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访古︱江陵：程朱理学一统朝鲜，从此女儿婚后住婆家

江原道江陵市位于韩国东北部的海边，背靠大关岭，面望大海，夏季气温最高不过30摄氏度上下，历来就是著名的避暑胜地。同时，江陵也是一个历史名人辈出的地方。当地最有名的名人当属一对母子，即印在韩国纸币五万元券上的申师任堂（1504-1551）和五千元券上的李珥（1536-1584）。其次还有被誉为李氏朝鲜时期第一才女的许兰雪轩（1563-1589），以及她的三兄弟——许筬（1548-1612）、许篈（1551-1588）、许筠（1569-1618），都以文章著称。另外，还有大文章家金时习（1435-1493）等。其中李珥与许篈与中国颇有渊源，二人都到过北京。1568年，李珥曾以千秋使书状官的身份来到北京，许篈则于1574年以圣节使书状官的身份来过北京。笔者一直颇为关注这些曾有赴京经历的朝鲜使者，为了实地探访他们留下的足迹，于今年七月中旬探访了江陵。

程朱理学：朝鲜“女归男家”的始作俑者

江陵的古迹景观大部分集中在镜浦湖与海边一线，申师任堂与李珥曾居住过的乌竹轩与许氏一族的老宅，以及金时习纪念馆都相距不远，全坐落在镜浦湖附近，依山傍水，风景极为优美。韩元五千元券的正面为李珥头像，背面则为乌竹轩。乌竹轩之名来源于该处遍植象征君子风骨的乌竹，其实也暗示了此轩修建当初，主人应该颇受儒家思想影响。李珥是李氏朝鲜时期最为出名的大儒之一，作为长期把持朝鲜实权的西人派系的思想领袖，他在朝鲜后期享有极高的尊崇。其母申氏，号师任堂，在韩国被认为是具有较高文学书画素养的贤妻良母形象的典型，所以韩元在发行五万元券的时候将其头像印在正面。

不过乌竹轩吸引笔者注意的是，它作为李珥的出生地与幼时的生活之处，其实并不是李珥父亲李元秀的家宅，而是申师任堂家的家宅。申师任堂与李元秀成亲后，并未前往位于汉阳的李元秀家居住，而是和李元秀一起居住在自己娘家，也就是说大儒李珥实际上是在他外祖家出生并成长。更有趣的是，申师任堂本人也是在外祖家出生并成长。现在一般民众对李氏朝鲜甚至当今韩国最普遍的看法之一，大概会是该国无处不在的家父长制度的影响。崇奉儒教的李氏朝鲜，为何还会出现女性出嫁后仍然居住在娘家的情况呢？而且并不是所谓“倒插门”的情形。

我们现在所持对李氏朝鲜“女归男家”婚姻制度的观点，仅仅是对朝鲜中后期婚姻制度的认识。实际上，在朝鲜前期，“男归女家”的婚姻制度更为盛行。李氏朝鲜承王氏高丽而来，但高丽王朝并不崇儒，而是将佛教定为国教，民间则普遍流行“男归女家”的婚俗，子女往往在外祖家出生并成长。高丽贵族男子成婚后，会在外家、本家、妻家中选择一族作为自己主要的政治依靠，当然，实际情况往往是选择最有势力的一族。另外，在继承与祭祀制度上高丽时期和朝鲜时期也有区别。高丽时期实行的是“子女均分继承”与“子女轮流祭祀”的制度，甚至会出现“外孙奉祀”的场景，而朝鲜时期实行的则是“嫡长子优待继承”与“长房奉祀”制度。

高丽晚期，国王或世子常年旅居在北京的情况颇为常见，随侍国王或世子的一部分新兴士大夫们在北京接触到了程朱理学，并将其传回半岛。随后李成桂在这群士大夫的支持下废王氏而自立，建立了朝鲜王朝。这批信奉程朱理学的士大夫们随即在社会各领域进行改革，《朱子家礼》鼓吹“女归男家”讲求“亲迎礼”，半岛固有的“男归女家”的婚姻制度显然不符合其要求，因而成了他们主要的改革对象之一。然而，社会风俗的变化并不是国家一道诏令一下便可以顷刻改变的，“女归男家”的婚姻风俗仍然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到李珥和申师任堂生活的朝鲜中期，婚礼在女方家举行，经过一段时间，甚至是等子女长到一定岁数后再回到男方家的“半亲迎礼”在一些地区仍较为普遍。韩国学界一般认为，半岛彻底完成儒教化大约是在16世纪末壬辰战争结束之后。

