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大夫”的形象为何会一落千丈

孔令伟

2016-09-10 14:1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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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不少人用“蒙古大夫”来称呼庸医,而这个错误的概念甚至在流行文化中被不断复制。例如2001年红极一时的电视连续剧《大宅门》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剧中人物老福晋生病,家人为她找来医生,孰料老福晋怒斥道:“我不要这些蒙古大夫看病,叫他们治牲口去吧!”而同年7月4日晚间,中央电视台《梦想剧场》演出的小品中,剧中人物所饰演的“蒙古大夫”,以刀锯给人看病,把病人吓得落荒而逃。这些扭曲的信息,尽管在不同程度上娱乐了观众,但也严重污蔑了蒙古医学,引发了正牌蒙古医师的不满,也因此造成一百多位蒙古医生联名控告《大宅门》作者的司法案件。然而十多年过去了,“蒙古大夫”被妖魔化的形象,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再度跃上电视屏幕。如去年造成收视轰动的电视剧《琅琊榜》,其原本设定的时代背景为魏晋南北朝,尤其与梁朝(520-557)相符,而剧中主角梅长苏便将医者蔺晨戏称为“蒙古大夫”。吊诡的是,蒙古人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已是十二世纪末,距离梁朝灭亡已逾六百年之久,不晓得《琅琊榜》的主人公是如何穿越到六百年之后,认识到“蒙古大夫”的存在呢? 
上述流行文化中对“蒙古大夫”的蔑视,虽在有识者眼中纯属无稽之谈,却极有可能造成社会大众对蒙古文化的错误认识,甚至严重伤害蒙古族同胞的情感。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蒙古人在历史时期通过与汉、藏、突厥与伊斯兰文明的交流,形成了丰富而多元的医学传统。历史记载中的蒙古大夫,不仅并非形象恶劣的庸医,反而是以医术精湛的神医闻名于世。究竟蒙古大夫真实的历史面貌为何?而“蒙古大夫”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负面形象,又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这些都值得人们思考。
元代蒙古人的医学实践
根据文献记载,蒙古人最初的医学实践与宗教传统具有密切的关联。《蒙古秘史》中便描述了窝阔台(1186-1241)在1232年攻打女真人时,疑似患有中风而口舌麻木的症状,请巫师占卜后,认为是金国的山川神灵所下的诅咒,在拖雷(1192-1232)自愿代替承受诅咒的情况下,窝阔台遂而痊愈。这种巫医不分的现象,实际上并非蒙古人所特有,而是普遍存在于人类文化中,如先秦的儒家文化甚至是孔子本人,便深受巫祝传统的影响。除了巫祝传统外,蒙古也有独特的医疗文化,如《元史》记载成吉思汗(1162-1227)西征之时,随军将领布智儿与郭宝玉曾负箭重伤命危,成吉思汗命令手下宰杀牛只,将伤者放入牛腹中,遂而得愈。窝阔台也曾经以同样的方式,治愈在攻打山西时中箭的汉将谢睦欢。伯颜(1236-1295)在进军湖北时,部属李庭被宋军的炮火重伤几死,伯颜也用了一模一样的法子将其治愈。
随着蒙古帝国的建立与扩张,蒙古统治者在中原各地选拔医官,在中央与地方成立医疗机构;又编纂《大元本草》等医书,推动医疗教学。此外,元朝对于医官设有明确的制度,《元典章》云:“济世之道,莫大于医术”,足见元朝官方对于医学的重视。另一方面,元代蒙古人又通过回回人获取了来自波斯、阿拉伯与中亚的医药知识,如元人忽思慧于1330年撰成的《饮膳正要》中,便融入了不少回回医学的知识。而成书于十四世纪下半叶的《回回药方》,更证明了在蒙元的统治下,阿拉伯与波斯医学知识曾在中国蓬勃发展。由此可见,中国的医学在蒙元统治时期获得了积极的发展,可见十三、十四世纪的蒙古人,并不盲目崇拜巫祝治病,而是大力发展实务医学。
