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高层看的这本书重点在哪？钱颖一：促经济得把激励搞对

《经济增长的迷雾》是一本再版的图书，它是中信出版社《比较》译丛中的一本，作者是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 ）。

据中信出版社的编辑介绍，2015年年底时，国务院高层曾经想看《经济增长的迷雾》，但是由于此书早已经卖光，所以最后出版社呈上的是一本做了笔记的旧书。经此一事后，出版社感觉到了此书的价值，马上再版。因此，看了这本书，对理解高层在“供给侧改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政策思路都有很大的好处。

威廉•伊斯特利于1985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85-2001年在世界银行工作；2001-2003年任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和国际经济学研究所（Institution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高级研究员。伊斯特利的研究领域包括非洲、经济发展和增长、发展中国家的微观经济学以及政治经济学。

作者根据他对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的深入研究，剖析了自“二战”结束以后经济学家在欠发达国家推行其政策建议的成败案例，破解了经济增长之谜，揭示出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所有经济主体，不管是普罗大众、企业、政府官员还是援助机构，都会对激励做出反应，成功的经济政策不能违背这一基本原理。

这本书有何独到之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和院长专门写了名为《把激励搞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书评。钱颖一表示，经济增长和扶贫问题具有全世界的共性，具有一般性的规律。中国自然也在其中。“把激励搞对”即是我国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没有“把激励搞对”也是目前许多问题的症结。钱颖一的这一书评，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经中信出版社授权首发。

以下为钱颖一书评《把激励搞对，促进经济增长》全文：

《经济增长的迷雾》虽然没有分析中国的情况，但由于中国面临类似的问题，它对我们非常有启发。阅读这本书，使我们可以领略经济学理论的魅力和经济学家对数据的实证分析的力量，从而理解政策制定的初衷和结果之间的真正关系。

在过去的20年中，经济增长再次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热门研究课题。在理论上，“内生增长”理论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在经验实证方面，新的思路、新的数据和新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将对增长的实证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比如，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传统变量外，经济学家也把有关地理的、开放的、制度的、法律的、政治的，甚至文化的变量包括在增长模型中。又比如，在数据分析中使用工具变量方法用以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应该说，今天我们对经济增长的知识比20年前大大提高了。

与此同时，发展经济学领域无论从关注的问题到研究的方法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发展经济学的热点研究方向是发展战略，思路中政府干预经济的色彩浓厚。后来这些“大战略”多在实践中失败。这导致80年代后，发展经济学转向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微观问题。比如农户的消费和储蓄行为、信贷市场的失灵和补救等等。虽然在研究方法上小心求证，结论更为严谨，但多与发展中国家关心的重大问题关系不大。在90年代以后，部分地受到转轨经济的影响，发展经济学重新回到研究重大问题，比如制度、政府和增长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的影响。

《经济增长的迷雾》这本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的研究成果。它研究的是穷国的经济增长问题。减少贫困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共同关心的主题。几十年的经验表明，扶贫是一项艰巨和困难的任务。事实表明，仅仅出于好的动机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好的动机还可能引出坏的结果。比如，单纯地增加对贫困地区的资金和外国援助并没有达到好的减贫效果，反而增加了腐败。本书的出发点是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福利至关重要。这是有事实根据的。本书所引的经验证据表明，一国的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的重要推动力。经济学家根据对65个国家在80年代和90年代数据的研究，发现高速的经济增长导致贫困率快速下降，而经济衰退则导致贫困率上升。比如，如果一国的人均收入每年下降9.8%，那么该国的贫困率每年增加23.9%。反之，如果一国的人均收入每年增长8.2%，那么贫困率每年减少6.2%。因此，GDP增长并非像一些人批评的那样——是一种神话，GDP不仅对一国的发展有益，对减贫也非常重要。

在这一前提下，本书展开对穷国的经济增长的分析。由于作者长期在世界银行——世界上最大的以扶贫为目标的国际组织——工作，对国际上主流的政策思路和实施有着直接的了解。同时作者又是这些政策的批评者，这更增加了本书的分量。除了通俗易懂外，在使用的方法上这本书有两大特点：第一，全书紧扣增长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概括了几乎所有重要的贡献。从50年代古典增长理论的索洛模型，到90年代内生增长理论的罗默模型，作者用通俗的语言对其主要思想结合穷国的现实做了讲解。无论是批评还是褒扬，作者都是以准确地理解理论为出发点的。第二，作者引用大量的经验实证分析的结论，用数据论证这些理论的适用性。不少理论推出的政策性结论被事实推翻。由于计算机的普及和新的数据的搜集，对数据的仔细分析形成近年来研究增长和发展的主题。本书在方法上的这两方面都会对我国的读者有启发。相比之下，我们的研究在这两方面还有相当的距离。我们的一些研究往往对理论不深究，浮于表面，对理论的逻辑推理，不够准确。在事实检验上，我们有的研究不看数据，有的研究即使用数据，也常流于简单的数字，缺乏对数据仔细深刻的分析和解释。这本书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告诉我们如何做到分析应有理论，理论要有检验。

