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和沈从文、萧乾、曹禺三位文人的交往

李辉或许是和老一辈文化大家接触最多的媒体人之一。他为巴金、萧乾、沈从文、丁玲、黄永玉等许多文化大家作传、编书。他于1982年毕业自复旦大学中文系，在1986年便出版了第一部研究巴金的论著。而巴金的《随想录》，恰也是在1986年正式出版的。

时间的巧合，或许正是李辉和巴金的缘分。

7月23日，李辉来到上海，受巴金故居之邀讲述“《随想录》中的那些老人”。《随想录》写了很多人——赵丹、黄宗英、胡风、老舍、沈从文、冰心、茅盾、叶圣陶、萧乾、曹禺......李辉笑言时间不及一一讲述，他选述了三位文人，这三人分别是沈从文、曹禺和萧乾。

为什么是他们？只因巴金曾在给萧乾的一封信中如是说：“我常说三十年代的朋友中有三个人才华超过我若干倍，他们是从沈从文、曹禺和萧乾。”

巴金与沈从文

李辉先从巴金与沈从文的故事说起。1923年，两个来自西南内陆的青年分别离开故乡，一个“北漂”，一个“沪漂”。这一年沈从文21岁，巴金19岁。

沈从文来到北京。想成为文学家的他得到了徐志摩的大力赞赏。而巴金呢，虽然他于1922年就在郑振铎的《晨报副刊》 上发表过诗歌，但无意于文学，立志做一名社会革命家、一名中国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

于是在1927年，沈从文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蜜柑》，巴金却离开上海前往法国巴黎，投身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

到了1929年，巴金却以一部发表于《小说月报》的《灭亡》在文坛脱颖而出。李辉认为，《灭亡》的创作与巴金参与在芝加哥被判处死刑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樊柯和凡塞蒂的世界性营救有关。“营救不成，巴金很苦闷。从此他不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那一年，沈从文已转战上海，创办《红黑》杂志和红黑出版社。

李辉说，两人在1929年都已成为文坛瞩目的新星，又都在上海。这或许又是一个时间的巧合。

有意思的是，两人的文章还同时在媒体上亮相。在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两人的名字或同一日，或同一版出现于《时报》。直到1932年，两人终于在一次饭局上见面了。

“饭桌上28岁的巴金和30岁的沈从文一见如故。”李辉说，虽然两人的政治、创作取向不同，性格不同，但却成为了好朋友。有一阵沈从文邀请巴金去北平家中做客，两人住在一起，各写各的小说。巴金主张感情就该发泄，沈从文却主张艺术要有节制。两人常有争辩，沈从文还批评过巴金的小说《沉沦》，但两人依旧关系融洽。

“但知己不是看顺境时的交往，还要看逆境时的交往。一个人在顺境中可能有很多朋友，但在逆境中的真朋友很少。”李辉感慨，沈从文与巴金的友谊，正是在对方身处逆境时最令人动容。

1949年1月，北京大学贴出一批声讨沈从文的大标语和壁报，同时用壁报转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全文。在 “完全孤立”中，沈从文几度崩溃，于1949年3月28日上午在家中划颈自杀，幸而抢救过来。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时，巴金被当选为文联委员，沈从文却未能获邀出席。“但巴金没有忘记沈从文。后来巴金每次去北京，就一定会去看望沈从文。”

等到“文革”爆发，巴金的灾难也开始了。李辉说，那时在文化广场召开的巴金批斗会是唯一一个在电视台现场直播的批斗会。1972年6月14日，就在巴金夫人萧珊动身去医院的时候，她接到了沈从文写给她的信。这封信令萧珊非常高兴，她对巴金说：“还有人记得我们啊。”萧珊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家。沈从文很担心巴金的生活，还写信宽慰他。

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在1985年，巴金到北京参加现代文学资料馆的开馆活动，依旧专程看望沈从文。李辉提及一个细节，当时楼房停电，八十一岁的巴金坚持爬楼梯去沈从文家。“此时的沈从文已经中风，言语不多，两人默默相对，胜过千言。”

