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的“奶牛”：中世纪犹太人在英国的身世沉浮

自公元2世纪反抗罗马帝国大起义失败后，犹太人被迫离开巴勒斯坦地区并四散于世界各地。在大流散时代，西迁的犹太人在欧洲各地寻找落脚点。至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犹太社区以“大散居、小聚居”的形式存在于欧洲。偏处欧陆之外的英国是欧洲各国中最晚接纳犹太人的地区，却又如何成为最早驱逐犹太人的王国？流浪千年的犹太人又是何时，以何种方式重返英国？

犹太人之于英国：资本的海绵

在罗马统治不列颠及之后漫长的盎格鲁—撒克逊时代，都没有证据显示大不列颠岛上存在过犹太人，他们最早登陆大不列颠岛应始于1066年的“诺曼征服”。11世纪的欧洲大陆早已遍布犹太人社区，那么，为何英国成为最晚接纳犹太人的国家？究其原因，除了地理上的障碍，最重要的因素应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英国的长期分裂和战乱有关。四处流浪的犹太人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为他们提供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必要条件。历史上血的教训已经清晰地表明，任何一场社会动荡和战乱，犹太人都是最有可能被洗劫和屠杀的对象。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后的英国进入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英国自上而下的社会体系被封建法、习惯法和教会法所牢固地捆束着，强大的王权是社会秩序的有力保证，这为犹太人进入英国提供了社会和政治条件。

第一批来到英国的犹太人是由“征服者”威廉带来的。针对当时英格兰落后的经济状况，威廉试图通过引进犹太人来“填补经济上明显的空白和扩大金融市场”，同时也为他“进一步的政治和经济冒险筹划资金”。

整个诺曼王朝（1066—1054）统治时期及亨利二世统治时代（1154—1189年在位），英国犹太人生存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相对自由和稳定。在此期间爆发的两次十字军东征（1096—1099年和1147—1149年间）尽管激起了基督徒的宗教热情，迫害犹太人的浪潮时有发生，但并没有席卷海峡对岸的英国。因此，大不列颠岛一度成为犹太人避难的乐土。至12世纪中期，伦敦的犹太社区已初具规模，约克、林肯、温彻斯特、牛津、剑桥、诺里奇、坎特伯雷和布里斯托尔等地的犹太社区也逐渐发展起来。与遍布欧洲各地的犹太人一样，作为移居的客民，英国犹太人的职业属性只能是脱离土地的。他们从事的主要行业有：服务国王的宫廷演员、乐师、流散在城市中的商贩、酒保和医生等，但最主要、最为人所知的无疑是放高利贷。

放高利贷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世纪欧洲的“金融业”，这正是当时贫穷落后的英格兰社会最急需的行业，却也是最受基督徒憎恶的行业。犹太人的到来填补了空白，有学者指出：犹太人的存在“毫无疑问地推动了欧洲从易物经济向金融经济的转变”。他们的到来确实让英国死气沉沉的商业活跃起来，让货币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教会和王室也得到大笔的贷款或税金以大兴土木或从事战争。当然，一些犹太人也在金融和商业活动中富裕起来。英国社会与犹太人之间实质是一种互惠关系。体现这种关系的典型例子是：林肯和彼得伯勒大教堂以及圣阿尔邦斯等大修道院都是由12世纪英国最大的犹太金融家林肯郡的亚伦（Aaron）斥资兴建的。

犹太人在英国相对自由和安全的生存状况依赖同国王的特殊关系。在民众对犹太人存在固有偏见和敌视的社会里，国王的保护是必不可少的。这种状况普遍存在于欧洲各国。国王的保护当然是有代价的。学者西塞尔·罗斯的比喻形象地表达了犹太人之于国王的意义：“犹太人似乎就是一块吸满了王国流动资本的海绵。每当国库国虚时，就要去挤这块海绵。”

