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郎朗遇见郎平，他们会聊什么

里约奥运刚刚落幕，钢琴家郎朗也从巴西回到了中国。

当地时间8月18日晚，郎朗在科尔科瓦多山的基督像脚下，举行了一场独奏音乐会。虽然下起了雨，仍挡不住观众高涨的热情。

郎朗当晚弹了很多拉丁曲，还特地为巴西听众准备了奥运开幕曲《依帕内玛的女孩》。演奏时，现场出了一点意外，来了一阵风，把他的谱子吹跑了，他干脆即兴发挥了起来。

郎朗是首位在科尔科瓦多山基督像下演出的中国音乐家，不过，他说自己此次里约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向中国奥运健儿致敬，除了看好友林丹打球，也为中国女排加油。

里约看奥运，打排球比弹钢琴难多了

8月16日，郎朗到了里约，一下飞机，正逢女排1/4决赛中国对阵巴西。

“当时所有人都认为巴西队是主场，是夺冠热门。中国女排翻盘机会低，大家都不看好。可是，最后中国队赢了，太争气了，真的很过瘾，简直是冠亚军争夺赛的级别。”

第二天一早6点，郎朗就醒了，早早就准备好了去羽毛球馆。可惜，奥运村封路了。

不熟路况的他只能下车一路跑过去，边跑边看手机，满头大汗，整整跑了50分钟。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他赶上了最后几个关键球，林丹对战印度选手斯里坎特，赢了，成功晋级四强。

郎朗与林丹在2012伦敦奥运会后成了好友，与郎平结缘，则得益于“郎”这个少见的姓氏。小时候别人问他姓什么，他都会很自豪地说，“姓郎，郎平的郎。”

两人真正认识是在一次活动上。郎朗对郎平的印象是随和、自然，情商、智商双高，就像邻家的姑姑或阿姨，让人完全感觉不到压迫感。

“郎姓本身比较少，可能她对我有一种侄子的感觉吧，一直很关心我，经常鼓励我。”

里约奥运之前，郎平还问郎朗能不能去女排探班，给90后的小姑娘们助助阵，打打气，可因为时间从没对上过，未能成行。

好在今年1月，双方已经在“体坛风云人物”活动上碰过面。

“好高！”见到女排姑娘，郎朗脑子里反复蹦出这个词，她们的身高大都接近2米，当天还穿着高跟鞋，他比划了一下肩膀，“我只到她们这里。”

这次在里约，他最想看的是女排半决赛中国对阵荷兰，未成想又出“意外”，比赛和自己当晚的音乐会冲突了。

“我就冒昧地给郎导发了微信，说自己半决赛去不了，能不能早上去探班。两分钟以后，她回了我：早上9点半，你来。”

18号一早到了排练场，郎朗一待就是三个小时。因为怕影响她们，他就在不远处坐着，看她们练力量，排兵布阵，也不敢说话。

郎朗印象最深的是，女排做力量训练，都由男孩陪练，因为他们劲大，发球和扣球狠，“她们一遍又一遍练发球、扣球，直接跪地下，每一下都‘啪’的一声，看着都疼。我要是接那么一下球，手可能就变形了。”

郎朗问队医，姑娘们平时都怎么保养，队医反问：这么大的训练量，怎么保养？

据郎朗观察，女排姑娘个个都有伤，打了绷带，贴着膏药，有个二传手膝盖处的半月板都磨没了，还在拼，“那时候，我就觉得弹钢琴太容易了，震撼又感动，我感觉她们都是铁做的。”

“我从没见过一个运动可以造成这么多伤。打篮球可能只是胳膊受伤，可她们全身受伤，手、胳膊肘、膝盖、腰全是绷带。”

中午12点，女排开始做瑜伽、慢速运动，郎平才有时间和郎朗交流。看到一位姑娘正拿按摩杖在身上来回滚，郎平也给郎朗做起了手臂按摩。

因为常年练琴，郎朗的手臂很容易酸痛，她一滚就说“你这儿有点问题”，“我太惊讶了，觉得她都成神医了，郎导说我成天看这些孩子，还不知道谁有问题？”

直到现在，郎平还有几个地方需要做手术，她说自己没几块好地方了，就像她的手指，不知骨折了多少次，又重新接了多少次。她甚至开玩笑说，“我就剩心脏了。”

郎导还和郎朗交流起了战术，“钢琴是独奏，一个人在台上，排球是团体项目。郎指导告诉我，在正常的比赛中，你要有两三个人能站出来，成为救世主，就可以赢得比赛。但在关键时候，你得有三四个或四五个人站出来，才能真正成功。你在硬仗的时候只站出两个人，你肯定还是失败。”

一上午看下来，郎朗直叹，虽然以前练琴六小时也累，但打排球比弹钢琴累得多，也疼得多。那天，女排姑娘还安慰他：“今天才练三小时，平常都要七八个小时，一点儿都不累。”

郎朗热衷各种球类运动，乒乓球是他从小习练的一种。在里约时，他还和德国乒乓球名将波尔切磋了一会球技。

问他怎么没去探中国乒乓男团的班，他说德国队那时已经拿了铜牌，中国队正和日本队拼决赛。中国男团里，他最喜欢马龙，“马龙球风很漂亮，很大师派，不是体育范儿，很有艺术感。”

