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40周年|严时汾等：建工牺牲了两位援建队员

【编者按】

7月28日，是唐山大地震40周年。

1976年，那个特殊的时代，尽管那是一次官方通报7.8级，实际为8.2级的大地震，但当时拒绝一切外援，也拒绝一切人民群众自发的内援。参与抗震救灾的人不许拍照片，因此，那段历史显得尤为珍贵。

在唐山大地震40周年之际，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主持下，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陆联合上海文化出版社，共同出版了《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口述实录卷）。课题组历时半年，采访了近百位参与唐山大地震救援的医疗、工业、建筑、规划及解放军指战员，讲述他们救援唐山的过程及亲历的多次余震。此外，也采访了众多当时地震中的幸存者。

上海文化出版社副总编辑罗英在回答编辑这套书最大的体会时给出的答案是：我们面对生命的态度是什么？唐山人民，上海救援者给出了同样的答案——人性的光辉是生命高于一切。

金大陆在后记中写道：唐山一震，举国惊叹。上海的“工农兵学商”戮力同心，众志成城，前赴后继地奔向唐山——为救死扶伤，为重建家园，奉献出了上海人民的大勇和大爱。

然而，四十年了，属于上海人民的光荣和骄傲的这一页，却因种种非常的原因，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掘和整理。今天，我们以城市记忆志愿者的身份站出来，通过口述采编、史料选编、影像汇编等，不仅为这座城市留驻这段特殊的历史，更为发现当年的感动……

以下口述选自上海文化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口述实录卷）：

口述者简介：

严时汾，1950年6月生，中共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76年10月加入机施公司唐山抢险队，参与唐山开滦煤矿机械制修厂震后排险和重建工作。

许建强，1951年8月生，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1976年10月加入上海一建唐山抢险队，担任青年突击队队长，参与了唐山开滦煤矿机械修造厂震后排险和重建工作。

采访人：金大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何连成(上海建工集团党办主任、宣传处处长)、刘超(上海建工集团党办秘书)、冯斌超(上海建工一建集团团委副书记)、李露(上海建工机施集团党办宣传干事)、张鼎(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综合科科员)、王文娟(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

整理：张鼎

时间：2016年3月24日

地点：上海建工集团A座1002会议室

严时汾：小青年朱国富的牺牲对我是刻骨铭心的

唐山发生大地震时，是中国最说不清楚的时候。记得最早赴唐山救援的，是解放军和医疗队。我们上海建工局机施公司第一批先遣队10月上旬就去唐山了。我们去的目的是帮助当地进行工业厂房的排险和修建加固、重建。当时公司接到了援建任务后，向大家作了动员，原则上是自愿报名，领导批准。

说来也巧，今年是唐山地震40周年，也是我从事技术工作40年。我是1976年5月开始从事技术工作的。我当时属于施工组内的技术人员，整个组就我这么一个刚进去的年轻人。平时工程实践的机会不多，正好可以通过赴唐山参加工程援建，在艰难的条件下，增长一些实际的技术知识和积累，便主动报名参加了。

另外，与我同行的还有同组的一位老同志王大年，他已是一位颇有建树的资深技术人员了。许多成果都出自于他和他的同事之手，如：2－6t塔吊改造成30t塔桅起重机引起当时国家建工总局的高度重视，召开了全国性的现场会，并列入了当时建筑机械的系列，另外两个项目也分别获得了1978年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奖和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奖。王大年在去唐山前，提出要带一个助手，我就是作为他的助手跟着过去的。

公司专门建立了赴唐山工作组。工作组组长是周汉章，公司抓生产的革委会委员，相当于现在主管公司生产的副经理。工作组的其他成员，除了我和王大年，还有姜俊、樊孝云和机施一队的领导张克楚、汤士杰等。另外，机施一队先调遣了两台15t履带吊(当时公司的主力设备)和一辆4t交通牌卡车，还派了102和105两个起重小队和吊车、汽车司机。

