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拉康嫡系弟子霍夫曼：精神分析站在资本主义的反面

近期在西欧国家发生的恐怖袭击有一个与以往明显不同的地方，那便是涉案的恐怖分子大多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甚至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很多人尝试将这种现象归咎于极端意识形态的诱惑和宗教的洗脑，然而，为何如此大量的年轻人能够如此轻易地被诱惑和被洗脑？师承拉康的法国精神分析家霍夫曼提醒我们，看待恐怖分子的年轻化趋势，不可以忽略青少年的主体性问题，尤其是那些被主流社会排除在外的青少年。他们正经历着外在的身份认同缺失及内在的匮乏感。在精神分析中，一个主体只有通过被大彼者命名才能够进入象征秩序，成为语言的主体，也就是意义的主体。在生存的“无（意义）”和死亡的“有（意义）”之间，后者反而成了一条“生”路，甚至可能是唯一的。

当然，恐怖袭击并不是当今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社会中爆发的唯一症状。另一个更为普遍和潜在的问题是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缺乏有意义的联结。霍夫曼说，拉康早已预见这个局面。他在后期理论中着重讨论“爱”，在他看来，爱是改变辞说的征兆，而辞说即社会联结，因而爱趋向于创造社会联结。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分析可以说是站在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反面。

近日，霍夫曼教授应邀来到北京回龙观医院为心理治疗师举办培训。澎湃新闻在他的弟子、精神分析家杨春强博士的分析室中对他进行了专访。

新型恐怖主义：寻求“意义”的自杀式袭击

澎湃新闻：近期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发生的恐怖袭击中，很多恐怖分子都是年轻人。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我们如何去理解他们的极端行为呢？

霍夫曼：我认为近期在西方国家发生的恐怖袭击是一种新型恐怖主义，它与之前的恐怖主义并没有多大关系，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确实，这种恐怖主义涉及的几乎都是青少年，或是年轻人。其中一个原因是，青少年总会面临身份认同上的困难，他感到一种内在的空虚和匮乏，因为他找不到一个可以认同的身份，找不到他存在的意义。精神分析把它作为青少年主体性的一部分。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这些年轻人为何会急于采取一些别人提供给他们的虚假解决方案，从而获得一个现成的身份。也就是说，这些精神上较为脆弱的青年，他们为了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身份，总是时刻准备着扑向别人提出的第一个方案。我们从一些社会学和司法的严肃调查中了解到，新型恐怖主义确实涉及很多处于困境中的年轻人，但不仅限于此，它也涉及一些中产阶级出身、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

新型恐怖主义与以往不同的地方正是在于，这些年轻的恐怖分子自愿，甚至是下定决心去死。最早的法国恐怖分子之一，图卢兹的梅拉赫（Mohamed Merah）说过，“你们热爱生命，而我热爱死亡”。梅拉赫的这句话在哲学的意义上已经成为了恐怖主义行动的座右铭。这些非常年轻的人为何决心寻求死亡？这对于我们当今的文明来说是一个问题。其中一种假设是，这些年轻人无法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身份和位置，所以宁愿通过自杀和杀人来取得一个社会位置，成为烈士、成为他们家庭和社群中的“英雄”，他们宁愿选择死亡也不要继续活在“虚无”之中。当然，我们也要从多学科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这些年轻人同时也是被一个有政治目的的组织利用了。这个组织向他们灌输一种值得捍卫的理想，而这些年轻人愿意去拥护这种理想，哪怕要以生命为代价。

这种现象用拉康的理论来说就是，如果一个人在言说中找不到他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如果他不能成为言说的主体，他的言说不能赋予他存在的意义，如果意义被排除在他的存在之外，那么这种在言说中缺席的意义就会返回到实在界（le réel）（采访者注：实在界指的是不能被符号化的领域），直到出现在主体的死亡中。而在我们的时代，意义被排除的意思就是他们无法进入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象征秩序。

澎湃新闻：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说这些恐怖分子很大程度上活在实在界？

霍夫曼：正是这样。他们生活在拉康所说的“字母的实在 (le réel de la lettre)”中，也就是说，他们按照字面意义去理解所有事情，而不能通过宗教文本或其他文本来反思自身。他们感觉自己活在一些实在的文字中，并且按照字面意义使用语言。这些是实在界的恐怖分子。他们一心向死，这时，任何象征层面上的调解都失效了，他们不给语言任何机会。在巴黎和其他地方的恐怖袭击中，特警发现语言调解根本是徒劳的。他们冲向死亡，召唤死亡，因此才有这些可怕的袭击。

