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月之谈“上海人四变”：开放和移民形成上海文化的积极面

“上海人四变”讲座现场。

上海人什么样？地域帖中的高频词有：物质、精明、排外、好面子……

其实，“上海人”的内涵本身就历经四变：1843年以前的上海人主要是籍贯意义；1843年以后、1949年以前的上海人绝大部分为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没有主客之分，其特征主要为大城市人，与乡下人相对；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8年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上海人变成那些具有上海城市户籍的人口；等到改革开放以后，上海人结构再次发生巨大变化，文化特征亦随之而变。

7月23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复旦大学上海史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熊月之做客上海图书馆，分析“上海人”内涵的历次变化，开讲“上海人四变”。

从强悍到文雅

在熊月之看来，上海人的第一次重大变化发生在宋元时期，具体标志是上海建镇和设县以后。

上海第一次独立的行政建制是在唐朝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建立了华亭县，政府所在地是今天的松江区。之后过了500多年的时间，到宋朝才开始建镇。到了元代（1292年），上海才开始建县。

“建县以前的上海不是单独建制，没有专门史料记录之前的上海人。但当时上海属于吴郡（今苏州）的一块范围，看当时的苏州人就知道当时的上海人。”熊月之说，当时的苏州人跟今天的苏州人很不一样。“他们刚强凶悍，一言不合就要抡拳头，盛行‘五月斗力之戏’。而上海人也是性格非常强悍的人。”

“可是到宋元之后，上海人变得文雅、不动武、好读书。”为什么上海人在宋元时期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熊月之分析，上海在建华亭县后的500多年时间相对和平安定。反观外部尤其北方，在那五百多年时间里因中国政治舞台更迭，战乱不断。这导致北方人口南迁，上海亦有很多北方世家大族迁入。

上海靠近海边，原来的居民大多从事熬盐打渔，文明程度并不高。但北方来的人有很好的文化教育背景，这使得北方来的人在这个社会占有较高的地位，也造成了上海社会对外来人口比较宽容的局面。“这是上海社会与众不同的特点。反观其他人口密集地区，大多是‘本地人发展好，外来人在本地人的影响下过日子’。”

伴随上海人自身变化的，还有上海的人口与经济。“上海建县时人口主要在今天的松江青浦等地，之后上海人活动范围随着土地扩大不断地向东移。唐朝华亭县建立时，整个县大概10万人。宋代建镇时，包括整个华亭府范围和今天上海（不在华亭府范围）的范围，人口一跃至120万人。”

熊月之表示：“一般说来一个地方建县都是因为经济发展、人口增多、有管理方面的需要。但是上海县和上海镇的建立主要是为了海上运输发展的需要，这与其他地方不同。”

南宋都城在临安（今杭州），元朝的都城在元大都（今北京）。元灭宋后，都城需要南方调运粮食北上。以前运粮是走隋朝开凿的京杭大运河，可因为不断的战争导致运河不通，临安的粮食要运到元大都就需要一个海洋通道。

对元朝政府来讲，南粮北运是大事。熊月之说：“之前上海仅是一个镇，松江仅是一个县，要管理南粮北运，级别太低。元朝就把松江和上海级别提高，让当地自己管理漕运。因为漕运，上海的命运跟海运联系起来，上海的地位也由此提升。”

除了海运发展，上海这一带的人也被鼓励发展经济，其中盐和棉花发展最快。“这两个东西有一个特点。光靠这两个不能生活，你必须卖出去，因此刺激了商品经济。你要买粮食和其他日用品，必须跟别人商品交换。所以商品经济对上海人有天生的刺激。”

开埠后多元开放，文化抱团

上海人的第二次显著变化则源于五口通商后的上海开埠。开埠不到十年时间，上海的贸易量就超过了广州。

熊月之认为，这其中很大的原因是上海人与广州人对外国人的态度不一样。“很多外国人到上海后写信回去，他们说上海人的语言和广州人的语言像来自两个国家一样，行为方式也不一样。‘广州人看到我们，当面吐唾沫、背后扔石头，很不友好。上海人不一样，对我们很友好。他们主动跟我们交易，用鸡蛋跟我们换东西。上海人不排外，愿意跟我们合作。’”

那又是什么因素造成上海人对老外的友好？熊月之分析，一个重要原因是上海人对待“外国”有一种传统，二是上海人重视生意，他们觉得“和国内外地人做生意”与“和外国人做生意”没多大区别。