我们动身去唐山是在上海北站上的车，第二天早晨7点左右到达天津西站。公司的先头部队派了卡车来接我们，记得在路上还经过一座舟桥，估计是解放军为了救灾架设的。

当然，这次地震造成那么多人伤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跟地震的等级有关，第二跟唐山的人口密度有关，还有就是从建筑专业的角度说，跟当时房子的建造结构有关，这种空心楼板真是“要命板”。地震时，这种楼板砸下来，在楼上面的人或许还好些，对于下面的人来说就是灭顶之灾。

我们到达唐山的时候，生活条件已经比较好了。先到的人已经建好了临时住所。因余震不断，所造的房子也考虑了抗震的要求。房屋的骨架是轻钢结构的，屋面是三角顶的轻质石棉瓦，墙面是里外两层纤维板，既抗震又保温。宿舍兼办公室是四人一个房间，两边两个双人铺。出于防地震的安全考虑，双人铺下面睡人，上面不睡人。据我们了解，先到的一批人连这种房子都没有，都是住在帐篷里。

在唐山的工作是比较艰苦的。冬天的唐山确实天寒地冻，我在上海是从不穿棉袄棉裤的。记得唐山刚转冷时，我就穿了一条线裤，再套上工作服到工地去，马上就感觉膝盖被冻得隐隐作痛，只得回宿舍老老实实把发的棉袄棉裤穿上了。

吃的方面我只是多带了点大蒜头，主要是为了杀菌，增强抵抗力。还带了几瓶辣酱和两条咸鱼，是对付吃粗粮的。我们去的时候，食堂已建起来了，但供应的东西十分有限，每顿几乎就是白菜，一个星期偶尔有一次猪头肉，但必须早点去，晚些可能就没了。我去的时候饭量是三两米饭，到了唐山以后饭量蹭蹭直升，不久半斤下肚一会儿就觉得肚子饿。原因一是副食品确实比较少，另一个原因是人体的饥饿指数也伴随着期望值和劳动强度的增加在增长。当然，这段时间是短暂的，大概到唐山的一个多月后，总包一公司想了很多办法，利用装运工具、材料的卡车顺便从上海带来了很多副食品，条件就改善了。

我们的党支部副书记及几个老同志，跟当地的工人和干部交流比较多。条件虽然艰苦，有时也邀请他们到宿舍喝喝酒、聚聚会，用自己从上海带过来的东西招待他们。有时我们在工作或者生活中有不便的地方，他们也是非常热情地提供帮助。

我们援建的项目是开滦煤矿机械制修厂，距离唐山市中心大约一二十公里的路程，地震破坏程度也是比较严重的。我们的生活区就在这个工厂的围墙外。到达后我们先到厂里逛了一圈，有的厂房外观还看不出有什么大的破坏，有的厂房已成了残墙断垣。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两条：第一是拆除排险，第二是修建、重建和新建。地震中，这个工厂的很多厂房遭到了破坏而并未完全倒塌，有的屋面坍塌了一大块，损坏的构件还半悬在空中，有的墙面已倒塌了一半，留下的也是摇摇欲坠，满布裂缝、裂口，拆除工作充满了不可预见性和极大风险。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当时在王大年的指导下，我们专门设计制作了专门用于拆墙的“拉墙器”。这种“拉墙器”有一个很深很坚固的开口，拆墙时，把“拉墙器”的开口从墙顶插入，开动吊车拽拉预先固定在“拉墙器”一边的钢丝绳，“轰隆”一声就可以拉到一大片墙体，工人不用上去挂钩操作，既高效又安全。对于那些不能用“拉墙器”拆除的残墙，就采用“锤击法”。吊车拎着重锤，挥舞巨臂锤击残墙。拆墙还不是最危险的活儿，更危险的是，拆除受损的屋面结构。拆除受损的屋面像动大手术，先要对它进行“体检”，检查其存在的隐患，排除那些悬挂在空中的构件。

