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究竟是情人节还是女儿节？明清女性如何看待七夕节俗？

七夕故事的形成与演变

牵牛、织女的命名甚早，在《小雅·大东》中便有记载。新的研究利用秦简《日书》第三简证明：牛郎与织女的爱情故事形成于战国时代，距今已有两千多年。根据秦简的记载，“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而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这则故事最早的版本就是一场悲剧：牛郎迎娶织女以后，两人大约一起生活了三年时间便被迫分离，导致牛郎独居。

由秦至汉的四百年间，人们昂首遥望银河两岸的牛、女二星，感叹一对爱人永远的分离，不禁伤悲，为之舞咏。东汉后期的《古诗十九首》中就有一首唱到：“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西晋覆灭后，原来北方的贵族逃亡江南，重新建立起新的政权，史称南方的宋、齐、梁、陈四朝为“南朝”。南朝人殷芸曾讲述过牛郎、织女的故事：“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纴。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相会。”

故事中这位“天帝”对于女儿的怜爱何其淡薄！他看到女儿不事妆容，独居可怜，便将她许配给河西牛郎。但他却又丝毫不像一位父亲那样希望女儿享受婚姻与生活。为了惩罚婚后荒废工作的织女，这位天帝竟又强行拆散了她与牛郎的家庭，仅仅允许二人一年一会。

而这一年一会之期，便定在七月初七这天。南朝已经有不少诗人开始歌颂七夕牛女之会，其中陈朝诗人江总的《七夕诗》描写了织女七夕渡河与夫君相见之前的心理活动：“横波翻泻泪，束素反缄愁。此时机杼息，独向红妆羞。”独居时的悲苦和团聚前的娇羞正是古代大多数文人墨客对织女的想象。

袁珂主编的《中国神话传说词典》记录了根据各地传说整理的普遍版本，讲的是天帝之女织女嫁给了凡间的牛郎，并育有一双儿女，天帝得知此事后派人将织女抓回天廷。牛郎追上天际后，王母为分隔二人，用头簪划出天河，将有情人永久地分隔两岸。两人的悲伤最终感动天帝，得以一年一度于七夕鹊桥相会。

到了唐代，七夕题材已常见于文学作品中。在人生的短暂无常面前，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的相见被世人视作求之不得的永恒爱情的象征。著名的有白居易《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此恨”就是“此情”，白居易想象唐明皇与杨贵妃在七夕之夜，于寝宫中向牛、女二星乞求永不转移的爱情。写下著名的《锦瑟》以怀念亡妻的李商隐，也曾在七夕之夜作诗：“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李商隐四十丧妻，这首诗就作于三年后的七夕之夜，抒发对于“世上无期别”的无奈与悲怆。屈复评论这首诗说：“人间一别，再无见期。欲求天上一年一度相逢，不可得也。”

七夕节俗成型于唐、宋时期

七夕题材在文学中的流行，其实是唐代七夕节逐渐盛兴的一个注脚。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七夕之夜：“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

唐时七夕，在拜祭牛、女二星的同时已开始向织女“乞巧”，这一兴起于皇宫之中的风俗很快被民间效仿。旧时男耕女织，女子的才德要通过针线活来体现，因此针线活又称女红。所谓“乞巧”，就是女子于七夕节向织女星祈祷，以求得女红方面的天赋。乞巧的方式有对月穿针、浮针观影、蜘蛛结网等等。

穿针乞巧是对着月亮较量穿针引线的手艺，手艺高超者自然得巧；浮针观影则是将针或者草浮于碗中水面，观察投射在碗底的针影来占卜是否得巧；蜘蛛结网则通过观察蜘蛛是否在代表某位女子的器物或供品上结网来判断该她是否得巧。李商隐有诗云“岂能无意酬乌鹊，惟与蜘蛛乞巧丝。”《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则显示宋时是通过观察蜘蛛结网的形状来判断女子是否得巧：“（七月）至初六、七日晚，……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妇女望月穿针，或以小蜘蛛安合子内，次日看之，若网圆正，谓之得巧。”

中国传统节日往往以祭祀为主题，祭祀的供品在庆典后则由众人分食，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节令美食。正月十五的元宵，清明节的青团，端午的粽子皆由此而来。随着乞巧节俗的流行，七夕节在饮食方面也开始跟进。李商隐的《七夕偶题》写到：“花果香千户，笙竽滥四邻。”柳宗元《乞巧文》也提到他于七夕之夜见到一群女子陈设瓜果以祭祀织女。这些瓜果到了宋代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便开始花样百出。《东京梦华录》记载七夕时节，商贩们用泥土、茅草、豆苗等在木板上制作宛如“村落之态”的微缩景观对外出售，称之“谷板”；又用瓜果雕刻出种种花样，名曰“花瓜”；还有“油面蜜糖造为笑靥儿”等等果子零食。