蒙古大夫对明清中医外科的贡献
或许有人会问,那么除了蒙元统治者本身善用中原与回回医生外,蒙古大夫对于中国医学的发展,又有什么历史贡献呢?事实上,即便在元朝灭亡后,蒙元的遗产对中医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在明清时期的历史文献中,蒙古大夫往往以神医著称。李时珍(1518-1593)于1578年编纂完成的《本草纲目》,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中医经典,然而多数人或许不知道,《本草纲目》曾大量引用元人萨德弥实编著的《瑞竹堂经验方》。不仅如此,《本草纲目》更直接汲取了蒙古人的医学智慧。例如《本草纲目》记载了牛血的效用:“牛血。伤重者,破牛腹纳入,食久即苏也。”而在《本草纲目》的另外一段落中,李时珍再次说明了牛血的功效,并注明这个方子来自《元史》中成吉思汗以腹罨疗法医治布智儿等人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蒙医以兽皮包裹治疗严重外伤的方子,其效用之神奇,在清代广为世人称道。
满人入关以前,就认识到蒙医腹罨疗法与接骨术的精妙。魏之琇《续名医类案》中记载,在努尔哈赤时期有名叫墨尔根绰尔济的蒙古人前来投靠,此人精通医术,在天聪年间先后救治正白旗前锋参领鄂硕(?-1657)与镶白旗梅勒额真吴拜(1596-1665)。如吴拜身中“三十余矢,已昏绝。济令剖白橐駞腹,置拜其中,遂甦”。此外,墨尔根绰尔济又善于正骨法,曾治愈清初著名隐士苗君稷(1620-?)的关节疾病:“黄冠苗君稷之徒,臂屈不伸,济先以热镬熏蒸,次用斧椎其骨,手揑有声,使骨穴对好,即愈。”入关以后,蒙古医生依旧随着八旗军南征北讨,运用腹罨疗法拯救伤患。如雍正九年(1731)和通泊之战,清军为噶尔丹策零包围,几乎全军覆没,副都统塔尔岱(?-1756)突围而出,“中枪穿胫,血殷征衫,蒙古医以羊皮蒙之,三日始甦。”
蒙医腹罨疗法的神效,不仅应用于战场救急,更因受到清朝皇帝的重视,而被运用在宫闱之内。据袁枚《原任礼部侍郎齐公墓志铭》,乾隆十四年(1749)时任礼部右侍郎齐召南(1706-1768),在从上书房前往圆明园南面的澄怀园路上,因马匹受到惊吓,堕马重伤,头触大石,顿时脑浆迸出。由于齐召南以辞章之学闻名,又曾陪皇子读书,素为乾隆皇帝所重,乾隆帝闻后“大惊,命蒙古医速治,医刳生牛腹,卧公其中。又取牛脑,乘热纳公颡左右摇,公始苏”。由塔尔岱与齐召南等人的故事可知,清代多有蒙古医官救治朝廷重臣的案例;而自成吉思汗时留下的腹罨疗法,甚至到清代仍在使用。成吉思汗当年以腹罨疗法救活了郭宝玉,乾隆帝同样借助了蒙古方子医治了齐召南,而元清两代蒙古医学的传承,背后也正反映了满蒙内亚帝国的延续性。
蒙古医学对传统中药知识的扩充
除了以腹罨疗法治愈重症外伤外,蒙医也扩充了中国医学在药物方面的知识。《本草纲目》中记录了一种名为“鲊答”的药物,主治“惊痫毒疮”。所谓的“鲊答”,即蒙古语“Jada”的汉文音写,指的是一种动物体内的结石。在药用功效之外,李时珍记载了一条有趣的故事:明嘉靖十九年(1540),湖北蕲州有一位侯屠户宰杀了一头黄牛,从牛肚子里得到了一块晶莹的石子,没有人知道这是何物,后有喇嘛答曰:“此至宝也,牛马猪畜皆有之,可以祈雨;西域有密咒,则霖雨立至。”关于蒙古人使用“鲊答”的记载,可以追溯到1202年的阔亦坛之战。根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联军与札木合联军在阔亦坛进行决战,札木合联军中,有人使用“札荅”(Jada)施法招来暴风雨,企图借此消灭成吉思汗的军队;不料暴风雨竟然反倒向札木合联军袭来,札木合的手下认为遭到天谴,从而纷纷溃逃。
