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金的未来趋势：后自由主义的解释

租金的未来趋势：后自由主义的解释 原创 尉建文、刘仕刚 定量群学

文章标题

租金的未来趋势：后自由主义的解释

编 译

尉建文 刘仕刚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

原文信息

Michelle Jackson and David B. Grusky. A post‐liberal theory of stratificati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8, Volume 69, Issue (4).

文章导读

前面两期分别讨论了租金的理论概述、租金的实证研究，本期推送一篇有租金未来发展趋势的文章。该文章以过去半个世纪里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普遍性经济损失为切入点，认为自由主义分层理论忽视了后工业社会分层体系中出现的多种类型的向下流动和收入损失。自由主义分层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教育文凭、职业岗位以及收入将越来越多地根据价值和成就(如教育资格证书)而不是先赋性因素(如种族、性别、阶级出身)来进行分配，所以该理论认为这些损失应归于个人因素（如天赋、懒惰等），而本文提出的后自由主义分层理论则认为，近年来这些经济损失越来越多的成为一种群体性经历，而且被认为是非法的。判断损失是否非法的一个标准就是看这些损失是否因租金而产生。事实上，正是由于各类租金（如国家租金、上层阶级租金、工人阶级租金、性别和种族租金等）的存在才使得多数人群遭受各种损失。因此，围绕租金破坏和租金恢复这一争论，本文提出了租金未来发展的三种趋势：自由主义无租金的未来、民粹主义高租金的未来和平等主义部分租金的未来。总而言之，在后工业社会，以租金破坏运动为代表的自由派与以租金恢复运动为代表的民粹派正日益陷入零和冲突。这些发展趋势与自由主义分层理论所设想的高度个体化、无结构和无冲突的分层体系几乎背道而驰。

问题的提出

当前，后工业社会似乎正朝着更加复杂和矛盾的方向发展，一种新型但有争议的经济损失已然出现，并导致了连带团体（solidary groups）陷入零和冲突。虽然自由主义分层理论仍然在当代社会流动、性别不平等以及种族和族裔歧视等研究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也有部分学者试图对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修正，以求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解释普遍损失以及由此激起的各类反抗，但本文认为，鉴于目前西方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任何仅仅只是作进一步修正或修补的努力都是远远不够的。本文认为，自由主义理论未考虑到后工业分层体系中所产生的损失问题，要想对当下西方社会形成一个清晰的认识，就必须构建一种新的社会分层理论。

自由主义分层理论忽视的

几个关键议题

（一）损失的普遍性

在后工业化时代，人们普遍经历着一种日益加剧的损失和衰落。这种损失有多种形式，比如儿童们获得与父母一样高的生活水平的机会正在急剧下降(Chetty et al 2017)。男性正经历着性别薪酬差距的缩小、职业区隔以及与女性相关的其他类型的损失(Blau and Kahn 2016)。制造业工人正经历着由工会所提供的高薪工作数量急剧减少的损失(Rosenfeld 2010)。“锈带”家庭正经历着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就业和收入损失(Autor, Dorn and Hanson 2016)。

（二）反抗的普遍性

自由主义理论未能预料到那些经历损失的人通常会责怪别人而不是自己。这种外部化的做法通常是工会工人指责移民抢了他们的工作，地位下降的白人指责黑人受到“不公平”的保护，苦苦挣扎的男性将自己日益恶化的就业前景归咎于女性。尽管外部化的行为（externalizing move）是当代民粹主义的本质，但本文的任务并不是要去解释民粹主义的崛起。相反，本文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既定事实，并努力构建一个包含它的后自由主义理论。

（三）价值的模糊性

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础是市场回报将越来越多地分配给那些值得奖励的人。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择优制度（merit‐based systems）的一个内在副产品是对谁有价值或没有价值的争论。尽管所有的分层系统都在报酬分配的公平性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歧，但当“价值（merit）”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成为公平的仲裁者时，其模糊程度就会急剧增加。

（四）规范倡导者

（norm entrepreneurs）的崛起

正如桑斯坦(Sunstein 1996)所言，社会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脆弱，这给“规范倡导者”带来了调动这种内在不满情绪并实现相关变革的机会。后工业化世界充满了反抗和责难，部分是由于政治家、组织负责人和其他规范倡导者(Sunstein，1996)正在寻找机会来利用损失带来的不满，如特朗普、桑德斯、班农、科尔宾、勒庞、法拉奇等可能会通过创造凝聚性的世界观来动员反抗力量。

（五）零和群体的崛起

规范倡导者的工作是通过代表其他群体将损失政治化，以此从中受益。当越来越多的社会政策和干预措施具有零和效应时，用零和术语来表示损失的政治任务也就越来越容易。零和隐喻不仅远未消失，而且成为后工业社会的另一个普遍特征，这是自由主义理论从未预料到的。后工业社会留给我们的是一幅由各种对立群体所构成的景观，而不是自由主义理论所预设的个性化、原子化和无阶级的精英统治。

