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智读书会|如何看宝万之争，学者与企业家谈《资本的秘密》

在现实的产业运作实践与经济学者的研究之间，总是存在一定差异与张力——企业家更看重要抓住机会，而学者则着眼于社会经济的整体风险。因此，经济学者炒股往往拿不到多少收益，而企业家也不擅长针对问题提出系统性的对策。

不过，经济学者负责任的研究，可以归纳出某些规律，用以改善整体的社会福利，亦有助于企业家做出适当的判断。这些研究多以著作的形式展现。那么，这些探讨经济运行的书目，也就成为企业家与经济学者的一种媒介。

为了让学者与企业家能真正了解彼此，澎湃新闻与上海汇智基金会、上海交大EMBA读书会共同发起了“汇智读书会”。希望以书为媒，促进学术与实务的交流，回应企业家的观察，也完善学术界的思考。

7月初，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中院，我们举办了一场关于《资本的秘密》（作者系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的读书会（澎湃新闻特地节选其中学者与企业家关于“宝万之争”的讨论，以视频呈现）。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李辉文对这本与现实世界联系紧密的经济学著作，与在场的嘉宾和听众进行了分享。

李辉文提到，《资本的秘密》讲的是国家经济发展背后的逻辑。在2000年，世界发展非常不均衡，有的经济体非常富裕，有的则非常穷，数量相差很大。而契约得以形成，以及明确的权利界定，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以下是报告简要与现场嘉宾的讨论摘述。

李辉文谈《资本的秘密》

从人这个物种正式形成，直到19世纪初，整个人类社会都非常贫穷，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是近200年的事情。直到工业革命之后，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分化，一些经济体才开始富裕起来，比如美国、西欧等。而一国在世界人均收入分配中的相对位置并非不变，各国均可以从穷国变成富国，反之亦然。

那么，为什么一些国家原来非常穷，后来发生分化？经济增长的奥秘在哪里？

马克思认为，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资产阶级的兴起。《共产党宣言》中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世界上最伟大的宏观经济学家之一罗伯特·卢卡斯，提出了关于内生增长的问题，即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经济可以持续增长。他说到：“印度政府是否能采取某些行动使印度的经济像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经济那样增长 ？如果能，那么应该采取哪些政策呢？如果不能，那么到底是哪些‘印度的特性’使其无法这么做呢？这些问题中间所包含的人类福利含义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旦我们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就发现很难再去思考其他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看到工业革命的意义。从经济学角度看，工业革命最大的贡献就是让整个人类从所谓“马尔萨斯陷阱”到“内生”（从而可持续）增长。Clark教授说：“人类历史上真正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1800年前后开始的工业革命。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人类其他的历史细节有趣，但是不关键。”

对此，人类社会里有很多解释。比如把地理当作重要的要素，也有很多人用儒家文化解释亚洲的发展。而更多的经济学家，是用制度解释发展。亚当斯密把国家的贫困与否看作不同国家劳动分工的差异，劳动分工的深度取决于市场的好处。如果有市场来协调，那么利己动机之下的行为，会使得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保持一致。

不过这还不够，市场并不等于市场经济。比如，四大文明古国，在几千年以前，市场都是发达的，可是人类并没有走出马尔萨斯陷阱。

真正帮助人类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的，有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公司制，一个是金融市场。而公司制和金融市场，其力量的背后其实是契约。契约这件事情为何这么重要？英国人所写的《古代法》中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区别，是工业革命之前的身份，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慢慢变得不重要，而重要的是产权权利。从身份到契约，意味着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社群到市场，从人格化交易到匿名交易。

那么，为什么人与人可以对接契约？这就说到了《资本的秘密》。这本书里说的是，为什么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经济表现：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很穷；很多国家实行了市场化改革，却有的成功，有的失败。这归根到底是不同国家的所有权制度不一样。布罗代尔也有这样的表述，说穷人的资产其实多得令人瞠目，但这些资产不能转化为资本，所以才穷。而转化的关键条件是，所有权得到正规表达。

中国的农村，周边的乡亲，有各式各样的资产，比如人均以十亩为单位的山地，非常多。但这些不能转化为资本，因为所有权得不到正规的表达。农村的产权不充分。

这本书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观点。我们都认为，在穷国因为产权保护不完整、不充分，所以导致资产不能转化为资本。但这本书里说，发展中国家很多时候不是权利保护不够，而是保护过度。其逻辑是，在正式制度缺乏时，人们一定会寻求非正式制度的帮助，而非正式规则的主要问题，不是“不能保证所有权的安全”，反而是“所有权过分安全”。因为，资产如果凭借正规所有权做出抵押而获得资本，就可以和金融发生联系，意味着贷款人对借款人资产拥有扣押权；而非正式组织保护的资产，扣押会很困难。这就导致资产向资本的转化存在困难。因此“很有可能存在的状况是，在发展中国家，法律体系过度保护了土地所有者。”