有趣的是,关于鲊答祈雨的神奇效用,一直从元朝延续到晚清,从未间断。十七世纪的蒙古文史籍,诸如《黄金史纲》与《咱雅班第达传》,都留下了蒙古人在作战时利用鲊答作法攻击敌人的纪录。而汉地文人,对于鲊答的奇效也是啧啧称奇。纪晓岚在《微阅草堂笔记》中提及“洗鲊答诵梵咒者,亦立致风雨”的奇闻。林则徐被流放新疆,曾作词记录当地卫拉特人留下用鲊答祈雨的习俗:“柳树流泉似建瓴,求泉排日讽番经。便如劄答祈风雨,齐术惟推两事灵。”晚清黄协埙在《锄经精舍零墨》中记道:“马黑者,生马肾间,一名赭丹,又名鲊答。凡番兵事急,持之念咒,辄能致风雨,突围而出。”同治十二年(1873),《申报》上刊登了一则启事,声称有一位李君在四川向藏人购得马腹中的结石,外表晶莹,重达五十两,希望请教此物掌故。隔日马上有人登报答覆此物当为鲊答,称其能治“一切恶疮癫狂,又蒙古人持咒将鲊??入水中,能祈雨立降”。这位答覆人甚至提供自身见闻,称鲊答“入药甚效”。由此可见蒙医在药物方面的知识,曾经扩充了明清两代中国医学的知识,并广为世人所流传。康熙皇帝本人对蒙古跌打药方也有很高的评价。《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曰:“如蒙古有伤损骨节者,则以青色草名绰尔海(Corqai)之根,不令人见,采取食之,甚有益。朕令人试之,诚然。验之,即内地之续断。由此观之,蒙古犹有古制。”而康熙皇帝对蒙药的肯定,也体现了清朝官方对蒙古医学的重视。
蒙古大夫在清宫医疗体系中的重要性
有清一代对蒙古医学的重视,不仅反映在医药知识的流传,还落实在具体的制度层面。清朝在内务府上驷院设有蒙古医士职衔,从上三旗兵丁中选取精通正骨法之人担任。蒙古语称接骨大夫为“bariyaci”,字面意思为“捏(骨)者”,在清代文献中有时译为“兽医”,而这个不精确的汉文翻译也造成了现代人的误解。今天的人们或许以为,蒙古大夫既然是上驷院的兽医,医术自然高明不到哪里去,又怎么能治人的?殊不知上驷院管理的是皇家马匹,身价非凡,好比今日的超跑豪车。根据《大清会典》记载,皇帝、皇后、嫔妃、皇子与公主在什么场合使用多少马匹,以及马匹等级的评选,都有很严格的规范;而皇家马承载的是皇家贵人的生命安全,马儿平日的健康,自然需要有良医看管。另一方面,满洲人自马上得天下,强调骑射为立国之根本,而上驷院所饲养的皇家御马又多由外藩所贡,无疑是朝廷重要的门面。这也难怪清朝要谨慎地从出身较高的上三旗兵丁中,挑选善于接骨之人充当蒙古医士,来照顾这些身价不凡的御马。
值得注意的是,蒙古医士除了负责治疗御马外,还有一项特殊的职能,即医治宫内与战场上的紧急外伤病患,尤以神奇的接骨术为人所称道。清朝以蒙古医士兼治人马,实际上反映了清朝继承自蒙古文化的内亚性。在战场上马儿可以说是人类最好的伙伴,战争的成功与否,马匹的素质具有重要的决定性。因此在军队中配备技术良好,能够兼顾人、马的外科医生,对满洲和蒙古文化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议题。由此可见,满蒙文化中所谓的“兽医”,往往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处理战场上的紧急伤患,同时保全战马的机动能力,其医术水平要求甚高;并不像农业文化中的兽医,仅负责治疗一般家畜。
满人在入关之后,也将这种兼治疗人马的内亚医学传统,带入中原。《啸亭杂录》曾明确记载蒙古医士经常为宫内人员进行紧急接骨手术,“凡禁廷执事人有跌损者,咸命其医治,限以日期报愈,逾期则惩治焉”。任锡庚《太医院志》里更明言:“国初依明制,术分十一科……(嘉庆)六年奉旨,以正骨科划归上驷院蒙古医生长兼充。”由此可见清宫的骨科,此后正式由蒙古医生负责,蒙古大夫显然并不是只能医马的兽医。如嘉庆九年(1804)曾召原任川北镇总兵薛大烈(1760-1815)入宫为干清门行走,不料在扈从入禁城时坠马,跌伤甚重。嘉庆帝立刻“派蒙古医官前往诊治”,同年不久薛大烈病愈,即擢为直隶提督,赏黄马褂。嘉庆帝之所以指派蒙古医官救治朝廷重臣,将太医院的骨科交予蒙古大夫全权处理,显然是出于对蒙医的信任。
清代士人对蒙古大夫的赞扬