上海在1843年开埠时，城市人口不过20来万，在全国城市排名12位。1900年后的数据则呈现跳跃式增长：1900年超过100万、1915年超过200万、1919年超过240万、1949年超过546万，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城市。“其中85%以上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国内移民中排在第一的是江苏，第二是浙江，然后是福建安徽广东等等。此外还有国际移民，来自58个国家和地区，最多时超过15万人。”

2014年8月11日，一位八零后上海女孩开办的老上海怀旧博物馆。  东方IC资料图

“当时的政府管理不像我们今天熟悉的管理模式，有街道、居委会，有什么问题可以一层一层向上反映。当时的上海由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组成，三地各有各的政府、法律和管理方法。各地的人来到上海，没人管你，你有工作、有饭吃就能留下来，没工作、没饭吃那就走人。”

熊月之说，那阵子人们很靠老乡和亲戚朋友。“同乡会非常要紧，叫做会馆、公所。上海在晚清有56个会馆，到民国时有256个。这种会馆实实在在起了作用。一个人不守规矩，巡捕问你什么地方人，不是要把你送回去，是要找你这个地方人的老大。苏北人就找顾竹轩，浦东人就找杜月笙。”

当然，各地的人也带来了各地的文化。各种文化抱成小团，这使得上海的文化变得很多元。“越多元的东西，越能够促进城市文化的繁荣。不同的文化对提升上海人的文明程度很有帮助。”

上海人的第三次重大变化在1949年以后，紧跟着上海本身的变化：原来上海以商业为主，工业其次，但1949年后的上海发展成工业城市；原来上海是一座外向城市，很多东西“外国来外国去”，但1949年后变成主打内销；原来上海的人口是流动的，有400万到500万的流动人口，但1949年后，尤其是1958年后，上海人口由动变静，有人想流进上海，可谓“千难万难难于上青天”。

“上海人的含义变成了‘有上海户口的人’，这和原来很不一样。”熊月之如是说。

不仅如此，上海的区域范围变得很大。1958年，国务院批准从江苏、浙江划了十个县到上海，其中就包括不久前才“撤县改区”的崇明。

“如果没有划进来这十个县，上海就是内环线里面的一点点地方。”为什么要划？熊月之说，上海这么大的城市要解决蔬菜问题，可自身没办法解决，当时领导便向中央报告这个问题，否则难以实现“工业中心”、“科技中心”。所以到了1958年，中央分两批把十个县划进上海。当时中央有一句口号：“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

上海又是怎么支援全国的？熊月之表示，其中很显著的一项是“输送人才”。

2014年6月14日，上海，一场“海派文化·弄堂风情”展演活动在四川北路的“大德里”弄堂举行。  东方IC资料图

“1949年以后，尤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一共设了156个重大项目，有的在东北，有的在内地，没有一项放在上海。因为当时在朝鲜打仗，沿海是战争危险地区，重工业要建设到内地。但技术人才还必须要上海输送，上海为支援这156个项目以及后来的项目，一共向内地支援人才100多万。”

“上海对全国的支援是很大的。为什么后来一些上海人的心态有了变化？因为他们很多人觉得，那时导弹原子弹卫星等关键技术都是上海技术人员提供的，那时外地人如果能买到上海凤凰牌或永久牌自行车比现在买一辆宝马神气多了，那时外地人到上海买肥皂、大白兔奶糖、白砂糖，都是用蛇皮袋子一包一包背到外地送人。”熊月之说，可上海的交通问题、住房问题也有了，这变成上海人的矛盾，“在心里他们觉得自己很能干，贡献那么多，回到家一看那么小的房子要住五六家。在那个情况下，怨气和傲气二重奏在上海人身上出现了。”

“外地人看上海人很小气，说上海人排外，也和这有关系。”

正恢复移民老传统

第四次变化，其实正在当下。“改革开放以后，怎么解决住房问题、交通问题、污染问题，都是每个人亲身经历的。上海户口怎么样一步一步地开放？到去年上海人口是2480万，其中有1000万是新上海人。”而即便是这1000万之外的“老上海人”，如果论籍贯，85%也是外地来的。熊月之认为：“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正在恢复上海的移民老传统。”

2016年2月22日，上海，游客们正在豫园赏灯。  澎湃资料图

从唐朝建立华亭县到元朝建立上海县，从1843年上海开埠到现在，上海的城市发展有没有一以贯之的东西？熊月之的回答是“有”，那就是“开放”。

“‘开放’造成上海这个移民城市的特点。有开放和移民，就会造成上海文化很积极的一面。今天的上海在全国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这和上海的人口结构、四次变化，和上海的传统有很大的关联。上海只要保持开放和移民的传统，上海的活力会越来越发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