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后， 伊斯坦布尔尝试重回日常生活

乾盖尔廓伊（Çengelköy）在土耳其语里，直接翻译就是“钩子村”的意思，的确，这个位于伊斯坦布尔亚洲区的区落，让博斯普鲁斯海峡经过这里时，剧烈地转了一个弯。我对这个从公元五世纪就开始有人居住的区落一直有着特殊的情感， 它狭窄的街道上空，是遮天的法国梧桐浓荫，让我会想起上海复兴西路这样的街区。面包房刚出炉的芝麻圈的麦香味，正在烤炉上哧哧冒热油的灌羊肠的油脂味，街面房子后的海峡之风带来的淡淡的海水味，有条不紊地在街巷两边的百年奥斯曼时代木制小楼间穿行，最终融合出一种我称之为的“博斯普鲁斯味”。它总让我惊叹在伊斯坦布尔这样一个过度发展的摩登都会，依然会有如此貌似与世无争的渔村式街区的存在。

乾盖尔廓伊面包房出产非常好吃的芝麻圈。

伊斯坦布尔人热爱夏天，热爱海峡，热爱朋友，热爱茶话，他们喜欢在凉风习习的夏夜，到乾盖尔廓伊的茶馆坐坐，就着郁金香杯里土耳其红茶，从黄昏的芝麻圈，吃到晚餐后的果仁蜜饼，再吃到破晓时的土耳其番茄炒蛋，那里永远坐满了人，婴儿在摇篮车里打盹，七八岁的孩子死撑着听大人讲话，桌面上一批一批的香瓜子壳被呼啦啦地撸到地上，清桌后卷舌再来，这是当地人心目中的完美夏日良夜。

可是，这个小渔村的仲夏良夜甜梦似乎永远破碎在2016年7月15日的深夜十点半。就在那个时点，一位来自附近库莱里（Kuleli）军事高中的士兵抵达乾盖尔廓伊，他宣布居民们必须呆在家里，因为一场军事政变正在发生。居民们拒绝服从他的宵禁命令，因为这实在不像他们曾经历过的任何一场政变，那位士兵退回到坐落在一公里以外的学校，并在撤退时向空中鸣枪。

一场和政变士兵进行巷战式角力的漫漫长夜就这样拉开了序幕，乾盖尔廓伊在它最狂野的梦里，都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场未遂军事政变的主战场。最终，17位市民在这场事后被政府认定为一场捍卫民主的街战中丧生。

礼品店橱窗上的枪眼

1.

我是在市民口中的”那晚”，也就是2016年7月15日过后的两周来到乾盖尔廓伊的。到达这里并不困难，从亚洲区的于斯屈尔达渡口或者地铁出发，再坐巴士或者出租，沿着颇为心旷神怡的滨海公路，只需15分钟左右车程。其间，你猛一抬头，会发现博斯普鲁斯大桥就正在你的脑门顶上，那么这就说明乾盖尔廓伊快到了。

如果不是事先读了新闻，你丝毫不会察觉乾盖尔廓伊有何异样，它似乎依然充满了其家常村落味， 街头照样熙熙攘攘，公车在这里滞行，乾盖尔廓伊面包房(Çengelköy Fırını)门口照样排了小长队，老字号法国梧桐茶馆花园（Tarihi Cinaralti Aile Cay Bahcesi）里照样坐满了人，寻找沿海第一排座位照样是不可能的使命。

一切的不对劲，是我在乾盖尔廓伊中央警察局十米开外的乾盖尔廓伊烟草店（Çengelköy Tekel Bayi）买水时发现的。小店门面上，赫然有一个弹孔，子弹曾经在硬塑面板上强行擦过后所留下的五厘米左右的刮痕尚存，让你不由想象当它火花四溅地硬着陆时，曾发出的令人揪心的声响。

店主留心到了我疑惑的眼神，他走出店来，站在我身旁，伸出手臂，顺着他手指的指向，我发现了两三米外的另一个弹孔，那是隔壁邻居，一家名为“Çınar Dürüm ”的土耳其卷饼店的铝合金烤炉的背面。他用眼神示意我跟他走。我们走到那个正在烤灌羊肠的烤炉，他打开烤炉的抽屉，我看到有一颗子弹从背部进入，又从前方穿出，留下一对弹孔。

