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历史教与学︱历史教师能否在课堂上进行道德裁判

潘致远(原浙江省新昌中学历史教师)

2016-09-24 14:2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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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听一位初中老师上《抗日战争》一课,因为不理解日本人在过去战争期间的残暴行为和战后许多日本人始终不能正视自己战争罪行的态度,区区一个日本非但不理睬受害国的谴责,拒不承认战争罪责,甚至差点把自己也说成战争受害者,这位老师把这一切归结为日本民族的劣根性——日本人天性虚伪、残忍。听了这样的断语,不能不让我警醒,也让我反思:如此论断会不会让本没有多少历史知识的学生认为并不是历史教师个人好恶和突发奇想的表达,而是历史自身的声音,是一种“盖棺论定”。
历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情感参与,以及基于历史事实的合理想象和敏锐的洞见。一个对历史没有情感、对人类共有价值无动于衷的人其实是不配来谈历史的。可是历史上的人、事能不能这样简单地用是非、善恶、正邪来论定?历史学究竟有没有赋予历史教师在课堂上进行道德裁判的功能?这样做究竟是不是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中的题中应有之义?
方军《我所认识的鬼子兵》
道德评价为什么不可取?

如果说罪恶由罪恶的本性造成的,那么历史就不需要去深入理解,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都可弃而不顾。历史上许多的悲剧根本难以简单地用是非、善恶、正邪所能解释,我们的道德义愤只能会扰乱对历史事实的客观认知。
黄仁宇先生提倡“大历史观”,就是认为不应当把一个历史人物、一个事件一时的影响绝对化,而应放在长时期的历史中才能看清它的真实意义。所以认识历史、研究历史要距离远些才能比较客观,正如我们今人看待秦始皇要比西汉初年“过秦”思潮中秦始皇要客观些、公允些。
历史的复杂性还源于人性是复杂的,把人性简单化很容易导致历史人物的脸谱化,先定义好坏、善恶、正邪。其实没有谁天生就是坏人,也绝对没有不做坏事的好人。安禄山并非天生反骨,以祸乱天下为己任,安史掀起滔天大祸分明是唐玄宗肆意开边、穷兵黩武有以致之。何况通常的好坏本身就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他们多半是在特定背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他们不仅有着很多的侧面也容易受到时代的局限和环境的制约。
当我们评价谁“邪恶”、谁“不道德”的时候,往往犯了以今代古、以偏概全的错误。比如以前的蒙学教材,人人修习《弟子规》,其中有这么几句:“事虽小,勿擅为;物虽小,勿私藏。”今天看来不能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父母有了过失不肯更改,子女要哭着跟在后面劝告,即使挨了耳光、棍子也不愿退后,明显妨碍了孩子独立人格的发展;“不关己,莫闲管”,分明打击了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昔日的某些道德准则竟成了今天的“糟粕”。
所以裁定历史人物、事件,不能轻易地用道德标准归入正与邪、促进进步和阻碍进步的两个群体中。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他人,要走近历史真实是不大可能的。
如何理解谭嗣同、新文化运动、日本人

我们大多数人往往会凭借个人经验、一己好恶,或者从今人的道德、价值标准出发去评判历史上的人和事,这样做的结果,很难有历史的真实性、客观性可言。毕竟对历史的评判远比理解、解释容易得多。这几年我深深感到,我们越是高谈阔论,越会用论断代替深究细问。但历史毕竟一去不复返,当时的种种条件、环境和相关因素的复杂作用不可能重现,我们今天人对过去的人和事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隔阂,可我并不认为历史是不可理解的。
历史本是以人为中心的学问,人性古往今来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我们还是能够设身处地的重新体验古人的思想。我们要努力从过去的角度来理解过去,回到那个时代的历史情境中,按照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历史环境和当事人的个性、情感、经历、知识结构,具体地理解当时所发生的一切。
比如谭嗣同是维新派中的激进派,他提出“冲决伦常的网罗”,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破天荒之举。但是两千年来呻吟在“纲伦之厄”下的中国人不计其数,为什么要等到谭嗣同才提出抗议呢?时局危亡之外,西方的价值体系也让他清醒地看到三纲五常痛苦冤抑,不可忽视的是他个人的痛苦遭遇为“纲伦之厄”提供了活生生的见证。他说:“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之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我们只有从谭嗣同早年的生命体验中才能理解他对纲常名教的强烈憎恨,以及他后来为什么从容选择殉难。谭嗣同的可贵之处是他把一己的“纲伦之厄”认同与整个中国的危亡,而最终走上了“杀身成仁”的道路。
再比如,今天我们看到不少爱惜中国文化的人对新文化运动的缺点严加谴责,斥之为“文化的软骨头”,并进而否定它所代表的文化方向。“五四”时代的人们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攻击诚然失之过激,但我们不要因为时过境迁之故而把“五四”思潮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完全割裂开来。民国初年,多少十七八岁的少女在礼教的压力下为未婚夫“殉节”,恐怕最无心肝的人才会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辩护吧!面对昔日的中西之争、新旧之争,我们后人至少能超越双方,比当事人更好地同情、理解对方,因为当事人是很难彼此同情的。
回到开头讲到的关于日本人人性的问题,方军的《我所认识的鬼子兵》采访了那些参与侵华、杀害中国人的鬼子兵,其中许多人原本就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甚至许多人在家里是好父亲、好儿子、好丈夫,把他们变成魔鬼的是战争,是战争环境中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狂热的爱国主义,并非是日本民族的特性使然。二战前的日本,在政治军事体制上有着重大缺陷,以下克上的传统使日本政局、国运完全由一批毫无政治头脑、无法无天的野心军人所支配,终给日本乃至亚洲带来巨大灾难。而今天有些中学历史教师对抗日战争和今天的日本远未具有历史的态度。
面对历史上许多的矛盾、仇恨、荒唐,或者世事变迁,当历史教师以历史的态度引导学生理解人的局限性和历史的复杂性,理解历史上的人和事之所以会是那个样子,其背后都有一个复杂的原因和变迁过程,并非是一个简单地我对你错、我正你邪所能解释圆满,学生就会多一份理解与宽容,少一些极端和仇恨,并能深省其中的教训。这样恐怕才是中学历史教学中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吧。如果我们尽可能去了解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致力于历史解释,多少能够增进人与人之间,各国、各民族、各文化或宗教信仰之间的人们相互理解,防止或缓和他们之间的重大冲突。
责任编辑:彭珊珊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中学历史教学,谭嗣同,新文化运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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