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教授、《英汉大词典》前主编陆谷孙去世，享年76岁

7月28日下午1时39分，英汉大词典主编、著名翻译家、复旦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陆谷孙先生在上海新华医院去世，享年76岁。据复旦大学方面的消息，陆谷孙先生的追悼会将于8月1日下午2时在龙华殡仪馆举行。

陆谷孙一生从事英美语言文学的教学、研究和翻译工作，专于英汉词典编撰和莎士比亚研究。由陆谷孙教授主编的《英汉大词典》是我国独立研编的最大的一种英汉词典，这部词典跳出了多年来双语词典编纂以外国某一部词典为蓝本的编译套路。1991年两卷出齐后，词典规模达词条20万，共5000页，近2000万字，畅销数十万套。

陆谷孙先生曾说，他觉得编词典就像做厨子，受不了做饭做菜的热气，就不要轻易进词典编纂的厨房。对于这一被英语词典鼻祖约翰逊称为“无偿劳作，虽成无荣”的工作，陆谷孙一做就是30年。

这两三年，陆谷孙教授的身体一直不是太好，但在2015年8月19日的上海书展上，由陆谷孙教授主编的《中华汉英大词典（上）》举行了首发式，陆教授亲自来到现场，做了一个简单的发言，内容依然和他的词典编撰理念有关。

关于怎样才是好词典，他说，如果买到或者需要一本汉英词典，不妨去试试——查十个词，皆有，或者十之八九个都有，“我觉得这本词典基本就非常有用了。十个词里，两三个才有，其他的没有，那别买了，这本词典没什么用。”

在发言的最后，陆谷孙教授对着大家说，“我已经这把年纪了，刚刚毛尖讲到祝我健康，大概健康是不大会了，只能祝我‘亚健康’、‘勉强健康’、‘还过得去’，明年别来了，太太平平在家里面养老吧。这才是真话。”“我觉得应该着眼于未来。包括我们的领导们，明年千万不要再找我过来。”今年的上海书展又要开幕了，如今再回想陆教授在去年上海书展上讲的这几句话，竟一语成谶。

当时，陆谷孙教授还表示，今后要把《中华汉英大词典》的编撰工作托付给赵翠莲、万江波、沈园几位。其中，万江波和沈园是复旦大学外文系的年轻学者。当时，51岁的执行主编之一赵翠莲坐在台下，眼眶有点泛红。而在几年前，他已经把《英汉大词典》的编撰托付给了学生朱绩崧。

陆谷孙教授在上海有个“老神仙”的雅号，朱绩崧说，这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一个编辑起的，“或许有时陆老师给人的感觉确是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从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首任院长的职位上退了下来，他更有理由对文山会海说‘不’了。这两年，每当我拿着某些所谓学术机构的大红烫金邀请函，去他‘洞府’（老宿舍楼底层，采光欠佳）领‘法旨’时，他总是慢悠悠，笃姗姗，抽出一根硬中华点上，等烟浓得要他眯上眼时，才吐出一句‘我看还是算了吧，侬去帮我寻只理由——这样，就讲我去美国探亲了！’”

在复旦，陆谷孙教授曾经也是“暴走族”，在腿脚尚健时，有着固定的散步路线：过邯郸路，从正对国顺路的2号校门进入复旦本部，经光华楼西侧，上“本北高速”，绕相辉堂草坪，至燕园，自正对国权路的校门而出，一程下来，耗时约40分钟。

在熟悉陆谷孙的朋友和读者那里，陆先生还是一名“愤老”，朱绩崧说，陆先生看书看报看网络，路见不平，挥笔相助是肯定的，其“愤”的烈度自然可以想象。他曾开博客，一度每周一两篇更新，时常点评时事。

“我父亲就是这样子。当时看不惯的那些事情，国民党不败天理不容。”陆谷孙教授在一次访谈中说。

父亲陆达成是对陆谷孙影响最大的人。当年陆达成从浙江余姚出来到上海来读书，上的是法国人的教会学校中法学堂，中学六年读法文，后来在法国人手下做事，在陇海铁路做实习生，帮比利时人做翻译。期间还向法国刊物投稿。陆谷孙曾说，父亲投稿的目的不在稿酬（他清楚记得，当时稿费为每页两块），而是为“一雪未上大学之耻”。

1940年，陆谷孙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余姚。 “我出生于日占时期的上海中行别业（旧中国银行的员工宿舍，近万航渡路623弄）。因汪伪储备银行某科长遭暗杀，日伪对中国银行实行报复而扫荡中行宿舍，我家遂匆匆搬离，迁入建国路合群坊。”陆谷孙曾回忆说。

从很小时候起，父亲开始教陆谷孙看图识字，用的教材就是当年他中法学堂的奖品《拉封丹寓言》；稍后又教《三字经》、《百家姓》、《对子书》等，督促背诵唐诗，还讲《最后一课》等爱国故事。

陆谷孙曾回忆说：“除了写字，就是小和尚念经式的背诵。”“父亲每晚开讲故事，大多是法国文学中故事性较强的作品，如大仲马的《侠隐记》（即《三剑客》）、《基度山恩仇记》和雨果的《银烛台》（即《悲惨世界》）。”