本书用理论指导，让事实说话。它有两大主线。首先，本书尖锐地批评了一个又一个的所谓启动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这些药方大多是从经济理论中推导出来的政策。但事实证明，它们大多在现实中是无效的。本书对这些药方，包括增加外国对穷国的援助、增加国内投资、提高教育水平、减少人口、与改革挂钩的外国援助、外债减免等等做了分析。从对数据的分析上看，它们都没有起到提高穷国经济增长的目的。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经验(empirical)问题。

为什么呢？作者认为这不是经济学的失败，而是没有很好地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失败，这就是有关人的激励问题。这构成本书的第二条主线。作者认为，激励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政府的激励。如果外援落在一个腐败的政府中，它当然不会提高增长。如果外债减免给予政府今后可以得到更多贷款的激励，这种减免也不会对增长有益。其次是私人部门的激励。如果私人部门从“寻租”中获得的好处大于从生产中获得的好处，那么这种激励将指挥他们致力于重新分配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大。在不少国家，表面上看似对穷人有利的福利政策，反而成为对穷人努力的惩罚，因为一旦他们经努力脱离贫困，便失去了福利。第三是援助者的激励。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它们往往有其他的目的（政治目的、生存目的等），并不同受援国经济增长的目标完全一致。这就使得援助的效果受到影响。

从对这三个方面的分析，作者的结论是没有“把激励搞对”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那么“把激励搞对”是不是又一服灵丹妙药呢？作者认为它只是一个经济学原则，而不是一剂处方。把这一原则付诸实践，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实施。这正是本书作者认同的所谓“增长共识”。经济增长和扶贫问题具有全世界的共性，具有一般性的规律。中国自然也在其中。“把激励搞对”既是我国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没有“把激励搞对”也是目前许多问题的症结。

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坏政府往往是经济增长的杀手。那么什么情况下更容易产生坏的政府呢？作者发现多利益集团下的弱政府往往导致“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因此产生坏政府。这是因为缺乏共识，多元化集团组成的松散联盟更可能采取“杀鸡取卵”的经济政策，摧毁私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本书通过事例说明，这种情况在多种族的国家（如非洲的一些国家）和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的国家（如拉美的一些国家）更容易产生。

对关心增长和减贫问题的读者，《经济增长的迷雾》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虽然它没有分析中国的情况，但由于中国面临类似的问题，它对我们非常有启发。阅读这本书，使我们可以领略经济学理论的魅力和经济学家对数据的实证分析的力量，从而理解政策制定的初衷和结果之间的真正关系。我希望这本书对思考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减贫会起到有益的作用。

路径依赖和运气（威廉•伊斯特利）

一个单独的创新者通常无法预料他的特定发明能否导致一系列后续发明。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不确定性的问题。有些国家的运气可能特别差，他们采用了一些技术，这些技术可能在当时起到作用，但没有提供后续创新的潜力。而另外有些国家的运气可能很好，它们在一开始采用的技术后来证明会产生丰厚的回报，进而又产生了很多有价值的技术。这就是路径依赖。一个国家未来的成功要取决于它过去所走的道路。例如，由于英国有大量的煤炭储备，18世纪的英国非常关心采矿技术。英国人当时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将矿井中的积水排出。接下来所发生的就是采矿者“致力于发展更好的水泵，这为更精密的钻孔机和其他工具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这些工具有助于蒸汽机和现代水力机器的产生。采矿需要冶金学、化学、机械学、土木工程等方面的知识。所有这些学科知识的融合导致了更大的技术进步”。 18世纪英国许多伟大的发明家都出自采矿业。

另外一个例子是西方国家在交通运输中对轮子的应用。从手推车过渡到马车、公共马车、铁路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而在中东和北非，自从公元前100年骆驼鞍发明之后，骆驼便取代了有轮车。利用骆驼作为运输工具从经济上看是合理的，因为不需要在沙漠中修建道路，但是技术的发展也因此走入了死胡同。正如默克所言，“骆驼节省了资源，……但它们不能促进铁路的诞生”。

一个更近的例子是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发明模拟高清晰电视。在高清电视方面，日本曾经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在1989年建立了第一个高清电视电视台，但是后来其领先地位却被美国和欧洲所取代，他们发现未来的技术发展趋势是数字电视。美国于1998年建立了第一个数字电视台。在技术上，很难预期什么是突破性的技术道路。有时候，你需要经历一段时期之后才发现自己判断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