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餐》：最迷幻的不可思议，来自日常

去电影院之前，读到《路边野餐》是“诗人陈升在寻找侄子的途中，与他逝去的爱人在一个神秘时空获得重逢的故事”这个不甚准确的剧情概括，一度让我以为这是部带有科幻元素的电影。

显然，我低估了现实的魅力，最迷幻的不可思议通常都来自日常。导演毕赣用最平和的语气吐露了最惊心动魄的秘密，关于时间的秘密。

《路边野餐》是关于黔东南小镇凯里一间小诊所里的医生陈升的几段泛潮的记忆，几场梦里梦外的重逢与错过。时间是这部电影最复杂的线索，故事在过去、现在、未来的不同时态里交错重叠。每一个道具都成为记忆的浮标，隐隐显现再不知所终，但故事始终不疾不徐地发生。

这不过是个普通中国男人的一些平凡经历，但在雾气缭绕的贵州山间，在起起伏伏的泥泞小路上，时间的水分被挤压抖落后，竟化成了一段一段的诗。

《路边野餐》先后斩获了13个电影节的奖项，包括第68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第52届台湾金马奖。但其实不提及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认可，主角陈升在水雾弥漫的大片绿色中展现人生的细枝末节的时候，你也能发现影片中的诗意表达，昭示着年轻导演的才华横溢。

观影过程汇总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小津，展现日常生活诗意美学的日本电影大师，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才记起日复日一的生活有时候也很悲壮得很动人。

影片男主角陈升的扮演者陈永忠是导演毕赣的小姑父。去年，毕赣登上瑞士洛迦诺电影节的领奖台，陈永忠也在电影节的大银幕上看到了自己的表演。“之前真的不明白在拍什么，这次看了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陈永忠没想到自己看完电影会哭。

这也是我看完电影最直接的感触，在错乱反复的叙事时间线之间来回游荡，在现实和梦幻之间兜兜转转，你很难说真的看懂所有的隐喻与表达，但清晰意识到的是，冷色调的光影关于时间伤感而严肃的思考。

大多数时候，时间遵循线性的法则一去不返，但偶尔折叠互渗，梦境便成为了诗歌，肩负起达成遗憾和解开疑惑的任务，让现实中所有的焦虑得以寻找到出口。我尤其喜欢影片中关于钟表的反复提及，他们在墙上、火车上、在每一段故事里以旁观者的姿态存在，同时参与每一场悲喜。

囿于资金的限制，《路边野餐》很多镜头处于晃动、游移和旋转的状态，但这样无奈的实际却让影片偶得了非常逼真的梦境感。陈升在赴镇远的旅途中闯进了“荡麦”这样一个虚构的空间，在个时空里，他重逢了已逝的故人，也和未来之人相遇。

时间的逻辑在这里再次遭遇挑战，打破常规，但这样的叙事方式却让每个都莫名熟悉，我们梦境的场所天差地别，可梦境的结构总如出一辙。

虽然影片以诗歌长短句的方式在铺陈，支离破碎的时间线和跳跃的思路却并不妨碍整个故事流畅的前进。毕赣刻意用非常鲜明的电影语言将空间做了区隔。凯里的镜头总是做圆周运动。在镇远，则是冷峻的固定静止镜头。在麦荡，则是那个著名的一镜到底。

黑黢黢的影院里，几乎所有人都在等待那个被反复讨论的长镜头。这个42分钟的长镜头，一共拍摄了三次，实际上拍了60分钟，最终选择是第一次拍的素材，机器是5D Mark III，一共是3个摄影师交替完成，两辆摩托车，分别搭载摄影师和录音师。这个载入电影史册的镜头，配备简陋得有些过分。但有一个非常精巧的安排是，这个在技术上一刀未剪的复杂镜头在叙事上横劈竖砍，实现了对时间最彻底的解构，并且完成了在“荡麦”时空的完整叙事。在扭曲的时间线里，主角陈升完成了太多无法触及的心愿。

影片始终在探索关于时间的可能性，毕赣说“是电影让我变成科学家，去探索时间是什么样子的，去追忆以前的记忆是什么样子的，可以带上幻想。时间是什么样的？时间就好像一只隐形的鸟，我能看见它，但我怎么样让大家也能看见它。我需要一个笼子，把它关起来。这个笼子就是连续的、完整的时间和空间，就是那个长镜头”。

在荡麦的人匆匆忙忙要赶去凯里，而来自凯里的人急切地在荡麦寻找失去的种种。最终主人公陈升抵达了镇远，完成了现实里的交付和错过。但现实中的我们，其实很少再有能力置身这样的梦了。

《路边野餐》里，毕赣向观众展示了时间的各种形态，有时候是情节，有时候是道具，有时候是台词。在贵州山区反复出现的墨绿色镜头里，我们一次次被时间的异形惊艳。除此之外，《路边野餐》中隐忍而丰沛的情感，冷峻到极致的浪漫，以及谈论生死时的平和冷静，种种细节也让你很难相信，影片的导演还不满30岁。

有人说在毕赣的片子里看到了侯孝贤、贾樟柯、塔可夫斯基、阿彼察邦的影子，也有人说《路边野餐》的风格源头在《广岛之恋》《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无论如何，如果不是影片缜密强大而不失诗意的叙事，无法在一部电影的光影间意识到，时间可以如此随意自由地反复折叠展开。潮湿阴郁的黔东南，亚热带季风气候的背景之下，过去、现在和未来在现实空间凯里与虚构空间麦荡之间自由地来回穿梭。

这个寻常故事里吐露出时间最大的秘密：看似线性的存在并非一维。在一去不返的生命中我们常常揉搓着分秒，试着加快或者放慢时间的速度，甚至把它折叠翻转形成互文。

《路边野餐》的命名有些玩笑成分，这本来应该是毕赣的下一部作品的名字，也是苏联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一部科幻小说，后来由导演塔可夫斯基拍成电影《潜行者》。影片原先的名字叫《惶然录》，和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的一部作品同名。影片的故事内容跟这些没太大关系，改叫《路边野餐》，还是因为毕赣喜欢《潜行者》。

佩索阿在《惶然录》中，描述过这样的两种人：“有些人把他们不能实现的生活，变成了一个伟大的梦。另一些人完全没有梦，连梦一下也做不到。”《路边野餐》像是为这段叙述写下了最有力的注脚。

站在洛迦诺电影节领奖台上的毕赣说：“拍成这部电影之前，我曾打算在凯里的山里做一个爆破员了，感谢一切。”在凯里的镜头中爆破了时间的隔阂，使人间故事得以流淌的导演毕赣，又何尝不是和爆破员毕赣在凯里重逢。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