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诺奖得主略萨和帕慕克3个月前怎么看欧洲移民危机

略萨 ：我年轻时一直有一个很天真的想法，就是一个人惟有到了巴黎，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

那时我对秘鲁的文学和拉美文学有很大的偏见。在秘鲁，我度过了我的童年，也在那里长大成人。但我总觉得秘鲁是一个文化岛国，同时代有谁在哥伦比亚或厄瓜多尔写作，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对拉丁美洲无感，整天梦想着要去法国。那时我觉得，要想成为真正的作家，必须去巴黎！

19岁那年我终于到了法国，在那里我却发现了被法国人奉为神明的拉美文学。我读到了伟大的博尔赫斯、科塔萨尔、卡洛斯·富恩特斯。我第一次读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用的是法语。后来，他的小说《没有人写信给上校》，我在美洲又读了一遍。

与此同时，我开始以一种现代手法来讲述这个世界。我觉得自己也是拉美文学的一分子，要参与到这场文学运动中去，要赋予小说人物复杂的个性，探索一种全新的讲故事的方法。

但我其实对自己能成为怎样的作家，并没有什么概念。我纠结许久才发觉自己不是天才，我不是轻易就能下笔的人，每次修改文章我都要花好长时间。可我又不想成为二流作家。那时我没有写作的技巧，比起故事的结构和线索，我觉得主题更加重要。对我的影响最大的是福楼拜。要是没有读过他的作品，我就不会成为今天的我，尤其是《包法利夫人》。

《包法利夫人》现实主义的写法并不意味着通俗、懒散，或是善恶分明。福楼拜有一点给了我很大启发：他承认自己才华上的不足，但这并不妨碍他把小说写出新高度。我看他早年的作品也很糟糕，但他通过不断地写作来弥补才华上的不足。福楼拜过着一种僧侣般的生活——他每天上午下午写作，晚上修改白天写的每个词语，每个句子，以一种近乎病态的方式。但在他身上我备受鼓舞——他让我知道不断的坚持，近乎顽强的工作，是可以弥补你所没有的才华的。

对我来说，从构思到把一本书写完成，其中所经历的过程对我来说实在是神秘叵测。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完全用理性来解释的。比如，我的灵感主要来自我的生活：来自于那些发生在我生活里的事，我认识的人，或者我看到的、读到的东西。有时候我会陷在情绪里，跟臆想中的自己争论。要是这样的话我就等过几天，或者过几个礼拜再回头去想。想明白了我就做笔记，把他们写下来。最后，当我想把它们放在一起讲述的时候，就把它们写进书里。

我把这样的生活比喻成一种独自的修行。当一个故事构思完成，开始动笔，我就完全投入到一种旁若无人的生活，一天24小时不断地工作。那时我会觉得自己化身为间谍，刺探着生活里所有我感兴趣的事，看看能不能把它们用在我当时正在写的小说里。我不断观察着自己周遭生活的一切，大到一个场景，小到一个形容词，汲取生活里的一切，想着如何把它们安置到我的小说里去。这也是作家生活里最令我着魔的部分。其余就是辛勤的、近乎艰苦的工作，不断地修改，翻来覆去地修改。这是一个无法向他人解释的过程。

总的来说，我写作的方法与我敬仰的福楼拜差不多，把生活当成一种修行是他获得成功的秘诀。他像一个文字的工匠，用一点一滴的勤勉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才华。

我非常关心难民危机是否会影响欧洲，土耳其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老生常谈的种族偏见是否会再次被挑起，都是我担忧的。要知道，移居至此的人并不会抢走任何人的工作。欧洲也需要移民来维持生活水平。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我看来，国家的边境是终有一天会消失的。要打开国门，毫无怨言地来迎接移民。

帕慕克：我小时候家境比较宽裕，也没想过要离开土耳其。我家里的人基本都是土木工程师、建筑师，所以他们说我会成为“艺术家”的时候，是用十足轻蔑的语气说的。在我看了一大堆法国作家和拉美作家的作品后，我决定要成为小说家，那年，我23岁。我父亲的书房有很多法国作家和拉美作家的书，这些书让我渐渐成了一个思想上比较左派的人。我更倾向成为一个自由、有创作力的人。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的一些朋友都说我是资产阶级。

我呆在家里的时候开始想写小说。我想要着眼于自己生活的城市，着眼于这千年传统讲述的奥斯曼文化。我的父亲想要把我送去巴黎，但被我拒绝了。因为我想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声音。我知道我的生活，我想写作的内容已经被伊斯坦布尔完全占据了。我要呆在这里。这里有许多的图书馆，也有绵延的文明。1970年代时, 我更确定了自己的目标——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我开始写作时，带着一些政治上的意图，故事就从土耳其开始了。我最初想写一些关于田园生活，而不是城市生活。

我们的文学曾受到苏联的影响，总是想着要写一些有政治意图的文章。但我不想这么写。我们的小说家应该要更富有诗意一些，更具创作力一些。紧随其来的是“拉美文学爆炸”，它让我知道创作力和臆想并不冲突，他们是可以达到和谐统一的。 因为博尔赫斯，我认识到自己在植根于奥斯曼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可以摆脱宗教的束缚。我发现语言的技法居然可以像杂技一样眼花缭乱，博尔赫斯在语言上充满创意的表达，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我文学上的榜样是普鲁斯特、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曼，卡尔维诺和威廉·福克纳也是我曾学习过的。在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如何在充分吸收千年文化积淀的同时，也立足于现代，找到自己的位置，发出自己的声音。卡洛斯·富恩特斯是另一个例子，保留传统又富有创造性，这两点他同时做到了。因为这些作家，我更确定了自己的小说的宏大的主题——伊斯坦布尔。

我非常喜欢画画，但没有成为画家，于是我便用描绘的方式写作。无时无刻不在写，缓慢地，极富耐心地。我做笔记，然后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再决定哪里用什么颜色。绘画带给我很多愉悦，但必须承认的是，写作给我的乐趣更多。我写了些什么都会与我的妻子、女儿分享，这是我一直保有的习惯。

我的方法就是不断地记笔记。这些材料积累到一定程度终于成为我的第一本书。我的笔记里会包括小说的场景，设定的人物，哪些在章节里出现，之后还会不会再出现。

要我说自己对成为作家有什么心理阴影的话，那就是，在我没有充分准备好的情况下，被美国的作家们过度神化了。我觉得自己像一只乌龟，我爬行的速度很慢，但我知道自己一定会抵达一个特定的终点。就好像一棵正在生长的树，它不知道会有多少枝丫。但肯定会过百的。

犹如亨利·詹姆斯所说，“小说不是完全自然的表达，小说是有结构的”。 小说家应该要有一些自命不凡的高度。写作时就不要担心会否有政治上的牵连。我想要成为一个富有诗意的、思想深刻的作家。犹如菲茨杰拉德所说，如果你同时拥有两个对立的观点，就会是一部出色的小说的开端。

我是一个热切的欧洲主义者，我对于欧盟和土耳其关于遣返难民的商定非常愤怒。欧洲领导人应该向土耳其政府伸出援手，而不是把脏活都扔给土耳其。他们想要砌一堵墙来面对问题，而土耳其就是那堵墙。欧洲各国不愿意接纳难民，真是极大的悲哀。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