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开疆：巴勒斯坦在谷歌地图上被移除

近日，西方媒体上一个话题在持续发酵，“巴勒斯坦在谷歌地图上消失了”。抗议声率先出自巴勒斯坦记者论坛，他们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谷歌地图上巴勒斯坦的地名被悄悄删除的行为应受到谴责，我们呼吁谷歌撤销决定并向巴勒斯坦人民道歉。”而后，有人在Change.org的网站上草拟了请愿书，要求谷歌地图恢复巴勒斯坦领土，并谴责谷歌谷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实行“种族清洗”的帮凶。这个请愿活动已有超过15万人参与。同时，在脸书和推特上，“抵制谷歌”和“巴勒斯坦在这里”的话题也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浪潮。

澎湃新闻采访了研究思想史的英国埃克斯特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殷之光，在他看来，今天的“巴以冲突”已经成为西方内部的问题，并不反应巴勒斯坦当地情况。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本身，体现出了今天西方平等秩序的逻辑漏洞与危机。西方社交媒体上出现的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心，本质上仍旧是一种脱离了政治，特别是第三世界政治现场实际的问题，体现的是西方左翼政治正确。在这个事件中，google代表的仅仅是这种政治正确话语中的老敌人、老面孔：即面目模糊的资本本身。殷之光强调，不能用非历史化的本质主义的态度来理解巴以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犹太复国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

“巴以问题”已逐渐蜕化成纯粹的政治博弈筹码

澎湃新闻：“巴以冲突”这个老问题，在历史语境中经历过怎样的变迁？

殷之光：巴以冲突在今天应该被理解为西方内部的问题。这可以从几个方面理解。首先，犹太人问题毫无疑问，是来自于欧洲以及俄国内部，长久以来的反犹文化传统与政治实践。在19世纪的语境中，排犹的出现，与金融资本大规模兴起后出现的社会极端不公，以及就此而生的在城市居民中间的民粹主义政治心态密切相关。此外，来到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其最早的组织方式，是以公社协作形式，其定居点与当地阿拉伯人混居。因此这段时期，并没出现今天针尖对麦芒式的巴以冲突问题。

而巴以真正形成冲突，则与在该地区（主要为犹太人的）城和（主要为阿拉伯人的）乡之间发展的差距逐渐拉大，同时与在英国支持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起相关。在20世纪上半叶，对包括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内的在该地区的生活的人民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现代化发展与外来殖民主义经济压力的双重矛盾。而并不是简单的巴以民族矛盾。

澎湃新闻：那么“巴以问题”何以成为今天国际关系中的“民族矛盾”？

殷之光：真正的巴以民族冲突，应该是在二战之后。在二战之后，巴以问题被作为一个国际关系问题提出。而其背后隐含的第三世界国家在19-20世纪世界秩序形成与转向过程中，不同的现代化路向问题，却被美国主导的冷战式国际关系理论叙述所掩盖。

“巴勒斯坦问题”是随着以色列建国而国际化的。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殖民帝国力量在中东形式上的消退是以阿拉伯国际独立建国为标志的。但这一过程，也伴随着美国作为新兴帝国势力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力的扩张。与欧洲殖民的差序秩序不同，美国试图构建一个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民族国家秩序。从表面上来看，这种秩序强调“民族自决”，及其在自决之后自由参与全球市场的平等权利。但是，这种平等是以维持各国之间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为前提的。因而，这可以被看做是一种被程序正义话语掩盖了的更深层次的不平等。美国的新帝国模式便建立在这种不平等的秩序上。作为新帝国的美国与作为老帝国的欧洲殖民者，在冷战初期的二十年间，构成了冲突。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的进程，在这时期，除了受到美苏冲突的影响之外，也受到了这种西方内部新老秩序冲突的影响。理解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除了要考虑到这些外在因素外，还需要考虑到第三世界内部自主性的动力。

对于中东世界来说，虽然随着1948年以色列的正式建国，反对以色列成为分布各地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共同问题。但随着几次中东战争的失败，新成立的以泛阿拉伯主义或族群民族主义为基础的阿拉伯国家也渐渐与真正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政治诉求越走越远了。并且，随着最近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变动，一批在20世纪中期泛阿拉伯主义影响下建立起的世俗强人政权被推翻。“巴勒斯坦问题”甚至在阿拉伯国家中也开始变成了一个旧问题。海湾国家开始更为倾向于维持并加强他们已有的族群认同，以求防御来自政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而北非与大叙利亚地区经历过政治变动的国家，则开始倾向于政治伊斯兰。随着阿拉伯国家联盟在2004年达成协议，拒绝在本国内接纳安置并归化巴勒斯坦难民开始，“巴勒斯坦问题”便一步步迅速蜕化成为一个纯粹的政治博弈筹码。

