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脚，走台湾︱我教过的台湾大学生

在体制编制上，台湾各大学的历史系更接近西方，专任教师数量通常也就在20位左右，明显比大陆要少。除了专任教师课时较多外，他们也会从研究机构或外校聘请些兼职教师来开课。政治大学在台湾高校中名列前茅，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居领先地位，政大历史系是台湾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镇，他们有目的地利用“中华发展基金”聘请该学科的大陆学者担纲客座教授。众所周知，两岸在历史认知上的分歧，尤以近现代史为最大。我经过一番犹豫，决定完全按在大陆授课方式设计，让台湾学生了解大陆教授的思路与研究方式，并接受相应知识与训练。幸而，政大方面完全尊重受聘教师的意见。

“民国史史料研读”，是本科2至4年级学生的选修课程，目标是同学能通过教授授课与实际接触史料，对民国史史料的种类与典藏情况有基本的了解，并通过该课程的训练，掌握史料的搜集、辨别、史学价值判断和正确利用史料的综合能力。“1930年代中国政治专题研究”是研究生课程，目标是通过学习、讨论，使研究生对1930年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般状况与特质有较深入的了解，掌握学术界对1930年代研究的基本信息，并能够举一反三，掌握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基本理论、方法与规律，从而可以独立地从事关于政治史的研究、教学与工作。

根据课程设置，本科生课程以教师授课为主，辅以课堂讨论与参观。研究生课程则以课堂讨论为主，教师布置课目与参考书，有2-3位学生发言，其他人补充，教师归纳总结。坦率地讲，我的备课与讲课，都比对自己的学生上课时要格外认真些，毕竟要体现大陆教授的水平。授课效果也还不错，学生大体都能认真听讲与讨论，特别是研究生讨论时，他们谈自己见解时，还会同时提出一些问题，教师必须“释疑解惑”，与其互动。

带学生外出参观

台湾的家长与学生也有很强的“名校情结”，考生非常希望进入台湾大学、“清华大学”、政治大学等名校。各学校主要通过高中生的“大学联考”成绩录取学生。优秀学生选择到海外读书的也不在少数，早年台湾流行一句“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意即选择在台湾读书的，台湾大学是首选，赴海外的，则多数去了美国。现在学生、家长的选择有多元化趋势，但大抵如是。因为要考高分，所以台北的补习学校、补习班遍布各处，尤其是各大学附近。

1990年代后期起，台湾有个高等教育的“大跃进”，一般学院升大学，专科升成学院，大学数量骤然增加，而同时，台湾家庭生育“少子化”问题显现，考生不增反降，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高等教育泥沙俱下，大学生平均水准拉低。据说，有些排名靠后的学校因为生源都是问题，要求教师必须去拉学生，拉不到学校规定的数量，考绩就会受到影响。“真是斯文扫地”，有台湾同行对我说。连带的，学生也不好教。当他们向我“诉苦”时，我说，上课时感觉到学生素质还算好，学习自觉性也不错。他们说，政治大学在台湾的大学里排名靠前，学生当然好。

台湾的硕士研究生录取方式值得大陆高校学习。首先是各校的考试时间错开，给学生多些选择，可以同时报考几所学校。其次是他们录取时都张榜公布，同时公布“正取”与“备取”两份名单，正取的若不来，则从备取的依序递补。程序上完全做到了“公平、公开、公正”。我所接触到的研究生，生活都较独立，即使家在台北的，也往往搬出来租房住，经济上就有压力，在外寻找各种兼职，势必又影响到学业。硕士读4-5年，博士读6-7年的，不在少数。加上台湾的男生都要“服兵役”，虽然可选择在读大学前或后、读研究生前或后，但多少也会影响其学业的规划。

我自己读大学时，男女生比例悬殊，大概在十比一。读研究生时，那一届南京大学历史系共招了11位，全是“男光头”。十多年前访问台湾时，发现那里的历史系本科生、研究生中女生超过男生。有位台湾的年轻教授告诉我，他在政大读研究生时，共有14位，只有他1名男生。我开玩笑说，“万红丛中一片绿，艳福不浅。”他苦笑说，“不要打趣了，那个苦别人真难体会，但凡有点体力活，学姐学妹就来电话指使我做，我是她们13人的奴隶。”但到现在，浙江大学的文科大学生也是女生居多，且班上成绩名列前茅的多是女生，书读得好，做事也利落，“保研”的总是她们。

台湾的大学运动会

天下老师大概都有个“癖好”，就是不自觉地拿自己的学生与“别人家的”学生比较。我观察之下，发现政大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与浙大学生差不多，都能按照事先的要求看书，发言中规中矩，但很难说是特别认真地去思考，只有少数研究生的提问是例外。在与台湾同行的交流过程中，他们总会问在台教书的观感，尤其是对学生的看法，我据实以告，但他们都觉得我说的是客气话。有位教授说，他去大陆大学的图书馆，阅览室里总是坐满了学生，“你看，我们的图书馆里，有几个学生？”他的结论是“台湾学生哪里有这么好，他们不用功，跟大陆学生没法比。”我解释说，可能与两岸学生的住宿条件不同，大陆学生住几人一间的集体宿舍，一般看书都会找阅览室，台湾学生自己租房子住，有私人空间。