土耳其卷饼店的邻居，就是乾盖尔廓伊中央警察局，警察局门口依然停满车辆，有一辆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在等候警察取证处理。警察局围墙下，还有一个鞋匠，传统的鞋匠。他蜷缩在被子弹打开花的水泥墙壁下，守着那套好像教堂管风琴一样发着锃亮铜光的擦鞋工具箱。警察局楼房门廊下站了几个正在聊天的警察，好像所有治安良好的街区派出所一样，它本来并不期待自己忽然被推在了一场政治事件的风尖浪口，不期然地成为了媒体的焦点。

我对这栋粉红色两层小楼以及门口的停车场已然相当熟悉，因为土耳其社交媒体显示的不少政变当晚的照片，都发生在这里：群情激愤的市民团团围绕在警局门口， 他们试图用两辆小型面包车作为路障，挡在警察局入口处，以此阻止发动政变的士兵进入警察局并占领之。当面包车还不足以挡住入口处时，这些人用肉身当起了人墙。当时时针指向午夜十二点，就在第一个士兵回到库莱里军事高中后的一个半小时，十几个士兵再次回到小镇中心。 军人开始对试图阻止他们的居民开枪，有一位中年妇女最先中枪倒地。

政变当夜焦点的警察局。水泥门柱上都是弹孔。

2.

为何乾盖尔廓伊这个平静小区落会被政变士兵选中作为一个占领据点呢？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成为这场政变闹剧的中心舞台之一，所谓地理就是命运。它位于塞里米耶军营（ Selimiye Kışlası)，库莱里军事高中和进入博斯普鲁斯大桥的最后一个路口间的核心位置，让乾盖尔廓伊成为政变方希望拿下的可以帮助致胜的“钩子”，正如乾盖尔廓伊这个地名本来所揭示的。这样一来，从军营到大桥这一带，都将是政变方的势力范围。

但显然，政变方未曾料想他们会得到这样强烈的抵抗。直到午夜12:24分，自政变以来就没有声息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突然出现在CNN Türk电视屏幕，通过FaceTime向全国人民发起号召：到机场到大街，用人民的力量阻止军事政变，他们获得了更无法阻挡的来自民众的抵抗阻力。最终，显然孤注一掷的政变者从咖啡馆外，从茶馆店里，从烤箱炉旁，从大街上扣押了五十位平民作为人质, 将他们围成一圈，脸部朝下。人质们听到政变指挥官通过对讲机和博斯普鲁斯大桥上的士兵通话，他们听到了来自大桥上的枪声，他们被指挥官斥责为“一群将埃尔多安视为上帝的狗”，“这一切都只能怪埃尔多安，你们投票选举了他”。人质们对于这场梦魇所能记得的最后一个动作是，指挥官试图获得来自博斯普鲁斯大桥的最新动态，对方在对讲机中回答：“无可奉告，指挥官。”指挥官将手机狠狠地摔在地上，准备撤退。

清晨七点，土耳其特种部队赶到，成功控制了准备撤退的政变士兵，并将他们关押进了他们先前千方百计要攻陷的警察局，其中包括库莱里军事高中的指挥官Mürsel Çıkrıkçı。

永久关闭的库莱里军事高中现在门口都是警察和路障。

3.

Çınar Dürüm 土耳其卷饼店这个伤痕累累的烤炉并没有因伤赋闲，它早已重新点火烤肉，供应十里拉半个的名为“Kokoreç”的烤灌羊肠三明治，这是这条街上颇受欢迎的本地食物，冒着油腻的芳香，是那种让你无法抵御的高脂肪不健康食物。

我要了一份烤灌羊肠三明治，再佐以一罐土耳其咸酸奶“Ayran”， 冲洗一下被羊肠油蒙住的胃后，继续沿着乾盖尔廓伊大街北行大约十分钟，当蔚蓝色的海峡跃然眼前的时候，乾盖尔廓伊大街变成了库莱里大街。库莱里大街的主角当仁不让是库莱里军事高中，这座成立于1845年的学校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军事高中，这座典型的奥斯曼帝国军营样式建筑好像一排洁白的牙齿，镶嵌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牙床之上。从世纪初以来，伊斯坦布尔的天线日新月异地变化着，可是这个角落的海峡，却依然好像刚从上世纪初的水彩画里走出来似的。