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

“反霸权”道德至高地的反转

澎湃新闻：那么该如何理解“犹太复国主义”中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

殷之光：犹太复国主义跟阿拉伯民族主义一样，都不能被看做是同质性的、脱离历史语境的思潮。作为政治实践，犹太复国主义诞生在具有民族主义精神的、且在欧洲内部的一批犹太裔知识分子中。真正的以色列建国与大规模犹太人移民，则是更为深刻的霸权政治与贯穿欧洲历史的反犹主义的综合结果。现代的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开始于19世纪晚期的欧洲。1881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一群革命者暗杀。随之在俄国掀起了大规模的反犹浪潮。1882年，亚历山大三世推出了所谓“五月法律”，大批犹太人因此逃亡。反犹在19世纪的欧洲绝不是新鲜事。很快在这之后，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出现。而在犹太人中间，面对这种遍布欧洲的排犹反犹浪潮，一些激进的犹太知识分子开始结成团体。在俄国，一个叫做“锡安热爱者”（Hovevei Zion）的运动吸引了大批犹太人。最早的犹太复国主义团体“比鲁团”（Bilu Group）的成员便来自这一运动内部。犹太复国主义在欧洲的诞生，其实很能体现列宁对民族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系的分析正确性。犹太复国主义19世纪产生之初，实际上也是具有反压迫的特性。社会主义色彩也很浓重。在19世纪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在欧洲殖民帝国主义内部的政治与历史环境下，是具有进步价值和批判性的。

今天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资源不来自于，或者并不全然来自于二战。实际上，从犹太复国主义出现之初，其理论资源都是对旧约历史的神话想象。并且，其理论资源与话语方式都不超出19世纪欧洲知识体。犹太复国主义最著名的一个文本是1896年奥匈帝国犹太裔记者希尔多·赫兹（Theodor Herzl）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后以德文写出的《犹太国家》（Der Judenstaat）。在文中他认为，反犹思潮在某种程度上是长久以来欧洲内部宗教与经济歧视（甚至是嫉妒）心态的反应。犹太人在他们欧洲各自的“祖国”里尽心尽力，为社会文明与经济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作为“爱国者”却不为社会所接受。萦绕欧洲的所谓“犹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出路，则是将其变成一个世界性的政治问题，并交给“文明国家”的全球议会来解决。

跟今天的“巴勒斯坦问题”一样， “犹太问题”同样在欧洲内部也起始于东方主义式的知识体系下对于弱者权利的发现/建构。但作为一个欧洲思想内部的问题，它迅速获得了理论的广度，特别是在纳粹大屠杀之后，更变成了一种欧洲思想内部对于现代性思想批判的根源。对于反犹思想的批判则与对欧洲近代历史中的集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的批判相联系。在这个意义上，犹太知识分子的理论讨论则构成了现代西方知识话语内部的自我批判力量。犹太知识分子所提供的对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讨论与解决方案，均能被梳理到西方正统知识系统中。例如著名的汉娜·阿伦特针对巴以问题提出的“联邦制”解决方案，则充分根植于她对于西方传统中城邦制度的政治理想。并服务于她一直以来，在欧洲政治传统中对于理想政治体系的讨论与追求。在西方正统的政治哲学体系中，这一提议可以被接纳为符合知识逻辑的方案。

但是，在传统的欧洲与美国知识系统中，“阿拉伯”是被作为一种殖民知识展开的。“巴勒斯坦问题”仅仅是在帝国外交中所产生的技术性问题，其知识属性是建立在对于作为他者的“阿拉伯文明”的认识需求上的。作为西方“他者”的“阿拉伯问题”甚至到了萨义德写作的时候也继续停留在西方的外部。事实上，萨义德，甚至不少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学者，根植于“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特性，在某种意义上便是非西方资源“他者化”的一种表现。

再补充一点，冷战时期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态度，还伴随着美国对苏联威胁的判断。也就是说，由于担心苏联在第三世界影响力扩张，美国也积极参与到争取阿拉伯民族独立国家的行动中。同时，由于犹太集团在美国政治内部的强大影响力，以及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对美国的重要作用，美国迄今也无法彻底“抛弃”以色列。这也就出现了为什么美国既要以色列，又要支持沙特的局面。

澎湃新闻：二战刚结束时期支持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政治正确”，到了今天经历了一个反转，反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变成了西方政治话语中的“政治正确”。