通过爱，主体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继续创造和他人的联结

澎湃新闻：您说到一些年轻的恐怖分子之所以选择死亡是因为无法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您也提到青少年多少都会面临身份认同的问题。那么，这种青少年独有的主体性在法国或者欧洲社会中的普通青少年身上是如何体现的呢？

霍夫曼：大部分情况下，今天青少年的困扰不再是几十年前弗洛伊德那时候的关于性的困扰，而是更多地围绕着爱情生活的建立。我们知道如今青少年阶段已经延伸到20岁，甚至25岁。另一个问题，这个时代的青少年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会主动去尝试各种各样的快感，比如性，毒品等等，至少在西方社会是如此。然后，他们带着一种焦虑来找分析家，说，“所有的快感我都尝遍了，现在我问自己什么叫做成为一个男人/女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如何在社会中成为一个男人或者女人，这个性别认同的问题也是深深困扰着他们的。

澎湃新闻：青少年抱怨越来越难建立亲密关系反映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普遍病症，即人与人之间缺乏有意义的联结。精神分析认为，个体之间是通过辞说来建立联结的。主人辞说把主人和奴隶联系在一起，大学辞说把老师和学生联系在一起……唯独资本主义辞说除外：它创造的不是人与人，而是人与物的关系，即个体与物品之间的消费与生产关系。所以拉康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都成了社会关系上的无产者。可否请您谈谈精神分析是如何应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联结缺失的？

霍夫曼：确实。在现代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社会中，人的主体性是物化的主体性，这个主体性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中由占有多少物来定义（成功、自尊等等）。这种社会关系背后是一种自恋的认同，并不把彼者纳入自身的精神结构之中。新自由主义过于强调个人自由、个性，认同建立在排他型的自恋关系上，以一个虚假自我压抑对别人的爱。自恋的精神结构导致自我远离别人，也因此造成了原子化的、一盘散沙式的社会。所以，现代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产生神经症的爱：表现形式也许是极端依赖别人、关心别人，然而目标是爱能够返回自身，它的本质是自恋型的爱——没有能力爱别人。

拉康从第20个讨论班开始着重探讨爱，并且把爱作为我们改变了辞说的征兆（“L’amour, c’est le signe qu’on change de discours.”）。对于拉康来说，辞说就是社会联结，所以这句话可以理解为，爱能够创造社会联结。我觉得拉康在他教学生涯后期提出的这个观点非常有意思，因为它给当代精神分析的临床提供了一个方向。通过爱，当然这是一种不同于神经症的爱，一个主体才能够在这个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中继续创造与他人之间的联结。

除此之外，精神分析的临床本身也是一种联结，因为分析家和分析者通过移情被联系在一起，弗洛伊德说，移情是非常接近爱的。正是在这种关系中，精神分析才能够揭示出分析者的主体性真理。拉康说，主体总是以一种倒转的形式从别人那里接收到关于自身的真理，也就是说，主体的真理总是由别人向主体传达的。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分析可以说是站在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反面。

澎湃新闻：在欧洲是亲密关系的问题，而对于中国的青少年来说，最难的可能是处理跟父母的关系。他们太多地被大彼者，被父母的欲望所抓捕了。您如何看待这一点？

霍夫曼：精神分析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孩子在刚出生时处在一个非常不成熟的状态，必须依靠母亲才能存活，孩子因此将母亲放在一个全能的位置上。这解释了为何母亲与孩子的早期关系是如此强烈。问题来了，一个婴儿为了生存不得不依赖和母亲之间的全能关系，那么他如何能够离开这样的关系，脱离这种全然的依赖？这可以说是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的出发点——一个人如何能够从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获得一些自由。弗洛伊德说，这需要母子二元关系向父亲或某个第三者敞开。这很重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孩子才能脱离母子二元关系，继而去寻求认同于某种社会和文化价值，脱离家庭单元，通过实现自己的欲望来找到自己在社会上的身份。当然，孩子的欲望和父母的欲望是相连的，拉康说，人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就像你说的，这个现象在中国可能更突出。如果是这样，那主体如何能够发现并且实现自己的欲望呢？拉康对此的一贯回答是，在这个自身的欲望即他者的欲望的结构中，孩子可能会落入一个精神陷阱，也就是去成为他者享乐的对象。在这时，孩子才会被困在他者的欲望中，被他者的欲望所主宰。反之，如果孩子可以用他者的欲望，也就是父母的欲望，来结构自身的欲望，那么他就可以发展出一个能够让他获得某种社会身份的欲望。因此，享乐是一个陷阱，我们要用欲望来处理享乐带来的问题。