正因为蒙古人具有优良的紧急外科传统,不仅清朝皇室对蒙古医士经常委以重任,汉人士大夫对蒙医也有极好的评价,甚至往往视为“神医”。根据黄宗羲《提学佥事来菴袁公墓志铭》及蒋学镛《鄞志稿》记载,康熙六年进士袁时中(1630-1684)随同宁南靖寇大将军勒尔锦前往湖北征讨吴三桂,途中因积雪不小心滑落山崖,肋骨严重断裂,而幸有“蒙古医人,震动其肢体,以烧酒灌之,自口以外,悉糊其窍,使壮夫接气。久之,气从伤处出,胁之内陷者还所故。而后缠之以药,得不死”。在《松鹤山房诗文集》中,陈梦雷(1650-1741)自述曾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夏天“堕马伤臂”,蒙诚亲王胤祉派遣蒙古医者巴君治疗,疗效惊人,“众皆神其技”。陈梦雷为了表示谢意,特别在扇子上题了一首诗,赠予蒙古医者:“华氏当年技最良,何如俞跗佐轩皇。知君尽得囊中秘,不向龙宫觅异方。”陈梦雷的这首《赠医者》,不仅充分表达了对蒙古医术的赞叹,更见证了蒙汉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陈兆仑(1700-1771)在《紫竹山房诗文集》中也曾自道:“甲申(1764)六月,退直堕马,伤顶及左支(肢),中指骨折,蒙古医者为摩其节,族得少差,戒曰须静息百日。”汪师韩《韩门缀学》正面评价蒙古医学:“今蒙古医治跌打损伤有神效,不知其术所由来。”从黄宗羲、陈梦雷与陈兆仑等人的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些饱读经书、崇尚考据的儒学大家,不仅从未排斥蒙古医学,反而对蒙医的接骨术极为赞赏。
蒙医在汉人士大夫中的正面形象,一直维持到清末民初。1872年5月23日《申报》刊载了一篇题为《医论》的文章,作者认为西医虽然长于用药,但其外科技术“实不如蒙古医士之良也”;并进一步提出结合西药与蒙医的主张:“以西医之良,若再加以蒙古医士之术,则天下无废人。”《清史稿》甚至为乾隆年间医术精湛的蒙古医生觉罗伊桑阿立传,称其“以正骨起家至钜富”,并生动描述了觉罗伊桑阿教授正骨的方法:“削笔管为数段,包以纸摩挲之,使其节节皆接合;如未断者,然乃如法接骨,皆奏效。”
清代士大夫对于蒙古医学之精深啧啧称奇,而文人墨客更是为蒙古医生增添了神医的传奇色彩。《松江府志》与许仲元《三异笔谈》中,提到了刑部尚书张照(1691-1745)曾在承德避暑山庄扈从,不幸“坠马,仍折右臂,得蒙古医,疗之而痊”。袁枚《续子不语》更是绘声绘影地描述蒙医的神效:“京师某官奸仆妇,被妇咬去舌尖,蒙古医来,命杀狗取舌,带热血镶上,戒百日不出门,后引见奏对如初。”徐珂《清稗类钞》对于蒙医的疗效也有生动的记载:雍正年间直隶永平知府吴士端(1691-1773)的一位幕宾,在长城边上车马翻覆,大腿骨碎裂,“遇蒙古医,置股于冰,令僵。徐剖肉,视骨,粉碎,为联缀。缉桑皮纫之,饮以药,五日而能行矣”。这些记载虽出自稗官野史,难以考察真伪,却充分反映出清代蒙古大夫的“神医”形象,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广为流传。
“神医”为何会变成“庸医”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导致蒙古大夫的形象,从妙手回春的“神医”转变为不学无术的“庸医”?这与十九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的妖魔化不无关系。事实上,在十七、十八世纪时,俄罗斯甚至还派人前来学习蒙医。《朔方备乘》载:“俄罗斯有学蒙古接骨大夫者,仅康熙年一至。”然而雍正年间,其实也有俄罗斯人来中国学习蒙医。《张文襄公奏议》:“世宗时,俄国官生来学,于是建俄罗斯馆,于是立俄罗斯学。学医,则遣蒙古医往。”俄罗斯人不远千里前来学习,可见当时西方人对蒙医并不反感。而十八、十九世纪,可以说是蒙古医学借鉴藏医理论而蓬勃发展的时期,诸如伊希巴拉珠尔(1704-1788)《甘露四部》、敏如尔占布拉(1789-1838)《方海》与占布拉道尔吉(1792-1855)《蒙医正典》等集大成之蒙医经典,均是在这个时期形成。那么为何在十九世纪西方人的心中, “蒙古大夫”的形象竟会一落千丈呢?