陆谷孙与父亲的感情和关系非常特别，他说父亲是个非常骄傲的人，但却一贯秉持“以学为先”。

2014年，他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曾这样回忆父亲：“1949年，上海解放，别人都从上海逃亡香港，父亲则从香港返回上海。父亲那时的老板是后来香港特首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父亲无法忍受身边的人们在麻将桌上聊度余生，于是向老板提出辞职。董浩云当时还特地从公司总部东京赶到香港挽留他。这算是很大的情面了，还是没留住。回上海不久，父亲又去了北京的中科院工作。”

“1980年我到美国，碰到了董浩云，他操着宁波口音说，小陆先生我想送你一样东西，你就拿你爸的中国航运书留我做纪念。我当即说不要。事后他写信给我说，达成先生家风不灭。”

在一次访谈中，陆谷孙曾说，父亲对他最大的影响是“尊严”，还有就是，陆谷孙铭记父亲的教诲“读书无论如何是第一的”。不过陆谷孙曾说，自己并不是父亲最喜欢的儿子，因为自己念书没有父亲的过房儿子好。陆谷孙还记得，父亲去世后，在父亲的保险箱里找到的不是什么财宝，而是自己学生时代的成绩单 、写的检讨书。

“但我一直想做个父亲的好儿子，以长驻记忆的父亲的修身言行，当作绳墨，努力‘克隆’出一个无愧于他的儿子来。”陆谷孙曾在一篇回忆父亲的文中说。

从本质上说，陆达成是个文人，归宿不在商界。1952年北上，从香港回到上海后，陆达成1956年应聘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当时社会科学院尚未分立）哲学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法译汉的工作，一直做到1962年陆谷孙大学毕业。在陆达成看来，历史使命已经完成，退休回上海。遗憾的是，三年后的1965年，陆达成就突然离世。原本陆谷孙还想向父亲学习法文。

陆达成学的是法语、做翻译，这对陆谷孙之后选择语言专业也有很大影响。陆谷孙中学六年学的是俄语，1957年，17岁的陆谷孙考上了复旦大学外文系，从零基础开始学英语。

1965年，陆谷孙硕士毕业，被分配在外文系留校。紧接着的“文革”中，陆谷孙作为“逍遥派”，忙着看各种书。1970年，陆谷孙在家庆祝女儿满月时，两名红卫兵闯入家门，将其押送到长兴岛劳动，理由是陆谷孙为“裴多菲俱乐部”成员。一个多月后，陆谷孙因为出身清白、没有海外关系和反动亲属，得以释放。

就是在这一年，陆谷孙进入了由工宣队领导的《新英汉词典》编写组。

编撰《英汉大词典》时用的卡片

编撰进度表

词条

当年的宣传单

2014年，陆谷孙教授曾向澎湃新闻记者回忆起编《新英汉词典》的伊始：“要遵循几点，比如赤脚医生好，‘五七’干校好。美国的帝国主义和苏联的修正主义一定要批判。领导会拿着个小本到编写组问，你们看，批判到百分之几啦？美帝苏修的批判句子比例要大致持平”，“后来排字已经排成样子了，我们看这个字典实在没用，于是决定偷偷地‘救’这本书。”

1975年，《新英汉词典》面世。尽管词典中有不少“中国式英语”和“政治英语”，但外媒还是通过这部词典注意到了中国的变化。

同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大型英汉双语词典编撰工程启动。

《英汉大词典》是1975年国家下达给上海的重点科研项目。同年5月，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工作期间，国家出版局在广州召开了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会议上确定由上海承担编写、出版规划内最大的双语词典《英汉大词典》的任务。同年8月，周恩来总理抱病签发了国务院（1975）137号文件，正式下达辞书编写任务。

1976年3月，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师范大学（上师大和华东师大合并时期）抽调16人，成立《英汉大词典》筹备组。1977年9月，正式成立编写小组，共有成员68人。《英汉大词典》的编撰发轫于“文革”结束前的1975年，词典的编撰正好顺应了当时“辞书荒”形势。

编写组早期的工作是从英美文学作品和报刊中摘取第一手资料，制定编写大纲和细则，编写样稿，讨论体例、选词等。

大词典编纂伊始，组址设在复旦大学东北角被废弃的实验楼内，人称“复旦西伯利亚”，“文革”结束后，才搬迁至当时的市委文化“五七干校”（即今上海社科院）。

陆谷孙教授在《大型双语词典之编纂特性研究》一书中回忆：“在这几年里，不论是寒冬还是酷暑（电扇要吹散卡片故必须慎开），不论是寒暑假还是大年三十，总可以在社科院的几间办公室里看到‘无害的苦工’们的身影。看到他们殚精竭虑，认认真真地编写、审改、校对每一个条目，甚至常因‘一名之立’而‘旬月踌躇’。”而作为主编的陆谷孙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为集中精力，一不出国，二不另外搞书，三不在外固定兼课，“而且部分白天、晚上、星期天或节假日，全身心加班加点地投入了繁重的审稿和改稿工作。”