对女性的解放：精神分析根据主体的欲望与享乐模式，构建性别认同

澎湃新闻：精神分析尤其关注女性主体，而弗洛伊德也曾坦承他一直没能解开“女人想要什么”的谜题。那么，在女性的问题上，拉康对弗洛伊德的理论有哪些发展？

霍夫曼：弗洛伊德说，精神分析不能说出什么是女人，但是能告诉我们小女孩是如何成为女人的，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拉康在1950年代举办的关于女性性欲的会议中回应“女性的无意识中有什么”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在女性的无意识中找到我们的社会关于女性的种种说法。在这之后就有了他的那句名言，“无意识即社会”（L’inconscient, c’est le social）。总之，拉康尝试将精神分析从弗洛伊德对生理学的强调中解放出来。从拉康对于女性性或者女性的最早的观点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他对女性的问题采取的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角度，而非生理学的角度。

拉康从第20个讨论班《继续》（Encore）开始讨论女性位置和男性位置，一个人的性别位置是由他/她的欲望和享乐模式决定的，与解剖学无关。因而，女性位置是一种特定的认同，一种特定的享乐模式，男性位置也一样。男性的享乐模式是石祖（阳具）享乐，这种享乐完全围绕着石祖而运转。而女性的享乐则既包含石祖享乐，又包含增补的享乐（la jouissance supplementaire），也叫另外的享乐（la jouissance autre），言下之意是这种享乐与石祖享乐有绝对的相异性。我们也可以说，占据着这种女性享乐位置的人——再次强调，与身份或性别无关——选择这种享乐模式的人，他/她并非与阉割无关，但是他/她能够拥有和石祖享乐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享乐体验。

澎湃新闻：女性常常会被困在父权社会对于女性的设定中。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都关心女性的解放，两者有何异同？

霍夫曼：女性主义有趣的一点在于，欧洲的女性主义者很早就开始为了从男性幻想的女性角色中解放出来而进行抗争。她们力图展示女性不是男性的幻想对象，女性拥有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身体。因此，女性主义者很快将她们的身体融入到抗争中。尤其是在艺术界，很多女性艺术家会做一些关于身体的表演。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总之，女性主义尝试去摆脱男性制造的关于女性的社会形象，拒绝去认同男性对女性的一些设定。在这一点上，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的立场是一样的，因为精神分析的目的是帮助一个人，无论男女，根据他/她的欲望和享乐模式，去构建自己的性别认同。也就是说，精神分析不会教人回到所谓的正常轨道，而是让他/她找到关乎自身存在的独一无二的答案，无论是作为男人、女人还是跨性别人士。

五月风暴：革命不通向自由，而通向一个新的“主人”

澎湃新闻：法国1968年发生的五月风暴中也有一群青年学生，他们充满革命的激情。当时法国知识界的名流对这场运动采取不同的立场，一些人站在学生的一边，比如福柯、萨特，一些人则站在学生的对立面，比如罗兰·巴特、莱维纳斯。拉康也经历了这场运动，那么，他当时和这些学生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霍夫曼：拉康对于五月风暴所采取的立场有些复杂。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他不是唯一一个不愿参与到青年人的革命激情中去的。作为一个好的精神分析家，拉康与青年人的激情保持了距离，就像在分析中一样。不然的话他就要从分析家的位置上掉下来了。也正是因为拉康与这场学生运动保持了距离，他才能够在事后给运动中的几个关键人物做分析。要知道，六八一代的知识分子，雅克-阿兰·米勒（Jacque-Alain Miller）、让-克劳德·米尔纳（Jean-Claude Milner）的同时代人，很多都是从拉康的躺椅上走出来的。学运期间，另一些知识分子，比如萨特、福柯也和革命激情保持了距离。用拉康的话来说，革命（la révolution）这个词其中的一个意思是“围绕着自己打转”，所以，“干一场革命”（faire une révolution），总是会回到自己出发的地点。话虽如此，拉康还是尽力与当时的青年人保持某种联系。他很早就说过，分析家应当与自己时代的主体性相连。因此，拉康一直以分析家的身份与青年人密切接触。