巴金与曹禺

曹禺因《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作品闻名于世。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些作品都是由巴金推出发表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巴金慧眼识曹禺，并且当时就把曹禺和作品与鲁迅相提并论，认为曹禺之作可进入文学史。李辉说，巴金可谓曹禺最早的真正的知音。

而且，巴金对曹禺既不吝啬赞美，也不犹豫批评。在写给曹禺的信中，巴金曾直言：“你有很高很高的才，但有一个毛病，怕这怕那，不敢放胆地写，顾虑太多”。

“这就是好朋友。好朋友可以直接地说出你的弱点。”李辉感叹。

1984年4月11日，纪录片《巴金》在巴金诞辰八十周年之际开播。曹禺参加了那天的看片，他即兴发言，谈友谊，谈电影，谈得最多的是于“文革”后写作《随想录》的巴金。曹禺肯定巴金的独立思考和提倡讲真话，忽然，曹禺的声音高亢许多：“与巴金相比，我简直就是一个混蛋！我简直不是人！”

“巧的是，巴金写《随想录》，一开始就与曹禺有着直接关联。”李辉谈及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讲述日本妓女阿琦婆故事的《望乡》成为在中国公映的三部日本电影之一。当时有国人指责该片是“黄色电影”，还有主张禁播的。巴金于此时公开表示反对影片删减与禁演。

巴金刚写完《随想录》的第一篇《谈<望乡>》，曹禺便从北京来上海，向巴金讲述了《望乡》的相关内幕，促成了巴金写下《随想录》的第二篇《再谈<望乡>》。

“而《随想录》的最后一篇，依然和曹禺有关。”李辉说，1998年年初，他去看望巴金。巴金说他正在写一篇怀念曹禺的文字。与其说“写”，不如是“说”。当时巴金只能口述，由女儿记下再作补充。巴金本还想着再写一篇纪念郑振铎的文章，可还没完成便与世长辞了。

“这样，《怀念曹禺》就成为巴金最后完成的作品。《随想录》系列写作就此画上句号。”

巴金与萧乾

李辉最后说起的，是以翻译《培尔·金特》将西方现代派戏剧引进中国的萧乾。

萧乾和另一位翻译大家叶君健在“反右”期间结了怨。1980年4月，萧乾写下一篇《猫案真相》，公开他与叶君健的恩怨。文中说“对于会上（批斗会）出于善意或是恶意，出于义愤或为了表白立场而揭批我的人，无论与事实有多大出入，甚至颠倒黑白，我都是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唯独对于儿童文学家叶君健先生那天的揭批，当时我吃了一闷棍，至今不能释然。”

而巴金，也因此向萧乾去了几次信，劝其大量些：“那是很小的事”、“那件事就到此为止吧……来日无多，要善于利用，不要为小事浪费时光，我们已经浪费得太多，太多了”、“有时，器量大总比小器好”……

也正是在一次信中，巴金说起那句“我常说三十年代的朋友中有三个人才华超过我若干倍，他们是从文、曹禺和萧乾”，下一句则是“因此我希望你（萧乾）在作文和做人两方面都更深沉些，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些。”

巴金的话对萧乾起了作用。1986年，萧乾写了一组《文革杂忆》的稿子交由李辉发表。在信中，萧乾明确表示这一次不写自己的遭遇。

等到1997年，李辉请萧乾为第四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题词，已在病中多时的萧乾二话没说在一张信笺上写下这段话：

“我一生最大的幸运之一，是在三十年代初在北平海甸结识了巴金，七十年来一直保持友谊。如果不是这样，我一生会走更多的弯路。沈从文教我怎样写文章，巴金教我如何做人。可惜我不是个及格的学生，一想到他，我就惭愧，感激。”

“我相信萧乾那时写下这段话的真诚。”李辉说，巴金未必完美，但他在文坛上没有是非，受人尊重，“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大度的人。他对历史的反思超越了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