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道讲读会｜驱动世界经济复苏的新动力在哪里？

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要如何读懂身处的时代？8月20至21日，围绕着“读懂时代”这一主题，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望道讲读会”在上海书展期间连续举办四场学术论坛，邀请国际关系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传播学等领域的名家，分别从“G20与全球治理的困境与出路”、“新改革年代的中国经济”、“全球性百家争鸣时代的中国学术”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长征’”这四个论题，全面解读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

世界经济为何难以复苏？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供给侧改革究竟要改些什么?望道讲读会2016年上海书展学术论坛“读懂时代”邀请了来自经济学界的名家，以“新改革年代的中国经济”为主题，深入探讨了当今世界与中国经济的发展走向。

社会形态由橄榄型向M型转变后怎么办？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使得国人在探讨中国经济发展时，永远离不开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

在上海市经济学会秘书长、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权衡给出的一组数据中可以看到，2000到2007年，世界经济以4.48%的均速保持高速增长，而2008年至今，世界经济增速仅处于2.6%到2.8%的较低水平。受2008年经济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复苏持续放缓，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力量下降，高债务问题几乎危及所有国家财政安全……种种表现下，人们不得不从上一轮世界经济高增长周期中探出头来，重新审视当今世界经济难以复苏的原因所在。

权衡指出，全球范围内的人口老龄化给这一轮世界经济复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劳动参与率、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使得经济恢复在供给层面遭遇第一重结构性障碍。同时，世界范围内收入结构的急剧恶化导致全球有效需求不足，“两百多个发达国家都出现了收入恶化问题，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全球贸易增长连续四年低于GDP增长，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引擎，现在我们失去了这个引擎”，权衡进一步解释。

在这一问题上，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袁志刚持相同观点。袁志刚举例，美国中产阶级比重由60%左右下降到40%左右，社会形态由橄榄型向M型转变，“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关于“驱动世界经济复苏的新动力在哪里”的问题，四位专家不约而同地给出了答案——科技创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曾引起国内外广泛讨论，然而喧嚣过后，新一轮科技革命似乎并没有如期而至，作为经济增长供给层面最核心的要素, 技术进步并没有发生。权衡总结，“我们期待着未来，不知道在哪里”。

技术成为中国踏入产业链前端的重要门槛

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新常态”成为时下中国经济研究中最热门的词汇，而究竟什么是经济新常态，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清楚的认知。

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研究员周振华用“新阶段、新环境、新动能、新模式”阐述了自己对新常态的理解。周振华认为，新常态首先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等收入阶段。在这个阶段，“前有追兵，后有领跑者”，在人口红利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的背景下，技术成为中国踏入产业链前端的重要门槛。

其次，新常态意味着新的经济环境。从外部来看，在WTO框架体系下，中国凭借人口、成本优势迅速融入了全球化浪潮。而随着世界经济的变化，中国面临的世界经济环境也悄然改变：全球贸易增速减慢、区域性合作的加强、跨国公司布局调整、以英国脱欧为代表的反全球化浪潮的出现，全球化进入新的形态，而中国身处其中，必将面临新的挑战。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动能主要是需求，特别是大规模的投资驱动，而产能过剩导致投资对经济的驱动作用日渐衰微。供给层面的驱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

另外，周振华指出，新模式也是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大特征。以上海为代表，过去中国以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为主，大量引入国外投资；而今天，中国开始走出去，“特别是一带一路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走出去的步子会更大”。

在“新阶段、新环境、新动能、新模式”之下，尽管中国经济进入缓慢增长期，但几位专家均指出，在收敛理论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应高于GDP实际增长率，而造成潜在GDP下降的重要原因就是资源错配。袁志刚首先提出，产业结构错配是资源错配的首要方面。对比上海和深圳，也不难发现，中国经济中的所有制结构错配问题也十分明显。在上海经济占比中，央企、国企、外企占据绝大多数比例，民营企业比重非常低，而民营企业却为深圳的发展注入了大量新鲜血液。除此之外，北上广深有限的土地库存与西部“鬼城”的鲜明对比，揭示了我国区域资源的错配问题。

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对资源配置起着决定性作用。世界范围内，西方国家普遍由于缺乏有效的财政政策而导致经济不同程度失控，而我国的问题则在于市场配置的失灵：在我国，政府作为机制设计者，承担着重要的资源配置作用，而顶层设计的高昂犯错成本又必须限制“政府之手”的操控范围和程度。从长期看，“政府之手”不切断，中国的结构问题将会持续存在。

企业在供给侧改革中活了，这个改革才算成功

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究竟应该改什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石磊，从供给侧改革红利的来源入手，阐述了新常态下的产业结构与政策调整。

供给侧改革，首先改的是政府。作为顶层设计者，如何改善自己的机制设计理念？如何给出一个科学、邮箱的经济政策？如何参与全社会而给出体制性设计？中国经济飞速发展阶段，政府主导投资、拉动内需、出口，功不可没，但也难免带来负面后果——官员腐败。腐败问题与种种机构设置有关，也与资源配置机制不合理有关。政府改革必须以破除腐败为前提，同时增强顶层设计者机制设计能力。

企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单位，对供给侧改革起着关键性作用，石磊认为，“企业在供给侧改革中活了，这个改革就接近于成功了”。在袁志刚给出的一组数据中可以看到，我国目前M2增速约为10%，M1增速为25%，而M1中的活期存款主要来自企业存款，即企业将大量资金用于活期存款、投机等行为，侧面反映了量化宽松带来的货币供给扩大并没有投入到实体经济中去，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则在于提升企业生命力和创新能力。

政府与企业之外，市场是供给侧改革的第三大要素。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重点在于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等。效率低下、竞争机制不完善的市场配置资源，必然导致资源的错配，影响经济发展质量。

另外，社会组织也是供给侧的重要构成部分。当我们更多地把资源交给宏观政府部门、交给市场配置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作为协调、服务、参与监管机制，对于政府和企业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

“虽然我们不能很好地解读这个时代，因为每个时代能够讲清楚的事情总归有限，但如果我们能真正把这四个方面的问题，作为改革的对象说清楚，我们还是努力读懂了这个时代的某些侧面。”石磊总结道。

对于供给侧改革的调整路径，周振华指出，当前的“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思路，实际上只是战术性调整，而要真正做到供给侧改革，必须从促进服务经济发展、技术创新、构建具备自主创新能力的新发展模式、产能升级、体制机制改革等战略层面进行调整。

在谈到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展望时，石磊表示：“可能我们中国人搞市场经济的时间并不长，经历的危机不多，难免把当下的问题看得很严重，如果把当前的问题放在更大的时期的空间里面来看，恐怕也只是一个插曲，所以我是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