待李珥长到一定岁数后，申师任堂离开江陵前往汉阳的婆家居住。李珥在《先妣行状》里这样描写申师任堂思念江陵娘家的情形。“慈堂平日，常恋临瀛。中夜人静时必涕泣，或达曙不眠。一日有戚长沈公侍姬来弹琴，慈堂闻琴下泪曰，琴声感有怀之人。举座愀然，而莫晓其意。又尝有思亲诗，其句曰：‘夜夜祈向月，愿得见生前’。盖其孝心出于天也。”李珥把申师任堂思念娘家的原因归结为“孝”，以李珥作为儒学者兼儿子的身份来说，这种解释无可厚非，但申师任堂留下的不少诗句都表达出她对娘家的思念，如“千里家山万叠峰，归心长存梦魂中”，所以，她在汉阳究竟生活得是否开心，大概也只有她自己清楚。

随着“女归男家”的“亲迎礼”制度的逐步确立，婆媳矛盾逐渐成为朝鲜后期社会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朝鲜后期的女诗人金浩然斋（1681-1722）甚至作诗曰：“平生自无适俗韵，颇与高门多不悦”，感叹自己无法与婆家相处的情况。笔者觉得比较有趣的是，现代韩语中仍然保留了相当多的以描述婆媳矛盾来说明“道理”的俗语，比如“打我的婆婆虽可恨，劝架的小姑子更可恨”（暗指中间人更会使坏）；“婆婆死了的话，里屋就是我的了”（暗指十年的媳妇熬成婆）；“红豆粥留给亲女儿，豆芽汤留给儿媳妇”（暗指儿媳毕竟是外人），可见婆媳矛盾的普遍。

乌竹轩的旁边则是祭祀李珥的祠堂——文成祠，其中供奉着李珥的画像，“文成”为朝鲜仁祖赐给李珥的谥号。不过现在所见的文成祠牌匾，其汉字并不是按照从左到右的古代文字书写顺序，而是按照从左至右的现代书写顺序写成。“文成祠”三字的题词者是韩国前总统朴正熙，为何朴正熙要以从左往右的顺序写下“文成祠”三字呢？问了一下韩国友人，说是可能跟当时韩国鼓吹民族自主性，强调与现代社会接轨的社会氛围有关。面对这样的“文成祠”牌匾，不知道大儒李珥在九泉之下该作何感受。

明朝的禁书却在朝鲜广为流传

乌竹轩再往镜浦湖方向走一两公里，是金时习纪念馆。金时习祖籍江陵，字悦卿，号梅月堂、东峰山人、清寒子等，出身于一个不是很富裕的两班贵族家庭，从小接受儒家程朱理学教育，“时习”一名即来自于《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之句，可见儒家文化浸透之深。

金时习曾仿明初文人瞿佑的《剪灯新话》而创作出《金鳌新话》，金鳌即庆尚道的金鳌山。恪守程朱理学的金时习在朝鲜世祖篡夺侄子端宗的王位后，断绝仕途念想，曾在金鳌山隐居，在此创作出的小说集便以金鳌命名。《金鳌新话》以熟练的文言文写成，现仅存五篇，分别是《万福寺樗蒲记》、《李生窥墙传》、《醉游浮碧亭记》、《龙宫赴宴录》、《南炎浮洲志》。与《剪灯新话》的对应关系是：《万福寺樗蒲记》对应《滕穆醉游聚景园记》，《李生窥墙传》对应《翠翠传》，《醉游浮碧亭记》对应《鉴湖夜泛记》，《龙宫赴宴录》对应《水宫庆会录》，《南炎浮洲志》则对应《令狐生冥梦录》。

对中国人来说，《剪灯新话》并不能算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因为作为第一部被朝廷查禁的文人小说，此书早在明正统年间就已被禁。不过在被明朝廷查禁之前，《剪灯新话》就已流入朝鲜半岛，而且广受欢迎，甚至有朝鲜人为了读懂它，还用韩文做了谚解。金时习就曾作诗称赞《剪灯新话》：山阳君子弄机杼，手剪灯火录奇语。有文有骚有记事，游戏滑稽有伦序。美如春葩变如云，风流话柄在一举。初若无凭后有味，佳境恰似甘蔗茹。（中略）独卧山堂春梦醒，飞花数片点床额。眼阅一篇足启齿，荡我平生磊块臆。（题《剪灯新话》后）

江陵的金时习纪念馆规模并不大，建筑采取的是传统样式，里面展出的主要是金时习的《梅月堂集》和以《金鳌新话》故事内容做成的动画。比较吸引笔者注意的是纪念馆门外巨大的赞助碑。从碑文可知，纪念馆赞助人基本上是金时习的后人们，赞助人的名单与赞助金额则以汉字写成，可见即使是在韩文广泛使用的今天，汉字仍然被韩国视为代表文化素养的文字。

许兰雪轩：中国文集中的朝鲜才女

离开金时习纪念馆往镜浦湖方向走去，在湖的南边有一大片松树林，许兰雪轩一族的故居就坐落在这片松树林中。许兰雪轩，名楚姬，字景樊，兰雪轩是她的堂号。许兰雪轩之所以有名，大概最初是因为她的诗被收入《列朝诗选》与《明诗综》，在中国获得了相当大的关注，然后其弟许筠也多次将许兰雪轩的诗文集赠送给壬辰之后进入朝鲜的明朝援军里的文士。不过《明诗综》里关于许兰雪轩的记载颇有谬误，18世纪末前往中国的朝鲜使臣朴趾源在其名作《热河日记》里提到与清人谈论许兰雪轩的情形。

