十年代以来其成为对于中国当代知识文化思潮变迁的亲历者，其所创造的文化商业体系所提供这当代中国社会的火光，正如刘苏里曾说，“独立书店，因其独立所以能活”，这是其作为文化地标更深刻的当代使命。

本文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1年《纪录片与专题片创作》作业，写作主题为“新的世界 · 新的未来”，获得“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优秀作品”。

原标题：《城市文化 | 万圣书园：知识分子映像与理想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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