一般来讲，国王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挤海绵”。其一，向犹太人出售特许状。犹太社区为了获得信仰自由、人身安全和司法自治权等，须向国王高价购买特许权。其二，向犹太人征收任意税。有学者指出：国王对犹太人的征税，“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像样的借口，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方便，便可能随时冒出征集一大笔钱的怪念头”。一般来讲，遇到战争或王室成员的婚丧嫁娶等事，犹太人都要交税，甚至犹太人自己的婚丧嫁娶等事宜也要交税。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一个任意税种是塔利税（tallage）。该税起源于1159年，亨利二世在镇压图卢兹（Toulouse）反叛时，为筹措军费而开征。之后，这种税成为一无定额，二无定时的任意税，尤以对犹太人征收的最高。其三，强行借债。国王向犹太人的贷款往往是强制性的，通常也不会如数偿还。其四，剥夺犹太人财产继承权。在富裕的犹太人死后，国王常常以各种理由，剥夺其后代的继承权。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林肯郡的亚伦的遭遇，这位犹太富翁在生前就被国王压榨得濒于破产，死后所有财产被没收，由于其留下的借贷数额巨大，亨利二世的财政署还专门建立了一个分支机构“亚伦财政署”（Aaron's Exchequer）进行处理。在英格兰，犹太人最多只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一，但他们交纳的税金超过这一比例的十倍。

正是由于犹太人的巨大经济价值，历代英国国王一般都比较重视对犹太人商业和金融活动的保护。其一，在12世纪末，英国各主要城市建立了记录和存放犹太人借贷契约副本的档案柜制度（archae）。这一制度“大大方便了国王根据档案柜中的借贷契约来评估犹太人的财产和征税，同时也加强了对犹太借贷活动的管理”。其二，在伦敦设立了犹太财务署（Jewish Exchequer），作为管理各地档案柜体系、核算和监督犹太人纳税，以及处理犹太人案件的综合机构。该机构的负责人最初由两名犹太人和两基督徒共同担任，后来全部改为基督徒。其三，设置“犹太监察长老”（Presbyter Judaeorum）职务，由国王直接任命，其主要职责是“在英国各地的犹太社区之间分摊赋税和各种罚金”，作为国王管理和压榨犹太人的代理人。

11—12世纪，尽管犹太人遭到严重剥削，但他们卓越的金融与商业能力及其与国王的特殊关系，维持了他们基本的生存和信仰自由。

大迫害与大驱逐

从12世纪末期起，犹太人的处境每况愈下。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西欧十字军东征运动与宗教激情波及到英国，犹太人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敌视，宗教冲突愈演愈烈。其二，国王与犹太人特殊关系逐渐瓦解。国王对犹太人的剥削转为残酷的压榨，犹太人逐渐不堪重负，普遍的贫困使他们无法向国王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最终，势利的国王抛弃了对犹太人的政治保护。

1189—1190年间的大迫害拉开了英国犹太人悲惨历程的序幕。1189年，理查一世继位，这位有着狂热宗教热情的国王对犹太人持有基督徒固有的偏见。他拒绝犹太人参加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的加冕典礼，带着礼物、以谦恭姿态觐见新国王的犹太人被粗暴地赶出来。国王排斥犹太人的态度向全国释放了一个公开的信号。英国狂热派的基督徒借此掀起一波迫害犹太人的浪潮。伦敦的犹太社区遭到洗劫，许多普通犹太人被屠杀。迫害很快蔓延到全国的犹太人社区。

次年，理查一世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离开英国，留在国内的基督徒将满腔宗教热情发泄到无辜的犹太人身上。诺里奇、巴里（Bury）、林恩（Lynn）、斯坦福德（Stamford）等地的犹太社区遭到洗劫。约克的血腥程度最为严重，据记载，一些逃往城堡避难的犹太人在城破之前被迫全部自杀。对于反犹暴行持续的原因，除了纯粹宗教上的因素外，还有经济上的考量。诚如学者西塞尔·罗斯所说：“这次暴行的头目都是曾同犹太人做过金融生意的小贵族阶层的成员，他们金钱上的负债即使没有引起，肯定也增强了他们的宗教狂热。”无地王约翰和亨利三世统治时期，犹太人的处境也未改善。犹太人被以捕风捉影或捏造的罪名迫害、驱逐的现象时有发生，沉重的经济压榨也使得愈益贫困的犹太人无法承受。在大迫害之下，1254年，犹太人监察长老伊利亚斯（Elias）不得不代表一部分犹太同胞向国王请求允许他们离开王国。