此刻，从海滨步道仰望这座土耳其最古老的军事高中，它教室的窗门甚至还开着，来自海峡的风鼓鼓地吹进空荡荡的教室, 可是就在暑假前刚结束2016年上半学年学业的库莱里学生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将再也没有机会重返这个校园。因为驻校官兵和学生涉嫌参加政变，这个拥有172年历史的军事高中永久地关上了大门，它幸存与俄土战争，巴尔干战争，一战,二战，共和国历史上的三次政变，但没有从这次政变中幸存。它和奥斯曼帝国以及土耳其共和国曾经共同分享过的凯旋和失落，荣光和耻辱也被促然阖上。

学生们现在尚不知晓自己下学期会到哪里去上学，但这总比其他62个尚在押的同窗要强，这些年龄在14-17岁之间的孩子即将面临的是牢狱之灾。他们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这些涉嫌参与政变的学生有的相信自己是返校参加傍晚的一个“鸡尾酒会”，有的则深信会有喜欢的足球明星来和他们见面。结果，这个神秘的派对最后变成了一场”军事政变“游戏，到校的学生们被他们的指挥官要求穿上迷彩服，被发给了没有弹匣的步枪，他们被送去了博斯普鲁斯大桥，再接下来，他们被告知自己涉嫌参与军事政变的罪名，将接受共和国的审判。

和学生不得而知的命运一样，我们也不知道库莱里高中这栋历史性建筑的命运，它曾是奥斯曼帝国尚武时代的纪念碑，现在则是一个扑朔迷离的谜面，有人甚至提议将它改为一座民主博物馆，实用主义者的想法是将之改成酒店。这个学校的门口已设置了种种路障，一辆警用大巴士停在门口，载着满车的值勤警察准备离开，他们都荷枪实弹。从库莱里大街尾端，视线穿过校园浓密的小树林，你可以看到正盛开着绣球，面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学校花园，暂时成为了警察乐园， 野餐桌旁坐着三三两两的警察，他们在喝茶。而博斯普鲁斯海峡上，一辆坦克登陆艇正以夕阳为背景，从海峡徐徐驶过，向东南方向驶去。

前往老字号法国梧桐茶馆的弄堂口，破碎的电子屏幕上贴着被降服的士兵的照片。

4.

我从库莱里大街折返，回到了乾盖尔廓伊大街，去做了一件很“乾盖尔廓伊”的事，那就是去“老字号法国梧桐茶馆花园”喝茶。这个茶馆的花园里，有一颗五百年的老梧桐树，直径足有近两米，它有一支横爬近十米的枝叉，为这个老茶馆提供了天然的庇荫，这棵树被本地人看作是伊斯坦布尔之宝。 在这样一处景色令人屏息的大桥之下的黄金地段，茶馆并没有变成高档餐厅，它依然只是憨厚地做着街坊生意，赚你三里拉一杯的茶钱，顾客可以自带茶食。

我和我的本地朋友伊汉决定去这个茶馆喝茶，我们经过那些正在吃着有三个枪洞的烤炉烤出来的烤灌羊肠三明治的下班人群，在那个被子弹划出刮痕的烟草店买了水，年轻人在咖啡店门口喝咖啡， 他们身后，是一个被子弹打拦的木头护墙板， 一辆装甲警车从马路上开过，但也耐心地在堵塞的交通里等待着它可以重新滚动车轮的时刻。

在抵达茶馆之前，伊汉做了伊斯坦布尔人到这个茶馆会做的事： 去乾盖尔廓伊面包房（Çengelköy Fırını），买了名为“Simit”的芝麻圈，他十年前曾在附近诊所行医，老板看到他，立刻认出了他，并拥抱，再致以脸颊上的亲吻礼。面包店有个神秘的女子在楼上揉面，我只能看到她一双光着的脚，掌柜吆喝伙计把头低下来好让我拍照， 我顺势要站上那个工作台，把掌柜吓坏了，连忙在上面铺垫了纸，我才知道那就是他们放面包的工作台。我们又去了一家名为Çengelköy Börekçisi的糕饼店，买了名为Börek的土耳其黄油千层饼。