春节前约有三个月的时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排险，拆除破损的厂房。只有金工车间的厂房，是在第二年的五月份拆除的。就是在这一时期，我们在拆金工车间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从外观上看，这个全部混凝土结构的车间损坏得并不严重。这一天，在拆一块屋面板时，上面一共四个人，每个人负责挂一个点的钩，一个人指挥。就在人刚踏上去的时候，这块屋面板“啪”的一声就从中间断裂开了。指挥者的身体重心在里面，他把脚一收，没有掉下去。其他三个人正在挂钩，重心是朝外的，就跟着屋面板一起掉落下去了。这三个人中，伤势相对最轻的是孙冬林，当时他的脾脏大出血，马上被送往医院诊治，把脾脏拿掉了。有一个同事韦修林，掉下来后休克，颈椎压缩性骨折，那时镇上有一家抗震医院，是上海岳阳医院派出的医疗队组建的。韦修林在这个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一个星期处于不省人事的状态，不断地说胡话，头上被打上了两个洞，配了支架牵引，病情稳定后，送回上海继续治疗。最悲惨的是，掉下去的小青年朱国富，当时的年纪不过十八九岁，大概是第一年进公司。他摔下来的时候，下面正是一个钳工平台(钳工师傅在上面划线作业的钢平台)，人掉下去就没有声息了(哽咽)。

其实上去的四个人中，本可能应算我一个的。因为在那里做施工技术准备，工作量不是太大，我有空余的时间，经常到102小队劳动，高空作业的四个人中经常有我一个。那天我正好到唐山市中心办事不在现场，小队里上高空就少了一个人，这个小同志自告奋勇地说：“我上去吧!”所以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他是顶替我的，每当想起内心感觉十分酸楚(哽咽)。在这以前春节期间我们回上海一趟，唐山工地的临时团支部书记杨怡林和我去做家访，也去了他的家。他父亲的年纪已很大了，估计是老来得子。不知他的离去会给老人家带来多么巨大的伤痛。他牺牲后，工地上为他做了个木盒子，当晚把他的遗体运回了上海。这件事情，特别是对我来说，确实是刻骨铭心的(哽咽)。

我们的第二项任务是修建新建厂房。新建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老的厂房，要把上面的盖子拿掉，重新加固建造。另外一种就是在平地而起建新厂房。根据抗震的要求，重建、新建厂房的屋面都改成了轻钢结构的了。钢屋架、钢支撑、钢檩条和木板油毡石棉瓦的屋面。我们给这个厂建造了好多个车间，还帮他们盖了一些如幼儿园一类的生活设施。我当时是第一次做施工平面布置图。因此比较认真地，在图纸上一笔一笔地画柱子，进行平面布置。一公司107队的主任工程师，一个“老法师”级的人物，看见了打趣地跟我说：“小严，这些构件随便怎么放都是没问题的，你画得这么认真干吗?”其实就是这些有限的工程实践，使我有了对结构吊装专业最初的认知和积累。现在我可能也是年轻人眼中的“老法师”了，如果没有当年唐山的工作实践，没有一点一滴的积累，可能也不会是现在这样。

其实，每个参加唐山援建的单位派出的都是“精兵强将”。这些厂房是机电设计院负责设计的。其实从规模来说，机电设计院在唐山承担的任务并不是一个大工程，但他们对唐山地震的灾后救助非常重视，也精挑细选派出了两名很资深的结构工程师赶赴唐山，他们一个叫张连生，一个叫曹国雄。当时国内的设计院是结构工程师一统天下的局面，他们俩也是在行业里面说话是很有分量的。

我对土建公司的印象比较深刻，一个是当时一公司的工作组组长施少康，也是抓生产的革委会委员。他的职业生涯从混凝土工开始，到后来走上了领导岗位。另一个接触比较多的是计划员钱培(后来曾是一、二公司的经理和上海建工的副总裁)。他们两个人经常会来我们宿舍，坐在一起商量工程的事。