至13世纪末，在大迫害下忍受了一个世纪之久的犹太人面临被驱逐的命运。1275年，爱德华一世响应教皇格里高利十世关于消灭高利贷的号召，在王国实施禁止犹太人放高利贷，并强迫犹太人从事手工业、农业和商业，以“转变他们的经济职能和生活方式”。这种“头脑一热”的试验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成效，在犹太人的信仰自由和人身、财产安全均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犹太人的“转行”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不切实际的试验在不可避免地遭遇失败之后，1290年，爱德华一世选择了一种彻底根除犹太问题的办法——将所有犹太人驱逐出英国。根据7月18日颂布的法令，所有犹太人必须在万圣节前离开英国，滞留者将被处死。爱德华一世还算体现了一点人道主义，他允许犹太人携带能带走的财物，并承诺在截止日期前保护犹太人的安全。除了极少数通过改变信仰、隐姓埋名的方式留在英国外，其他全部犹太人被迫分批搭乘停留在泰晤士河口的船只，等待他们的又是一段未知的、流散的命运。据统计，离开英国的犹太人总数多达16000人。

重返英国

宗教改革后，英国传统的反犹主义受到一定削弱，整个英国的宗教和社会风气也朝向开放和宽容的方向发展。早在16世纪，就有一批来自西班牙的塞法迪犹太人辗转到伦敦躲避宗教迫害，他们组成秘密的马兰内社团。“马兰内”源于西班牙语，原意为“猪”（犹太人禁猪），指那些表面皈依了基督教但依然是犹太心的犹太人。不过，自1290年大驱逐至17世纪中叶，犹太人定居英国都是零散的、隐秘的。

犹太人得以重返英国，首先要归功于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推动。克伦威尔作为开明的清教徒，将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作为其统治时期政策的基础。由于犹太人在欧洲金融和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克伦威尔有意引进犹太人来发展金融业与海外贸易。最初与克伦威尔接触的马兰内犹太人——梅纳什·本·以色列（Menasseh Ben Israel）是荷兰犹太社区的领袖。1655年，梅纳什等人向克伦威尔和议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提出了七点期望：包括保障犹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公开的宗教信仰自由；可获得一块墓地；与本国公民同等的自由贸易权利；指定官员检查犹太移民护照，保证他们向国家效忠；犹太人之间的冲突可上诉到民事法庭；取消在行的反犹法律等。在克伦威尔的极力推动下，议会成立专门委员会讨论这一请愿。议会在提出一系列限制条件的基础上，基本认可了犹太人的合理请愿。议会的态度实际上代表了当时英国社会对犹太人的普遍态度。克伦威尔之后又召开了一个由社会各界人士组成的会议来讨论这一问题。这次会议上，多数人认为只要对犹太人进行严格限制，就可以允许他们进入英国。但是，在教士和商人们的激烈反对下，会议并没有达成一个可行的接受犹太人的方案。尽管如此，克伦威尔的支持和英国社会的反应还是让犹太人看到了他们重返英国的可能。

这一可能以一种非官方的形式最终实现。1656年，一位伦敦的马兰内犹太人在公开表明自己是犹太人的身份后，并没有被驱逐，此前被当作西班牙人而没收的财产也得以归还。此外，一些犹太社团领袖也公开以犹太人名义进行了请愿活动，也没有被驱逐。这样，三百多年来被拒于不列颠门外的犹太人以一种“默许”的方式实现了重返英国的夙愿。

英国是中世纪欧洲最后一个接纳犹太人的国家，也是最早把他们完全驱逐出境的国家，犹太人定居的历史仅仅200多年。英国犹太人的惨痛遭遇再次表明这样一个令人悲痛的事实：在他们能够担当国王的“奶牛”时，方能享有基本的生存和信仰权利，而当他们遇到经济困境，成为“无法下蛋的金鹅”时，他们会被无情地抛弃。一旦失去国王的保护，犹太人就会立即处于危险的境地，民间社会固有的宗教偏见和狂热像“火山”一样随时爆发。至17世纪中叶，犹太人终于重返英国。究其原因，尽管得益于克伦威尔个人的推动，但其能够在英国获得长期的信仰自由和稳定生活直至今日，无疑是整个英国社会风潮的改变起到了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