糕饼店门面上的枪眼

提着装满食物的塑料袋子，我们穿过Çengelköy Börekçisi糕饼店右侧的一个小弄堂，眼前豁然开朗：五百年的法国梧桐咖啡的庭院里，夕阳的余晖好像牛羊毛细雨般密密匝匝地落在桌椅上，红茶碟上，流浪猫的四蹄上，正在闲谈的老人的银发上，勤奋嗑瓜子的穆斯林女子的头巾上。有人甚至自带了格子桌布，铺在木桌上，让一场简单下午茶也不失盎然的生活情趣。

也正是在这个茶馆，库莱里军校的学生和士兵们常在此茶聚，他们和区落里的不少店主也是朋友，那种见面会拥抱和行面颊吻礼的朋友。只是他们再也不会来这里了，他们中的有些人将在监狱度过余生，他们在政变次日早晨被降服的照片挂在那条通往茶馆的窄弄入口处：一家食品商店被子弹打碎的电子显示屏上，贴了一张打印出来的照片，照片上有士兵趴在地上，军服已经被扒下，他们沮丧的脸上有血迹，照片旁简单地写着：“叛徒的下场”。

老字号法国梧桐茶馆花园现在又已人满为患。

5.

乾盖尔廓伊已经不再是我印象中的一个海峡边上，都市里的村庄。它的街面房子外，现在都挂着国旗，形成窗帘一样的效果，在窗下喝茶谈情的情侣，脸蛋被映衬得红彤彤的，让你想起了火红的革命年代。那些曾经在街道中央,梧桐树影下迎风招展的费纳巴切足球俱乐部的队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面面巨大的土耳其国旗，有一面国旗上还写着"Gazi Çengelköy”的字样。“Gazi”是一个带有浓烈伊斯兰宗教意味的土耳其语，用来称呼那些为了伊斯兰信仰而战的凯旋勇士。伊汉摇了摇头，他并不赞许这个如此宗教的词汇在庆祝平暴的场合出现，这在他世俗化政治环境下的成长经验中，是一种具有强烈宗教倾向性的预警，他深表不安。

入夜了。博斯普鲁斯大桥上的彩灯点亮了，紫色和粉红色的霓虹光色交替变幻，宣告着乾盖尔廓伊又一天的日历即将翻过。乾盖尔廓伊大街陡然喧闹起来，不停地有大声按响喇叭的汽车经过，年轻人们站在汽车外的踏板上，神情激动，口中呼喊着口号，还有人匆忙跑到马路对面的酒吧，对着电视屏幕拍照。我以为又一场民主示威游行开始了，政变后的两周，每晚都有伊斯坦布尔民众前往塔克西姆广场进行庆祝民主的集会游行，政府将之命名为“民主值班”。我以为这是又一场群众自发的“民主值班”。伊汉说这是球迷在庆祝伊斯坦布尔的费内巴切队的进球呐！

谢天谢地，即使街上的旗语变了，这里的人总算又在为足球狂欢，这是欧洲冠军联赛的一场比赛。可惜最终，来自伊斯坦布尔亚洲区的费内巴切队还是以1:3惜负摩纳哥。

乾盖尔廓伊主街上国旗飘扬

我在乾盖尔廓伊漫长的一天画上了句号。我们去停车场取车。村口有一辆公共汽车，有警察在公共汽车上睡着了，防暴盾牌被当作床铺，铺在两排面对面的座位上,这让他们在又一个动荡的值班夜晚获得了一些舒适。公共汽车前，他们的战友们扛着枪在守卫。这些疲惫的警察们渐渐被黑暗吞没了，连带在他们头上飘扬的那面写着“Gazi Çengelköy”的国旗。土耳其人在近一年来的种种浴血事件中已经学会，并不再假设“这个白天会跟明天的白天一样，这个夜晚会跟明天的夜晚一样”，但最起码此刻，乾盖尔廓伊可以暂时不去考虑明天，它且狂欢或者且安睡。显然，在失去了一夜的非日常生活后，它已经不再愿意失去哪怕是一瞬间的日常生活。

上海文艺评论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