小组最多时候有100来人，很多是没有去五七干校的老教授，等到“文革”结束，这些成员又陆续离开回到工作岗位，或者出国，或者年老去世。 永久性减员和暂时性减员问题曾一度成为编写组的瓶颈问题。1991年《英汉大词典》两卷出齐后，词典规模达词条20万，共5000页，近2000万字。编写组也于1991年12月31日撤销。

陆谷孙教授曾说自己直到2010年才在学生毕业典礼上第一次“穿袍戴帽”，“文革”前本科读了5年，研究生3年，所以自己的学历其实是 “文革”前研究生。因为这样的学历，1978年，38岁的陆谷孙跳过讲师，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当时他正在淮海中路的上海社科院编写《英汉大词典》。

“破格提我，说实在的，大出意料。”陆谷孙曾说，后来知道被破格提拔为副教授的主要依据是，他是《新英汉词典》主要设计者和定稿人之一，还有就是他已经在“文革”中翻译了百万字的材料。

1993年，陆谷孙又被提为博士生导师，当时的老校长谢希德等几位专家学者以复旦仅有《历史地图集》（谭其骧）和《英汉大词典》两项得国家社科一等奖为由，把陆谷孙的职位提了上去。

微信公号复旦外文在今年下午发了一篇悼念陆谷孙先生的文章，文中提到，1991年编完英汉词典的陆谷孙去香港，遇到搞对外汉语的安子介先生，安子介跟陆谷孙说，既然编了英汉，为什么没继续搞汉英？像你英语这么好，不继续搞汉英可惜了，林语堂、梁实秋他们英汉、汉英都做过。这句话一下子激发了陆谷孙做汉英词典的想法。他少时跟随父亲，古文功底深厚，对中文也有一定造诣，每次出入外埠书店，都觉得现有的汉英词典不够好，有些甚至很“山寨”，便决心要编出一部“圆满”的汉英词典，不仅能作为学英语的工具书，也能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1999年，陆谷孙带领学生和其他同行一起开始了《大中华汉英词典》的编纂。到了2015年上海书展，这套词典也终于出版，而他自己也把这本词典的后续工作托付给了年轻人。

2014年，陆谷孙教授获得两年一度的上海学术贡献奖，当时他的身体就已欠佳，这一两年时常入院治疗，即便如此，陆谷孙教授也没停止词典的编纂构想，大半人生岁月，与词典难舍难分。在他看来，词典应该是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使用者同时也应该是编写者，互动性就像维基百科一样。他说自己编字典是寻章摘句老雕虫，但时下也需要更多精通科技的数字化人才。

“书还是爱读的，文章还是要写的，人文关怀不会失落，学术的热烈追求和思辨的纵深薰修永无止境。所谓‘闲云野鹤’者，也决非空睇风云，长唳无已，而是对眼下急功近利狂躁进取的一种间离，对茕迷闹汩的一种自我惕励罢了。” 陆谷孙教授这样评价自己。

“敏而好学，赤子之心。”陆谷孙的女弟子、复旦大学英语系副教授丁骏这样评价老师。

上周末，陆谷孙教授突发脑梗入院，情况非常危险。7月27日，女儿从美国赶回上海探望深度昏迷的父亲。

对于死亡，陆先生曾引用过法语文学翻译家徐和瑾翻译普鲁斯特的一句话：“即使你在坟墓里面，你的生命力还在爆发。”同时，陆谷孙希望：“最好是人在坟墓里面，还有一点生命的冲动。”（在2015年的上海书展上，陆谷孙曾追忆自己“文革”中和老同事徐和瑾、吴延迪一起在农村挑大粪的往事，“现在两人都先我而去。蛮悲伤的。”）

陆谷孙（右）与父亲陆达成

【陆谷孙年表】

1940年生，浙江余姚人。1965年复旦大学外文系研究生毕业。

1970年参加《新英汉词典》的编写，是主要设计者和定稿人之一。

1976年起，陆谷孙教授参加了《英汉大词典》的筹备及编写全过程。

1978年由助教破格提升为副教授。

1981年至1986年间，陆谷孙教授曾先后5次出访美国、英国、加拿大3国，进行学术交流、讲学或出席国际会议。

1982年从英国参加国际莎学会议回来，在编写《英汉大词典》的同时反复精读莎剧，发表了“博能返约，杂能归粹——试论莎士比亚戏剧容量”、“帷幕落下以后的思考——评第一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等论文，提出了书斋与舞台沟通，全方位接近莎士比亚， 准确理解莎士比亚的观点。

1984年至1985年高级富布赖特访美学者。

1985年提升为教授。

1986年11月经正式任命担任《英汉大词典》的主编。1987年5月经过严格论证，由知名语言学家吕叔湘、许国璋推荐，《英汉大词典》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英汉大词典》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并由著名学者钱锺书题写书名。

1989年起，担任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

1993年经批准成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历任复旦大学副教授、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