郎朗直言自己喜欢有“艺术感”的体育，就像巴萨那种踢球风格，“打到最后就很艺术，硬中带软，像中国的太极八卦，绝对不光是硬碰硬。”

平均两天一场音乐会，不学习会恐慌

郎朗很忙。从里约回来，他又马不停蹄开始了新专辑的发行。

今年9月，他即将推出第29张专辑《郎朗纽约狂想曲》。这也是他的第一张“全跨界”专辑。

新专辑邀请到格莱美奖金牌制作人拉里·克莱恩担纲制作，就像一封饱含纽约精神的“音乐情书”，展现出纽约的光彩与灵魂：既描绘了它的过去，也诉说着它活力焕发的当下。

专辑曲风广泛，既有格什温、柯普兰、伯恩斯坦等20世纪美国早期作曲家的经典旋律，也有改编自Jay-Z、艾丽西亚·凯斯、地下丝绒乐队娄·里德、老鹰乐队唐·亨利的当代名作。

“我希望用这张专辑，向纽约致敬。”自14岁赴美求学，纽约这个大熔炉给了郎朗启迪，也使他丰盈，已然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现在的郎朗迷恋跨界，也不想把自己定型，“纽约是个跨界型的城市，它就是从不同文化中跨出点儿东西来。如果做跨界音乐，纽约肯定是最好的选择。”

郎朗仍旧保持了一年演出120场音乐会的频率，9个月在国外，3个月在国内。

“让我停下来很难，我喜欢做事儿。”除了保证每天2小时的练琴，郎朗更多时候是在飞机上。平均每两天一场音乐会，每两天坐一趟飞机，飞机已然成为他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前几天在巴西，近两天在上海，现在又飞去了欧洲，郎朗笑说自己完全没有时差、睡眠上的困扰，可以随时入眠，随时苏醒，“以前可能每天要睡8小时，30岁以后，6个钟头就够了。”

也有特别累，什么都不想干的时候，那时候他会给自己放假，但他说，休息一天足够了。

“休息太久就觉得无聊，你去海边度假，一天到晚在海滩上溜达，走着走着就没意思了。”有一次他去法国南边玩，本来计划休假5天，玩了3天就忍不住回来了。

他喜欢忙里偷闲，身上总有一种不断学习的“危机感”。在他看来，最恐怖的事莫过于脑袋空了，一旦空了，就要赶紧去学去练，不然浑身别扭。

有没有遇到瓶颈的时候？“没有。”郎朗回答得很干脆，如果对音乐没感觉了，他会马上找老师上课。

他在中国的启蒙老师朱雅芬，在美国科蒂斯音乐学院求学的老师加里·格拉夫曼，指挥家兼钢琴家艾森巴赫、巴伦波伊姆，都是他随时可以求教的对象。

郎朗直言，到了他这个阶段，只要保持练习，钢琴技术就不会退步，现在的他还需要在艺术想法上求指导，“毕竟艺术这种东西，有人点一下，就开辟了一条新路。”

除了钢琴家，郎朗还有这样多重的身份：史上最年轻的联合国和平大使，首位法国凡尔赛宫大使，首位纽约文化旅游大使，连续三届奥运火炬手……

在世界重大庆典活动上，你都能见到他的身影。他还以自己的名字，创建了音乐学校、音乐基金会、教材、钢琴，甚至香水。

他有着明星般的超高曝光度，郎朗二字，已不仅仅是一个名字。

郎朗并不觉得自己高调，而是自认每天在做该做的实事，“古典音乐成天在自己小圈子里自娱自乐，我不认同这种，所以我也不会在家等着。古典音乐家不意味着要低调。”

他希望向不同的群体推广艺术，而不是只蜷缩于音乐圈里制造声音。在他眼里，真正伟大的古典音乐家，绝不会局限在小圈子里，卡拉扬、伯恩斯坦、帕瓦罗蒂、马友友，莫不如此。

“但首先，你要把主业做好，弹不好琴就什么也别干了。当你有余力时，你可以利用自己的平台和社会资源，去做一些事。”

有时回国做一些推广和活动，也有人不理解，古典音乐做得好好的，干嘛干这个？

“我很早就发现了世界性范围的古典音乐危机感，可能有人觉得这不算什么事儿，我看到了问题，就觉得要去解决。而且，真要做什么事情时，我不会含糊，不会别人说别干我就不干了。我不怕事儿。”

“如果都是在古典音乐里平平安安过日子，我不会成为今天的郎朗。从小我就有个想法，要想改变世界，一定要付出行动。太多人想改变，但不付出行动，不光音乐行业，大家都在幻想，怎么能让这个世界更美好，最后胆怯了，觉得不做可能更好。我会做出来，这样才能有一些声音。”

怕不怕被过度消费？“当然要有度，要掌握平衡。首先我不怕做事，一定要把自己的能量发挥出去，做加法。但如果影响我弹琴了，那就赶紧收了吧。这时候就要做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