敝邦先儒，有李先生珥，号栗谷。而李相公廷龟，号月沙。诗综误录李廷龟号栗谷。……许篈之妹许氏，号兰雪轩，其小传以为女冠，敝邦元无道观女冠。又录其号曰景樊堂，此尤谬也。许氏嫁金诚立，而诚立貌寝，其友谑诚立，其妻景樊川也。闺中吟咏，元非美事，而以景樊流传，岂不冤哉。

朴趾源在上文中提到《明诗综》里几处有关朝鲜人记录的张冠李戴的现象，尤其指出《明诗综》将许兰雪轩的号记为“景樊堂”是大错特错。朴趾源文中说，许兰雪轩之夫金诚立的友人们，开金诚立的玩笑，说“景樊”的意思是“景慕樊川”，即“景慕中国唐代诗人杜牧”之意。许兰雪轩仰慕杜牧的说法曾在朝鲜颇为流行，在朴趾源之前曾前往中国的朝鲜燕行使洪大容与杭州文士潘庭筠的交流中也曾提到过。洪大容的燕行录《湛轩燕记》中有如下的记录：

兰公（潘庭筠）曰：“贵国景樊堂许篈之妹，以能诗名入中国诗选中，岂非幸欤？”

湛轩（洪大容）曰：“此妇人，诗则高矣，其德行远不及其诗。其夫金诚立才貌不扬，乃有诗曰：‘人间愿别金诚立，地下长从杜牧之。’即此可见其人。”

兰公曰：“佳人伴拙夫，安得无怨？”

那么许兰雪轩所谓“景樊”的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根据许筠的说法，兰雪轩这个号是她自己取的。许篈则说，“景樊”应该是按惯例由父亲取的字。其名“楚姬”是指中国古代楚庄王夫人樊姬，字“景樊”则取其思慕樊姬之意。到底“景樊”是“景慕樊姬”还是“景慕杜牧”之意，现在也无法下确定的结论。另外“人间愿别金诚立，地下长从杜牧之”之句究竟是许兰雪轩本人的诗作，还是后人所托的伪作，现在也难以考证。

《兰雪轩集》中有相当多的伪作，或是可以被称为剽窃之作的作品确是不争的事实。朝鲜文士李圭景（1788-？）在《景樊堂辨证说》一文中综合中朝各家的考证成果以及许氏后人的言论有如下的表述：

李芝峰睟光《类说》云，许兰雪轩诗，为近代闺秀第一。然洪参议庆臣﹑许正郞䙗，乃许氏通家亲族，而尝言，兰雪轩诗，二三篇外，皆是伪作。《白玉楼上梁文》亦其弟筠与词人李再荣所共撰。申象村《集》亦云，《兰雪轩集》中，太半古人全篇。男弟筠剽窃世间未见诗窜入，以扬其名云。钱虞山小室河东君柳如是，于《兰雪集》摘出真赃，绽露狼藉。其非兰雪之作可知也。

考虑到当时朝鲜正统士大夫们并不将女性写诗作文并出版文集视为“美事”，许筠这般积极地将其姊的诗文介绍到中国，其中的动机倒也颇值得玩味。

现代修复的许氏故居外，竖立着五座刻有许氏兄妹还有其父许晔的各一首代表诗作的诗碑。其中许篈的诗碑上刻着其在前往北京路途上所写的《滦河》一诗。其诗曰：

孤竹城头月欲生，滦河西畔听钟声。扁舟未渡寻沙岸，烟霭苍苍古北平。

许篈诗碑，笔者摄

许篈留下的记载这次北京之旅的《朝天记》流传至今，成为研究万历初年中国与朝鲜半岛交流的重要史料。其中比较有趣的是，当时明朝正在讨论将王阳明从祀孔庙，这对信奉程朱理学的朝鲜士人来说，是万万不能接受的事情。朝鲜对朱熹的信奉程度，从比许篈出生稍早的朝鲜儒学者金麟厚所作“天地中间有二人，仲尼元气紫阳真”一诗中可见一斑。此诗大意是说，能承袭孔门嫡学的有且仅有朱熹。许篈与明朝文士关于阳明学的讨论，中韩两国学界都有比较广泛的研究，概括其大意，即许篈无法接受阳明学在明朝已广泛传播，拥有众多支持者的现实，在坚持程朱理学的立场上与支持阳明学的明朝文士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不过就整个朝鲜晚期的儒学发展史来看，阳明学最终也没能在朝鲜半岛激起更大的水花，尽管后来出现了一部分信奉阳明学的所谓“江华学派”的学者，但就整体而言，仍然是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