十八世纪末,西方兴起科学种族论(Scientific Racism),德国人类学者Johann F. Blumenbach(1752-1840)首先建构出“蒙古人种”(Mongoloid)的概念,将东亚人归类为“黄种人”。十九世纪西方帝国主义为合理化其在东亚的殖民统治,因而主张优胜劣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高加索人”在演化程度上比“蒙古人种” 更加进步,故而“白种人”有领导“黄种人”的天赋使命。西方生物学家因而开始寻找蒙古人种的体质缺陷,如1866年,英国医生John L. Down(1828-1896)将遗传性智能障碍命名为“蒙古症”(Mongoloid),正是因为患者的面部特征近似当时西方人刻板印象中“蒙古人种”的愚笨形象。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西方帝国主义更是建构了“黄祸”(Yellow Peril)的政治话语,利用重塑西方人对中世纪蒙古人入侵的恐惧,将中国人扭曲为残酷而阴险的民族。1913年英国小说家Sax Rohmer(1883-1959)创造了一个虚拟的角色“傅满洲博士”(Dr. Fu Manchu),用以讽刺中国人卑鄙与狠毒的形象。而随着中国移民人口的增加,美国在二十世纪初也兴起了排华浪潮,并且具体反映在庶民文化中,1934年,美国漫画家Alex Raymond(1909-1956)创作的连载漫画《飞侠哥顿》(Flash Gordon)中,虚构了一个统治“蒙戈星球”(Mongo)的大反派“冷血魔王明”(Ming the Merciless),用以影射中国人的无耻形象。需要注意的是,二十世纪初的“黄祸论”,往往使用“蒙古人种”的概念泛指“中国人”,因此他们揶揄讽刺的对象,既可以是邪恶的“满洲博士”,又可以是统治“蒙古”的“明魔王”。由此可见,在二十世纪初“黄祸论”对“东方”的妖魔化之下,“蒙古”一词开始被贴上“野蛮”、“僵化”、“不科学”等负面标签。而西方帝国主义对东亚世界的妖魔化,也正符合萨义德(Edward Said, 1935-2003)所批判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话语。
与此同时,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面临亘古未有的思想变局。晚清革命党为了推翻清朝的统治,开始借用西方的人种划分,试图借此区分满、汉,发起种族革命。如邹容在《革命军》中接受了“黄种人”这个西方概念,并进一步将“黄种人”划分为以汉人为代表的“中国人种”与以满蒙为代表的“西伯利亚人种”,从而建构“皇汉/夷狄”的种族对立论。革命党人对满人的攻击,固然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却也将东方主义式的“蒙古人种”观念引入中国,并将其转化为对满蒙民族的污名化。在种族主义与革命浪潮的席卷之下,“蒙古”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几乎成为“野蛮”与“落后”的代名词,而“蒙古大夫”的形象也从妙手回春的“神医”沦为颟顸无能的“庸医”。如此说来,蒙古大夫的庸医形象,不仅不是“自古以来”的历史事实,而无疑是一种“东方主义”的历史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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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蒙古大夫,庸医,东方主义,中国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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