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能被媒体改变命运的网红王守英们

2016年8月5日下午，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图书馆地下一层，不大的放映厅里挤满了人。在黑暗中，人们时不时爆发出一阵笑声。大屏幕上是网络红人、创意服装设计师王守英和一个主持人的对话。

主持人：“你的设计灵感通常来自于哪里？你的偶像是谁？ ”

王守英：“香香可奈尔。”  

主持人愣了一秒，纠正说：“Coco Chanel”。

王守英憨憨地笑，说了一句：“对对对，就是她”。

从8月5日开始，毕业于纽约大学纪录片专业的郭容非执导的这部名叫《我是仙女》（Fairy Tales）的纪录片，开始在全国几个城市进行展映和交流活动。这部29分钟的影片，用诙谐幽默的剪辑方式，把那个2014年红遍全国的网红王守英重新带回了公众的视线中。

影片讲述了王守英的时尚之旅。第一部分聚焦王守英在老家山东农村举办的一场时装秀，导演作为模特、翻译和现场统筹参与到这场有点混乱但却有趣的走秀中。第二部分讲述了王守英受邀来到上海的某时尚展览。当完全取材于农村日常生活的设计被放置于现代化大都市上海的时尚空间时，她的设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追捧：“她的作品，给我一种不羁的感觉”、“比较嘻哈、比较另类”。而影片的第三部分则一改之前两部分的轻快节奏和俏皮风格，似乎想让观众看到王守英在一切浮华散尽之后露出的些许疲惫。

影片拍摄于2014年，那一年，王守英成为了网络红人。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网红世界中，她的名气和很多其他网红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如今打开王守英的微博，如果点击关注，新浪会弹出一个分类建议。王守英被系统自动划分到“搞笑”这个范畴里。

放映结束后，一位观众尖锐地指出，导演把自己放在影片中究竟是出于何种考量，当导演自己也成为了被拍摄主体之一后，会不会和其他电视节目一样，造成消费王守英的效果。导演郭容非表示，这部纪录片中呈现的王守英，是一个真实的王守英，没有平时她参加娱乐综艺节目为了制作效果而需要遵循的台本。在这部片子里，她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动作，都是自然状态下的真实呈现。事实也证明，这部片子的播出改善了王守英在很多人心中的印象。外国观众大多表示王守英是个十分有设计天赋的人，鼓励她坚持进行创作。而中国观众，也通过这部纪录片看到了王守英的可爱之处。

但导演郭容非通过这部影片获得的赞誉，似乎比王守英本人要更多。这是她首次执导的纪录片，获得了墨尔本电影节的最佳短纪录片奖以及学生奥斯卡奖的提名。“其实我挺难过的，因为我通过这部片子得到的东西比王守英多得多。我现在得奖了，但她的生活似乎还是那样，没什么改善”。郭容非在放映结束后，对澎湃新闻记者这样说道。

类似的事情并不陌生。2015年年初记者鲸书因为一篇《惊惶庞麦郎》一时名声大噪，但庞麦郎本人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改变。当时鲸书的文章一出就饱受争议，有人认为她用冷峻的笔法记录了庞麦郎的生活片段，并尖锐地反映了他的性格以及弱点。但也有人批判鲸书带着预设的高傲的中产阶层视角去评价一个来自农村的底层的小人物。这其中的阶层差异一时成了热点，不容忽视。

王守英和郭容非的关系当然不像鲸书与庞麦郎那般紧张，他们之间是友好的。郭容非到现在都还和王守英保持着联系，他们把彼此当做朋友，会不定期地打电话，聊天谈心。

然而，横亘在两者之间的阶层差异是否真的不存在了呢？两者截然不同的社会身份会因为一部纪录片有所改变吗？答案似乎不那么乐观。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这部纪录片的传播以及得到的反响，更多的是导演和王守英二人社会阶层状况的再生产。原本拥有较少社会资源的王守英，生活上无甚波澜。而相对于王守英来说，原本拥有较多社会资源的导演郭容非，则通过这部纪录片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资源。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影片中，当王守英的设计被放到上海的时尚展厅中，当她设计的衣服被专业的模特穿在身上，当她的作品被一些背着名包、穿着名牌、拿着香槟的所谓的上流社会人士评论的时候，她的作品获得了价值。这种价值并非是物品本身的价值，而是一种社会属性上的价值。关乎其所处的场域，以及场域中的人的社会身份。从这个角度看，时尚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关乎于审美，而是具有强烈的阶层属性。它是一群社会背景相似的人的相互吹捧，是一种社会资本的彰显和排他式的内部流通。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说的，品味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群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以及文化资本的彰显。而区隔（distinction）的背后，则是正在运作的由于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等以及阶级差异代际复制而导致的深刻的霸权。

这部短纪录片，反映的其实不仅仅是郭容非和王守英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来自纽约大学的学生和一个山东农村女孩的故事，而是折射出了拍摄者与被拍摄者，报道者与被报道者，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普遍存在的一种权力关系。

向下研究（Study down）是纪录片导演、记者以及学者采用的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在关注底层苦难、关注小人物的命运的背后，实则隐藏着潜在的权力不对等关系。不得不承认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向下”对于拍摄者、报道者和研究者来说，比向上要容易得多。他们借着社会身份较高、社会资源较多的便利，利用权力关系中的上风优势，能够更为快速和无障碍的展开工作。

正如早期的人类学家在殖民地进行的研究，他们更多地把目光投向被殖民者而非殖民者，投向贫穷的人而非富有的人，投向中下层阶级而非上流社会。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人类学家Laura Nadar于1972年提出的Study Up（向上研究）不仅对于学者，也对一般意义上的各种记录者、报道者有极大的建设性。

放映结束后，郭容非告诉澎湃新闻，几天之后这部片子将在驻华外国记者协会举行放映。主办方想请王守英到现场交流。但王守英最近失联了。电话停机，微博停止更新，微信也不回复。

第二天，郭容非说她联系到王守英了，和她通了电话。“她现在在一家婚庆公司打工，但作息很不规律，所以她不太想干了，因为还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做自己的事情。她基本没怎么变，就是现在更看开了，不是特别渴望媒体的关注。对于驻华记者协会的邀请，她不太愿意去。她说自己不像从前了，只要有机会就会往前冲，现在她只是把这些活动当成一种能够赚钱的工作，不再想着出名，不再想着实现梦想，她更加务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