除了乞巧以外，女子们在七夕还有染红指甲的习俗。《昆新合志》记载：“七夕，少女捣凤仙花汁染指尖。”周密的《癸辛杂志》记载了染指甲的方法：“凤仙花红者，捣碎，入明矾少许，染指甲，用片帛缠定过夜。如此三四次，则其色深红，洗涤不去。日久渐退回。人多喜之。”

另外，宋代以后的七夕节还有了“乞子”的风俗。明人《岁时纪事》记载：“七夕，俗以蜡作婴儿，浮水中以为戏，为妇人生子之祥，谓之‘化生’。本出于西域，谓之‘摩睺罗’。”这一记载源自宋人七夕节俗。根据刘宗迪先生的研究，这些或用镂金、珠翠、象牙、龙涎佛手香，或用蜡制的小人偶“摩睺罗”源自西亚宗教的七月节俗，经过波斯、粟特等国家传入中原，在宋代时与中国的七夕节俗融合。

可见，以纪念牛郎、织女爱情悲剧为基础的七夕时节，在唐宋时期融合了乞巧、乞美甚至乞子等内涵，由“夜半无人私语时”的拜祷变成了群体性的公众节庆活动。而无论是乞巧、乞美还是乞子，实际上也都与旧时女子希望婚姻生活幸福美满的愿望有关。董乃斌先生指出：“‘乞巧’和渴望婚姻幸福，对于未婚少女和一切已婚妇女，实际上可以说就是一回事。”由此看来，宋代以后的七夕节已经成了女子们乞求神灵护佑的“女儿节”。

明清女性笔下的七夕节

在《开元天宝遗事》、《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以及唐宋诗文等男性文人撰述的文献中，无论是织女还是古代的女性都是供其观看、臆想的对象，女性的声音长久以来都是缺席的。直到明清时期闺秀文学创作进入繁荣时期，我们才有机会一窥她们的想法和心境。

牛郎织女的爱情中本就带有浓浓的悲剧意味，因此对于古代女性而言，七夕在很多时候并不代表着节庆的欢乐，反而容易衬托出现实中闺阁女子的凄清孤寂，明清女诗人的诗作中常常有这种情绪的流露。

仪征女子孙采芙写道：“一逢佳节一沾裳，会到双星思更长。怪道个人真个巧，年年今夕在他乡。”孙采芙的丈夫没有一年七夕与妻子在一起，而无助的妻子只能泪下“沾裳”;道光二十一年状元龙启瑞的妻子，长沙人何慧生曾写有一首《浣溪沙·七夕》：“帘卷西风月似钩。数声征雁度妆楼。身如弱柳岂禁愁。 几片轻云犹带雨，半庭黄叶乍惊秋。画屏闲倚望牵牛。”词句中充满清冷的愁绪，女诗人几乎把自己等同于“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织女了。

另一方面，闺秀们对于牛郎织女的故事也有不同的解读，钱塘著名女诗人柴静仪更指斥牛郎、织女之间关系的不平等，说：“钟情非帝女，好色岂仙郎。”言下之意，织女能够像一个世间女子那样去爱，而好色的牛郎却根本配不上织女；也并非所有的古代女子都相信“乞巧”的作用，女诗人徐映玉则半开玩笑地说：“银汉横斜玉漏催，穿针瓜果饤妆台。一宵要话经年别，那有工夫送巧来。”在她看来，牛郎和织女一年只有一夕能够相见，彼此诉说离情别意都来不及，哪里还有工夫给人间送巧呢？

她们甚至对“巧”的价值也抱着怀疑的态度，常熟女诗人席佩兰直截了当地说：“万事吾从拙，三生莫问天。” 席佩兰拒绝以世人认为是女子之德的灵巧标榜，何等豪气！同为常熟闺秀的言忠贞也说：“不须更乞天孙巧，巧太多时易误人！”南京女子殷如琳也有诗云：“世间乞巧多成拙，疑是天孙巧弄人。”这些质疑弄巧成拙的诗句，似乎是对“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的回应，也是女诗人们对所谓的“女德”和女子命运之间关系的一种反思。

当代的七夕节俗，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开始重新强调“爱情”的内涵。笔者认为这是无可厚非的。而当今提倡恢复“乞巧”之俗则不一定合适，一则难免迷信之嫌，二则也不见得契合当代女性的精神世界。至于有人认为七夕从来都不应该被当作“中国情人节”来对待，则是有点分不清原委的看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