殷之光：这个“巴勒斯坦问题”在西方知识话语中的内化过程也需要从对东方主义的理解与批判角度出发。在1970年代末期，伴随着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讨论，以及越来越多的年轻知识分子开始对越战进行进一步的反思，同情“弱者（也是一种形式的他者）”成为左翼话语中一个道德正确的高地。当反殖民的讨论浮现在西方学界视野中后，理论生产也渐渐开始倾向于那个曾经被西方话语压抑的“东方”（或者更准确的说，是那些曾经被殖民霸权所蔓延的东方——即阿拉伯世界与印度）。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二战之后的西方主流叙事中，占据了反（西方历史内部的）霸权的道德高地。对当时的西方知识界来说，犹太复国主义是用来反思纳粹主义理论及其诞生的历史的一面镜子，也是用来对西方自身在资本主义逻辑下新霸权进行批判的靶子。但是，我们仍旧可以看到这种东方主义式批判背后的本质主义色彩。在本质化了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背后，仍旧是一种种族话语的延伸。这种东方主义式的批判，甚至帮助西方/美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回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与理论分析的最核心内容，即阶级话语。缺少了阶级分析力量的西方左翼话语，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就像是被剪断了翅膀的鸟。渐渐地，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心，也成为一种知识阶层表达政治与道德正确的符号，彻底与第三世界的平等政治实践脱离了关系。

西方社交媒体上对巴勒斯坦的同情体现了西方平等秩序危机

澎湃新闻：那么在你看来，西方舆论中对恢复巴勒斯坦的请愿以及对谷歌地图的谴责，更多的是出于左翼的政治正确？

殷之光：我的理解是，这是一个脱离了第三世界政治现场的知识分子问题。今天知识界对于萨义德本人，包括艾贾兹·艾赫迈德在内的一些伊斯兰知识分子的批判观点认为：萨义德对西方文明的整体谴责，实际上伴随着对东方世界的他者化与本质化——萨义德根本就是脱离了阿拉伯人民群众，从外部来代言阿拉伯人。也正是这批伊斯兰知识分子，把犹太复国主义叫做是美国人的犹太复国主义。同样的，后殖民理论的创造者们，也是一批在宗主国获得了社会地位，在本国也过的很舒适的社会精英。根本找不到从群众中来的痕迹，更别说到群众中去了。支持巴勒斯坦变成了科尔班之类的，左翼的政治正确。其道德基础，无非就是对“受压迫者”的想象和支持。但本质上，这还是东方主义式的。这种叙事下的东方，是需要被文明的西方关怀的、弱小的、落后的东方。同时，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批判也与对资本主义的虚假批判结合。犹太人被统一描述成无道德的资本家，而批判资本家，则变成鲁迅说的那种阿Q式的革命。

澎湃新闻：西方“左翼政治正确”的这些行动，在政治现场的真正问题面前有着怎样的危险性？

殷之光：让google地图把巴勒斯坦名字加上去了，巴勒斯坦人民就能真正站起来了？这属于地图开疆，用爱发电的行为。支持巴勒斯坦的政治正确，与强调兴奋剂检验公平公正的谎言，同属西方内部正义论话语的虚假和现实主义政治的霸权。在西方语境下，东方属于病夫，要被关心。无论是霸权主义的压迫，还是今天用爱发电的关怀，都是这种本质主义立场的一体两面。

在这个意义上，受压迫的巴勒斯坦人民形象，要比拿着火箭炮的巴解组织游击队员形象好接受多了。所以，巴解组织就是恐怖分子，就是秩序之外的疯狂。但是，这种叙事忽略了最基本的一个事实，就是巴解组织的游击队员和巴勒斯坦人几乎无法分割。

澎湃新闻：那今天如何超越西方左翼政治正确，来理解平等秩序？

殷之光：在20世纪中后期的语境下，平等被美国定义为程序正义。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有一个“客观公正”的游戏规则，那就叫平等。就是鲁迅骂的费尔泼赖（fair play）。但是，在这种平等下，真正的不平等被忽略，那就是经济发展阶段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在二战结束之后的30年中，始终被第三世界独立运动所挑战。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从1950-1970年间，中国强调，第三世界真正独立，需要通过协作方式，达到经济自主。这种政治努力，从理论上创造了一种新的对于平等的理解，在实践上，则表现为中国的崛起。

今天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话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对抗对象就是帝国主义。这种“反帝”是否可以跟二战结束之后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反帝”相联系？这一点，从巴解到哈马斯的变迁上体现的很清晰。从巴解到哈马斯的分裂，实际上也是冷战后世界秩序变迁的一个重要表现。我的说法是，虽然今天的“反抗”者们拼命寻找这种与过去历史的联系，但是，这无法掩盖今天的“反帝”是一场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形成相联系的“封建反帝”， 是一种没有未来的暴力。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这种“封建反帝”，根本就是一种特定（伊斯兰）教法的霸权。今天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以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把阿拉伯人赶下大海。而对哈马斯（以及今天不少海湾阿拉伯人）来说，他们的解决方案是：把犹太人杀光。对抗中并不产生多样性与平等秩序的可能。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把这种现象叫做对抗，而不叫它为“斗争”。 在第三世界叙事的语境下，斗争是一种辩证关系。

“左翼政治正确”是一个西方政治话语中才有的问题。让作为第三世界的广大地区，真正获得经济自主，这才是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