（六）收入不平等的加剧

零和政治复苏的关键背景是许多(尽管不是全部)后工业化经济体中收入不平等的不断加剧。如果自由主义理论对收入不平等的论述比较乐观，部分原因是由于“职业升级”、广泛共享的经济增长以及其他各种向上流动的渠道均被视为减轻了任何个体损失的痛苦。相比之下，在后工业社会中，目前的经济增长主要流向收入分配顶层的精英阶层，而处在分配秩序底层的平民却在相互争夺经济增长的剩余红利。

数据分析

在整个分析中，本文粗略地比较了英国和美国的男性与女性、本地人与外国人、工会工人与非工会工人正在经历的各种损失。对于本文中的每一个时间序列，本文会以差异率的形式呈现相关数据。

图一中的就业率定义为mt/ft，其中mt指25至54岁男性在t年的就业率，而ft指25至54岁女性在t年的就业率。在相应的收入序列中，mt和ft指的是t年的周收入中位数(针对全职工资和薪金工人)，其中中位数是按照英国和美国具有相似定义的成年人口来计算的。图一中的四个系列显示了男性(相对于女性)在收入和就业方面的巨大损失。在1980年至2015年间，美国的收入差距下降了59%((1.56-1.23)/. 56 = . 59)，美国的就业差距也下降了((1.49-1.20)/. 49 = . 59)。英国系列涵盖的时间较短，但在可利用的时间内，它与美国系列大致同步运行。

图二显示了本地出生和外国出生人口的就业趋势。和上文一样，相关数据以差异率的形式呈现，nt代表本地出生的就业工人比例，ft代表外国出生的就业工人比例。本文记录了这些比率的对数来以抑制下降的锐度，并使图表更加清晰。在美国，本土出生的就业工人的比例开始时比外国出生的比例高出大约13.9倍(e2.63 = 13.9)，但仅在35年后，两者之间的差距缩小到了4.9倍(e1.59 = 4.9)。如图二所示，英国经历了大致相同的降幅(即nt/ft的比值从12.9降至5.0)，但它发生在更短的时间内(即从1993年到2015年)。人口比例的相应趋势也非常明显。

在图三中，本文再次以差异率的形式呈现急剧下降的工会化率。工会化程度下降的部分原因是制造业向低工资国家转移。正是由于这种转移的决定，制造业的下降导致了工会化的下降，正如图三所显示的那样。这种下降同时出现在两个国家，但在英国尤为明显。造成这一结果的背景是支付给工人的总收入比例在不断下降。本土劳动力不仅输给了来自其他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也输给了雇主。

图四最后显示了美国绝对流动的趋势。根据Chetty等人(2017)的说法，绝对流动率的计算方法是将子女的家庭收入与其父母的家庭收入进行比较，并将每一代人在30岁时测量的收入根据通货膨胀来进行修正(见图四)。为了便于比较，本文通过差异率来表示该序列。图四中的结果显示情况还是很严峻。在过去的44个出生队列中，美国向上流动儿童与向下流动儿童的比例从10.8降至1.0。虽然英国没有类似的序列，但这种绝对流动率下降、收入不平等加剧以及经济增长下降背后的主要力量在英国也很突出。

后工业社会中的四类租金

在后工业化经济体中，当收益超过或低于个人的劳动成果时，就会被认为是非法的(McCall，2013)。判断非法的关键在于是否收取“租金”，而租金的定义是在充分竞争性市场中，资产(如劳动力)的收益超过了维持该资产生产所必需的成本。最重要的租金类型是由限制劳动力供应的障碍引起的(Red Bird and Grusky 2015)。举例来讲，这些障碍一般采取政府政策的形式来阻止资本家使用海外或移民劳动力，从而保护本地劳动力免受竞争，并相应地提高本地工资，使其高于当时社会上普遍流行的竞争性工资(即“国家租金（country rent）”)。同样，上层阶级获取租金的方式有很多，比如为上层阶级提供优势的市场调控方式(如金融市场监管)，首席执行官和其他管理人员所采取的私下设定薪酬的做法，只为那些条件优越的家长提供优质教育(直接获得或间接通过邻里学校获得)，以及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封闭获得超过通过自由和公开竞争所获得的回报(即“上层阶级租金”（upper class rent）)。工人阶级以工会、最低工资保障和其他相关制度实践的形式获得租金，这些制度实践通过使某些类型的合同非法化(即“工人阶级租金”（working-class rent）)来提高工资。最后，许多具有“先天优势”（ascriptively advantaged）的群体以薪酬歧视、优先获得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其他增加薪酬和就业的非竞争做法(即“种族、族裔和性别租金”（race, ethnic, and gender rent）)的形式获得租金。这四种类型的租金意味着特权阶层的劳动报酬高于自由和公开竞争下的普遍水平。