那么如何在这样的国家确立正式产权？要倾听狗的叫声，“让法律扎根在社会契约中”。作者说，在巴厘岛的农田上行走时，从一个农场到另一个农场，经过不同主人农场的时候有不同狗叫。狗叫声就是界定和保护产权。“狗也许不知道正规法律，但它们非常清楚它们主人控制哪块田地。我告诉部长们，狗掌握着他们要建立正规的所有权制度所需要的基本资料。”这就是说，政府仅需要把那些现存的、非正式的产权制度安排，通过法律文书加以确认。

作者说：“不合法部门的资产所有者管理得当，组织有序，而且是守法公民，只是他们尊重和遵守的‘法律’，并不是国家和政府的法律。”“而政府需要做的，就是找到那些不合法协议，然后想办法把它们纳入正规所有权制度。”“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不能通过雇佣德里、雅加达或者莫斯科那些住在高楼大厦里的律师们，来起草新的法律体系，他们必须走上城市街头和乡镇道路，去听一听那些狗的叫声。”

中国英雄所见略同。邓小平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编者注：见杜润生回忆录，第332页)

我们刚讲的很多都是国外的事情。德·索托告诉我们，中国可能不是那么特殊。他提到，1783年的美国，华盛顿总统曾经派部队保卫国有资产，因为有人侵吞美国国有土地。总统抱怨：“匪徒们在牺牲大多数人利益的情况下掠走并消耗掉了这个国家的财富。”他讲到的“匪徒”就包括华人，也包括很多从欧洲去美国的人。在美国国有土地上，没有人居住，但财产权利是美国国有的。他们在这个地方定居下来，华盛顿军队把他们赶走，焚烧他们的房屋。而军队刚刚撤退，他们就重新回到他们的村庄。

而1862年，林肯趁南方闹独立，南部奴隶主政治代表退出国会的时候，通过了《宅地法》，就是要让不合法居住的居民，合法利用土地。前提是登记人在这里居住。那么居住就要有房子。如果希望得到这个地，但没有在这个地方住，应该怎么办？就要尽快在上面建房子。但建房子又来不及。于是就出现了“出租房屋”的行业，人们把房子租在这里，就是这个地方的居民，就可以分土地。在此之后，大家知道，美国的经济经历了快速发展。

我们谈了半天，感觉德·索托这本书是非常“右”的，强调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但是，其实这本书是非常支持马克思的。马克思认为阶级冲突非常关键，而且也是不容回避的现实。在经济发展的时候，我们往往感觉过去的传统观念出现了错误，而德·索托说，马克思当年的观点是重要的，因为，马克思当年确实有资产阶级经济，有大量契约，有清晰的权利界定，但是这个权利界定只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就不可避免导致社会分成两大阵地。要改变这一点，德·索托提出的方案是，应该让财产权利变得更加广泛和普及。作者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包容性增长，我理解其本质并非简单的转移支付，重要的是要让财产权利真正具有广泛性和普及性。

嘉宾的讨论

针对以上分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汪其昌提出，这里存在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差别，这两个法系当中的所有权截然不同。南美是大陆法系的国家，而作者忽略了北美与南美之间“所有权”的差异。前者对“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可以分别单独交易，而后者则不能单独交易，转化为资本。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副研究员黄少卿联系近日“宝万之争”，进一步提出，如果中国的公司的所有权很模糊，管理层如何有权利，股东、董事各自有什么权利，都不清楚，那么中国的公司制何以成为相对稳健、有效率的企业形式呢？

黄少卿还指出，最近有一个新的提法是，国有企业的方向是从管人才转向管资本。前者是资产，后者是资本。仅仅在资产阶段，所有权的行使会比较有限；而在资本阶段，会有很好的形式，甚至从使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保护国家财富、保护国有资本收益权的角度讲，也许可以闯出更多更好的渠道。

切身深入产业运作实践的企业家，也对书中所论感受颇多。磐缔资本创始合伙人王茁就认为，本书作者其实是信仰资本主义的，“他希望种橘树不要长成枳树”，一个社会的发展需要考虑最底层的穷人的问题，而资本主义恰恰挖掘了人性中最深度的问题。但在此，中国出现了东施效颦的状况。中国社会现实决定了，有许多激进的做法产生，把许多事情破除掉。而真正的财富创造，到改革开放才开始。在变通之间如果太剧烈，也会对老百姓产生太大影响。贫富之间，最好是有一种合理的张力。但在这方面，全世界都是在朝着相反方向走的。同时，社会的发展取决于技术，技术未来还会深刻影响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