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谷孙老同学一程

我称他为“谷孙同学”，已经超越了复旦校友的概念，我们的确在同一个教室里听同一位老师授课。我在新闻系读书时，除了新闻专业课是本系教师讲授，其他的课都是由中文、历史、哲学、外语诸系教师上课。有时又会分别和中文系、历史系，或外语系的同学，在某一教室里听某一门公共课。不是专题讲座，是要持续上一个学期的课程。那时的复旦就是个大染缸，各系学生在缸里染来染去，彼此有着交流，受各系学术的熏陶，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感到收益多多。

有了这样的交流和了解，我们共同的话题就很多，从校园内的佚闻趣事如捉蚊子、打麻雀，到校外五角场地摊、校门前的三路有轨电车叮当叮当的铃声。谈得较多的还是教授的风范和派头：一根手杖、一个提包、一件派克大衣，知识分子的自高、自傲和自尊，个性都很鲜明。谷孙常常感叹在复旦校园再也看不到这样的风景了。他现在已是名重一时的教授，但仍然怀着高山仰止的心情，称他们为恩师。在复旦的各系中，外文系是小系，每年招生不多，教师也不多，但名师倒是有多位，尤其是徐燕谋、葛传椝两位教授，不只是外文好，而且博学宏达，精通中国传统文化，谷孙称赞他们教学生是“精雕细刻”。他继其薪火，托钵传经，不但精于教学，而且精于散文、杂文及现代掌故之学。外文系名师除了杨岂深、徐燕谋、葛传椝，还有我认识的伍蠡甫、林同济，都精于中国诗画。做古诗似乎是外文系的传统。我家小女在外文系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学位时，还参加“饺子诗社”，每月有任务有活动，学做古诗。

我说“谷孙同学”，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我们曾在一起相处数月进行专题研究。1958年大跃进年代，北京大学学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出版，对复旦大学有所震动，学校就组织学生进行学术研究。除了各系有专业研究的课题外，还要跨系组织学生对十八、十九世纪外国文学进行研究，成立了巴尔扎克、屠格涅夫、契诃夫、斯汤达、罗曼•罗兰研究小组，陆谷孙、中文系一位姓姜的同学和我参加巴尔扎克研究小组。指导教师有外文系的任孟昭教师和张介眉教师。那时的口号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所谓研究就是批判。

为了配合批判，图书馆专门设了开架书库，放了许多书。各个研究组就在图书馆学习，我们随时可以去开架书库找书。我读了许多外国文学名著，就是在这个时候。孟昭老师还是昔日派头，她手指夹着香烟，在烟雾盘绕中给我们讲巴尔扎克，谷孙说我们是牛津式的读书。传言牛津大学的老师都是捧着烟斗给学生上课，故有牛津的学问都是从烟斗中喷出来的说法。读了一段时间的书，在孟昭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搞了一个批判巴尔扎克世界文学提纲。后来，她带着我们去上海作家协会向王道乾请教。道乾先生是研究法国文学专家，对我们的提纲讲了一些意见，并告诉我们研究巴尔扎克世界观要读巴氏的《驴皮记》和《乡村医生》，这两书代表了他的哲学思想。《驴皮记》我们是读过的，但复旦图书馆里没有《乡村医生》，我们就到福州路上海旧书店去找，居然被我们找到了。在巴尔扎克的著作中，《乡村医生》是最难读的一本书。再后来就是贯彻中央精神，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学生还是要读书。这些跨系组织起来的文学研究小组宣布解散，我们也都想当好学生，就回到各自的系里念书去了。

再次见到谷孙，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了。那时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要编《摘译》，还要出版外国政治家传记、外国文学及有关外国历史书籍，谷孙也被抽调出来参加这项工作。他告诉我，他这时还属另类，没有资格当编辑，只能做一些资料翻译。1975年，政治环境宽松了些，徐燕谋、葛传椝和谷孙要编一本英文词典，是不是《新英汉词典》，我记不清了。他们大刀阔斧地编《新英汉词典》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我想他对莎士比亚研究已经卓有成就，为什么还耐得住心思去编词典呢？就跟他讲了他早已熟知的故事：英国出版的《英语辞典》颇得好评，但是这部词典的编辑塞缪尔•约翰逊编完词典时说：“你要想惩罚谁吗？就让他去编字典。”谷孙回答说：“我不受惩罚，谁受惩罚。”我当时感到他有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新英汉词典》出版之后，受到赞扬。我不懂英语，不知好在什么地方，问我家小女。她说：收入了许多新的词条，而且都是外国流行的新词语。我有一次问他：你又没到国外去，词典中新词语从哪里来的？他说：当年市委写作班要他参加翻译工作，他提出要翻译可以，必须订国外的报刊。他当时还开了目录，居然都照单订到了，在当时这是复旦大学无法办到的。这样，他对当时的词语有所积累，《新英汉词典》的词条收录也跟上了世界语言发展的潮流。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几次宴请陆谷孙、朱维铮二位先生，我也叨陪末座。朱先生是酒仙，席间有几位善饮者和朱先生杯来盅往，酒友之情至深，陆先生稍作点啜，我则是静静地看着。我们都渐入老境，保健自然也就成了重要话题。朱先生说他的保健是三不：不戒烟、不戒酒、不运动。陆先生不但赞同朱先生的“三不”，还加了不检查身体，成了“四不”。我也讲了我的保健“三不”：不吸烟、不饮酒、不熬夜。他们说我的生活失去了意义。后来陆先生知道家务都是我和老伴自己操持，就让他家的帮工胖阿姨过来帮忙，由此我知道他终日伏在电脑前，常常是深夜不眠，早上不起，一日两餐。前几年一场大病痊愈之后，他说要注意生活规律，吃早饭了。但还是口无禁忌，想吃啥就吃啥。胖阿姨对他照顾得很好，在饮食上立下一些禁忌，搞得他很烦，对胖阿姨说：“你又不是我的后娘，干什么要管得那么多。”他旧病复发，不可逆转，突然而去，这是否和他不注意自我健康保护及生活失去规律有关呢？

和谷孙这样一位学人交往，由于从业的不同，很少有谈学论道的事，但我们都有读杂书和阅览野史的习惯。有关这方面的书籍资料，他收藏丰富，阅读甚广，他对我说，有了这样的读物，就可以从被“惩罚”中作一些解脱。这是对他编词典生活的一种调节。可能是他长期为人师表的习惯，不但自己看这些书，还推荐给别人，我读的这类书有些就是从他那里得到的，待传我手边时，有的已经残缺不全了。他常常无可奈何地说：不知谁借去给搞丢一册。其实，谷孙的思考不像编词典那样单纯，对当今世界他有着许多牵挂、许多思考、许多见解和许多忧虑，在沉思默想中，他变得有些内向而忧郁，这些也有可能使他的宿疾无法摆脱，突然发病而去的原因。谷孙同学，山阳笛远，送你一程，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