关于租金的三个未来

自由主义理论的基本假设认为，历史的力量主要是为了减少这四类租金。可以肯定的是，确实存在一些力量致力于推动无租金的未来，但同样也存在一些重要的抵消力量在支持一个截然不同的未来。为了证明这一点，本文将首先区分三种不同的未来——自由主义无租金的未来、民粹主义高租金的未来和平等主义部分租金的未来。

（一）自由主义无租金的未来

根据自由主义理论，解决租金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根除准入壁垒和带来超额回报的竞争性障碍。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中左翼政党中的进步主义明确地侧重于通过以下方式根除基于种族、性别和阶级的机会不平等：比如 (a)增加获得人力资本的机会(例如学校取消种族隔离、加强幼儿教育)；(b)制定禁止歧视的法律(例如英国的《同酬法》、《种族关系法》和《平等法》)；美国的《民权法案》)，以及(c)制定就业配额(例如，美国的“平权行动”；英国的“积极区别对待政策”)。事实上，进步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不断演变的联姻关系，这种联姻理顺了两者之间的意识形态，并使租金破坏叙事（rent‐destruction narrative）渗透到两者的运动之中，最终成为两者共同的承诺。

（二）民粹主义租金恢复的未来

在以往工业社会中，各类租金都很丰厚。本地人免受移民的竞争，男性免受女性的竞争，工会工人免受非工会工人的竞争。然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这些租金一直在无情地减少。对于一个在制造业工作熟练的本地白人男性来说，考虑到几种类型的租金(如，性别、国家、工会)同时遭到破坏，总损失是非常巨大的。民粹主义者大多是由以前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即白人、男性、本地人)在遭受巨大损失之后转变而来的。他们所遭受的这些损失被认为是由代表竞争群体所做出的非法政治决策(如开放的移民政策、平权行动)造成的。由此导致的民粹主义反弹（backlash）产生了界限分明的群体，这些群体陷入了对资源和经济福祉的零和竞争之中。他们对减少租金的干预措施提出了质疑，认为过于激进的改革为弱势群体提供了不合理的优势，可能会引发新租金的问题。因此，这些遭受损失的群体强烈要求恢复以往的四类租金。

（三）平等主义的租金运动

在许多后工业化国家，实际上还存在致力于平衡国内收入、财富和其他奖励分配的第三种运动，即“本土平等主义（nativist egalitarianism）”运动。这场运动在租金问题上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见表1)。具体而言，该运动在减少顶层(即上层阶级)的租金方面，倾向于支持自由主义者，但在增加底层(即工人阶级)的租金方面，倾向于支持民粹主义者。因此，平等主义和民粹主义阵营在种族、族裔和性别租金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民粹主义运动强调恢复此类租金，而平等主义运动，像自由主义运动一样，致力于降低此类租金。由此可见，平等主义者一半是自由主义者，一半是民粹主义者，可能会从任何一个阵营吸取支持。

表2列出了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和平等主义运动所假定的阶级租金类型。

图五表明，租金破坏和租金恢复计划之间的持续竞争导致出现一种结构性零和形式的不平等。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后自由主义分层理论，其出发点很简单：对于许多人而言，损失在他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目前，该理论只是提出假设而不是过早下结论，因为该理论还需要更多地了解损失发生的频率、承担损失的群体和地区、他们承担的损失类型以及感受最深的损失形式。相比之下，自由主义理论没有考虑到这些损失的存在，比如工会所提供的工作岗位在急剧减少，制造业岗位也在迅速减少，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前景堪忧以及许多其他形式的向下流动。更为重要的是，它忽略了这些损失可能会激发民粹主义的反抗，从而使对立的群体陷入零和冲突。

本文认为，损失的政治化可归因于民粹主义租金恢复计划的兴起。这一计划是在反对租金破坏计划的背景下出现的，其出发点是弱势群体受益于不公平的法律保护、平等主义社会运动以及政府和慈善援助。这些举措非但没有促进公平和公开的竞争，反而被视为矫枉过正，提供了不公平的优势。令人惊讶的是，那些经历过损失的人有时会直接借鉴去除学术矫饰的租金话语(Hochschild 2016)。民粹主义的兴起已经非常清楚地暴露出，租金破坏和租金恢复叙事之间的竞争正在成为当下主要的文化斗争之一。

导读人 |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 尉建文 刘仕刚

原标题：《租金的未来趋势：后自由主义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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