春节过后，我们就开始启动新建工程。北方冬天日短夜长，夏天日长夜短的现象比上海更明显。为了加快进度，我们常常是白天干自己专业的工作，进行厂房结构的吊装，晚上趁天黑以前又义务加班，为土建单位吊运木板、油毡等屋面铺设用的材料。一切都是出于自愿，一切都是心甘情愿，为的是唐山重建和与家人的早日团聚。

我大概是第二年的6月中旬回上海的，在唐山共待了近八个月。“四人帮”粉碎以后，上海公司的生产活动逐渐走上正轨，点将要周汉章、王大年回上海，作为王大年的助手，我也就跟着提早回到了上海。

许建强：天寒地冻，上海去的工人们很不容易的

严总(严时汾)他们机施公司条件好，属于机械化部队。我们上海建工土建公司等于步兵。他们去的人估计只有50多人，我们去了整整两个工程队，加起来有1000多人呢。

我们工程队去唐山很简单，好像没怎么动员。因为我们队伍的性质本身就是流动的，常年在全国各地跑，“文革”时期就参与小三线、大三线的建设。所以，唐山发生地震了，单位通知让你去，根本也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事。当时我女儿只有两三个月大，这也不能当作不去的借口，是必须去的。当然，实在是有非常特殊困难的，经过领导批准，才可以留下来。

我们坐的是13次特快列车。傍晚上车，第二天早晨到达天津。当时已是11月份，天气很冷了。随后继续乘火车往唐山。我们土建公司也是小部队先去，他们比较辛苦，先住临时帐篷，以最快的速度把住房子搭建起来。北方的房子和南方不一样，它里面全部都是通暖气的，唐山最冷的温度也要零下二十几摄氏度呢。房子搭建起来以后条件还是可以的，浴室、食堂之类的硬件都有了。

在开滦机修厂的重建工作真是很艰苦，地震后有些厂房虽然没有坍塌，主要支撑的柱子根部已发生移位，把它恢复到原位是不可能了，只能在原来的地方重新做个基础，然后由上海机施公司去排险。当时条件不是很好，挖土都是靠手工的，因为天冷是冻土就得先烧柴火，烧融一批挖掉一批。根据北方人的习惯，冬天一般都不干室外的活了，我们不能不干，有任务就得赶紧安排，任务下达后就得拼命干，只有干完了才能早点回来。那时候都是用汽车搬运柴火，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把柴火集中起来烧，把冻土融化掉后就一点点挖下去，天寒地冻，上海去的工人们很不容易的。

刚到唐山的时候生活也很不习惯，卫生环境很差，不知道是水土不服，还是吃了什么东西，整个工地几百号人拉肚子，然后都去吊盐水，都到医院已经不可能了，医生就直接到宿舍里为工人们吊盐水。他们(严时汾等)春节还回上海了，我们都没有回去，工作目标也很明确。晚上大家不用动员，都主动去加班，大家认为这些都是自己分内的事，一定要抓紧时间完成。各班组回去也是有先有后的，谁先做好谁先回来，所以没有人落在后面。同时大家也不讲报酬，反正一天补贴一角七分，加班了就是两角七分吃夜餐，什么调休、加班工资都没有的。吃的东西全部是上海运过去的，一点咸肉、一点米，当地早上是吃窝头的，还有大白菜，整个冬季都是吃这个东西，第二年开春的时候才有了改善。

我们工业救助唐山，做排险、修复工程，大部分都是靠人力的。不像后来援助汶川地震时，推土机、挖土机等大型机械都用上了。其实，我们国家运用大型机械设备进行工程建设，是从宝钢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宝钢建设是中国建筑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无论是设备上还是技术上，都往前跨了一大步。

非常可惜的是：我们工程队在救援唐山的工作中，也牺牲了一木工。他是个年轻人。

（原题：“上海建工的功与痛——援建唐山侧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