有天上午参观“国史馆”，下午接着上课。我发现有学生趴在课桌上睡觉，一问，他们说很少这么早起床的。我为提高他们的兴趣，就讲些黎玉玺（曾任台湾的“海军总司令”）、吴国桢（曾任“台湾省主席”）的事功与资料。看他们一脸茫然，就请知道二人的举手，结果学生居然均不知。

期末考试结束，已是下午6：00，我收好考卷回到自己的研究室。突然有人敲门，是3位学生，其中一位学生拿了精致的卡片（上面夹着花）。他们说是来感谢老师的。学生递上的卡上写着：

陈老师：

谢谢您这学期的教导。在您这门课中，学习到许多即使念了四年历史系，可能都未必学习到的民初史料知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师您的上课风格，本来很爱缺课的我，这学期一次都没缺席过您这堂课，因为真的很有趣！缺课让人觉得是种损失啊？！GOOD！

祝您回国的途中能一路顺风，永远身体健康愉快！

学生：政大历史二 XXX 敬上

从教多年，还是第一次遇到选课学生专门到办公室来谢师的，有点小感动。就与他们多攀谈了一会，鼓励他们要志向远大，胸怀开阔，争取到大陆求学深造或发展。有位同学说，有此想法，但台湾不承认大陆的学历。我说，要有前瞻性，如果等当局开放了再考虑，那就晚了。他们听后似乎有些动心。

等到判改本科生试卷时，出现了棘手问题：31份卷中，有2份实在糟糕，且此2人的上课出席纪录也不好，应判不及格。我询问政大的教授，该如何处理，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他一般不会给学生不及格。正踌躇时，在另一间大学任教的朋友为其他事打电话来，我就便询问，她毫不犹豫地说，考得不好就给他“宕掉”（不及格）。我听取了她的建议，最后给2人不及格。之后，才明白为何两位教授给的建议不同：在台湾，私立大学是按学分收费的，学生课程不及格，必须缴费重修。公立大学则无此规定。建议我“宕掉”学生的，正是私立大学的教授。

台湾大学生的管理上与大陆不相同，学校只能提供很少的宿舍，申请的学生多，就只能由抽签决定。多数同学要在外租房住（或住家里），因此，学生与学校、同学之间的联系不如大陆学生密切。为了挣学费与生活费，不少人利用课余时间打工，花在专业学习上的时间自然就少。学期结束时，政大有位教授将其指导的所有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召集在一起聚餐，邀我参加，给学生“点拨点拨”。席间，我发现，学生与教授似乎比较生疏，气氛有些凝重，几乎都是一问一答，没有学生主动说笑。

我还应邀参加了历史系四年级同学的“谢师宴”。台湾大学毕业的同学都会办“谢师宴”，学生会穿得非常正式，尤其是女生，更是化妆盛装出席。谢师宴选在远东饭店，是家五星级宾馆，虽然有“谢师宴”的优惠，价钱还是不低，由参加的学生集体凑。全系里17位教师（包括我），当天只去了7位。学生到后就是吃饭（自助餐），没有领导讲话（也没有学生讲话）。到后来，就是拉着老师照相，同学之间照相。由于选课不同、住宿也不同，所以同学之间似乎并不热络。这两点与大陆是很不相同的。

台湾学生比较懂礼貌，上课时老师问候同学，他们必回应“老师好”。路上遇到老师，他们会停下问候“老师好”。政治大学校园坐落在山上，有一班车上下接送师生，每次学生下车时，都会对司机说“谢谢”。而我到现在在自己学校坐校车，也很少听到师生下车时谢司机的。

政大有一个在台北的特殊 “景观”：流浪狗特别多。刚去时看到一只只跛腿、脏兮兮的狗穿梭在校园里，很是不习惯。原来，这是学生（尤其是女学生）爱心救助的结果。到后来，只要有人弃养狗，就送到政大。其他校园也有此现象，在东华大学，女生甚至在校庆时将一只流浪狗装扮起来，进行募捐。

东华大学女生在打扮流浪狗

在政大教书时，王文隆与尤淑君均已经是博士班的学生，他们一心向学，十分优秀，硕士论文均单独出了专书，课堂上的表现很好。几年后，我利用去台北访问的空隙去近代史所档案馆查档案，进门后工作人员告诉我已没有位置，正踌躇间，王文隆从座位上站起来，喊“老师好！”他要把位置让给我。我不好意思，问他怎么办，他说可以回学校看书。我挺感动，因为从政大开车到近代史所，至少需要30分钟。更何况打乱了他当天的安排。再后来，国民党为了实现“年轻化”，选中刚取得博士学位的文隆担任国民党党史馆的主任，要知道，这可是原来要“德高年邵”的元老担任的职务。他在这个职位上干得不错。

2011年我陪浙大人文学院的院长访问台湾，请政大人文中心主任周惠民教授推荐优秀人才。周教授让尤淑君来见我们。那时，台湾的大学里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教职没有空缺，淑君毕业后找不到正式工作，只能在一所学校里兼课。我们的师生见面会也就成了招聘面试会，院长当场敲定请她来浙大任教。这样，淑君就成了我的同事，她很努力，现在已是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副教授。这应该算是我在台湾任教最大与最直接的收获。

昔日师生，今日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