澎湃新闻：五月风暴是否也对拉康的理论产生了某些影响？

霍夫曼：没错，我们可以在拉康的讨论班中看到很多五月风暴的印记。他在1968年秋天重开讨论班，题为《从一个大彼者到小彼者》（D’un Autre à l’autre），他从这个时候开始用马克思理论来解读客体小a（l’objet a）的概念，他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和客体小a进行对照，从而赋予客体小a“剩余享乐”的内涵。和剩余价值一样，这种剩余享乐也产生自某种丧失（采访者注：在马克思那里，剩余价值也意味着对普通的使用价值的放弃）。而后，在讨论班《精神分析的另一》（L’envers de la psychanalyse）当中，拉康提出了四大辞说，首要的就是主人辞说。他认为主人辞说生产的恰恰就是剩余享乐，也就是客体小a。当时，拉康在巴黎八大（五月风暴中建立的大学）对学生说，“经验告诉我们，革命无一例外地总是会通向主人辞说。你们搞革命是因为你们需要一个主人，你们也将获得一个主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拉康在四大辞说之后，还提出了资本主义辞说，剩余价值在这里成为了动因，因为资本主义辞说是由享乐主导的。总的来说，拉康与五月风暴保持距离的做法和他在讨论班中对于这场运动的理论反思是存在某种一致性的。

新自由主义秩序中的主体是否拥有自由？

澎湃新闻：革命者反抗压迫，要求自由，而拉康却说，“作为革命者，你们需要一个主人，你们也将获得一个主人。” 言下之意是，革命过后，我们会受制于新的主人，并无自由可言。这不禁让我想到拉康的主体理论——通常我们认为是主体在言说，拉康却说主体是被言说的，或者说语言通过主体在言说。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被禁锢在语言中？语言的主体如何能够拥有自由呢？

霍夫曼：拉康很早就提出，精神分析是一种言说的经验。他之所以能从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发展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受到某些哲学家的影响，例如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之家”。由于主体居住在语言之中，他便是语言的主体，他的存在便被语言所决定了。拉康式的主体，当他通过言说传达某些信息的时候，他说出的东西总是比他需要说的东西更多。就像海德格尔说的，语言通过我们在言说。法国诗人勒内·夏尔（René Char）也说过，文字对我们的了解多于我们对它的了解。

那么，这样的一个主体，在他的存在与语言的关系之中，如何能够作出自由的行动呢？拉康的回答很妙，他说，一个拉康式的主体总是对他自身的主体性负有责任，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我们都是对自身的生存与生活方式负责的那个人。这可以用精神分析临床的经验来解释。我们知道精神分析的治疗能够向分析者澄清他/她欲望的真相。在那之后，分析者选择走向他/她的欲望，还是背离他/她的欲望，则完全是由他/她自己决定的。因此拉康式的主体是一个有选择权的主体。

你提到自由的问题，拉康早在1950年代就预见了新自由主义（le néolibéralisme)的兴起，在当时，新自由主义这个词甚至都还不存在。他在那时就预感到，个人主义在西方社会将越来越盛行。如果说新自由主义是关于个人（l’individu）的，那么我们就需要定义什么是“个人”。就像前面说到的，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个人更接近我们所说的“自恋的主体”，他的存在不依赖他人。这个“自恋的主体”被他自恋的激情所捕获。因此，他的自由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的自我形象的限制。从他的自我形象和自恋中脱离出来的唯一途径就是语言，因为语言相对于主体和自我形象来说是一个第三方，它可以在主体和形象之间拉开距离，由此带给主体自由。

澎湃新闻：您可否具体谈一谈，精神分析的治疗如何赋予主体自由？

霍夫曼：一个人来做分析，他经常会说，“啊，我亲爱的分析家，这就是我的故事了，现在你知道我糟糕的过去是怎样把我异化了的。我无法改变我的过去，那我到底能做些什么呢？”确实，我们不能改变过去，但精神分析可以改变的是我们与过去的关系。这就是拉康对结构主义的运用。我们的过去是由辞说建构的，是一个故事或者一部小说。主体相对于这个故事的位置之所以能够改变，是因为语言是一座宝库。法国诗人马拉美（Mallarmé）说，我们能够用26个字母创作出最美丽的东西，这简直不可思议。言下之意是语言中蕴藏的浩瀚资源常常被主体在无意中忽略。而一旦他能够发现这些资源，就能够借助它改变自己与过去的关系，从中解放出来。我们陷在自身和家庭历史的叙述中，其实是被意义异化了。而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在言说着，也就是说，在语言中我们是有可能从这种异化中脱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