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临时的秘密会议是如何拯救长征中的中央红军？

一提到红军长征中的转折，人们往往会首先想到遵义会议。但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的一个月内，中央红军就已经在长征路上的一系列会议中，为遵义会议正式解决领导路线等问题打下了铺垫。

其中，1934年12月于湖南通道县召开的一场秘密的临时会议——通道会议，就被视为拯救了中央红军。

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则在《苦难辉煌》一书中提到：“从1934年12月1日全军（中央红军）渡过湘江，至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一个半月之间，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三个重要会议：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这些都是遵义会议的铺垫和准备。”

然而，通道会议在部分党史资料中仅仅寥寥数笔、语焉不详，甚至有的还未曾提及。对此，现任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日前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这要归因于通道会议本身既无预定规格，也没有明确程序，参加会议的人极少，时间又短，连当时有的红军重要负责人都不甚清楚。

郑湘称，1977年11月，邓颖超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审查馆展时提到：“上次你们提的问题，回去我问了恩来同志，在长征途中是否开过黎平会议和通道会议？恩来同志讲是有，开过黎平和通道会议。因为他非常忙，时间很少，也没多讲。”此后，通道会议才逐渐为外界所重视。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开始突围长征。当时的计划是到达湘西后与贺龙、萧克、王震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以期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同年12月，经历湘江一役，红军虽然成功突破了四道封锁线，但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与此同时，蒋介石一方面调集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在通道以北的城步、绥宁、武冈、芷江、会同、靖州一带，部署了一道严密的袋形防线；一方面电令湘、桂、黔地方军阀分兵堵截合围，企图全歼中央红军。

1934年12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进入通道县境内。郑湘称，广大红军指战员当时对王明路线的怀疑、不满以及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已经达到顶点。而李德、博古等人仍旧不顾红军兵力折损过半的实际情况和敌人张网以待的险恶局势，坚持从通道北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既定方针，致使3万人的中央红军随时都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在此紧要关头，党中央主要领导于12月12日在通道县境内召开了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包括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朱德、李德等人。

而时任红一军团一师师长的李聚奎则在《遵义会议前后》一书中写道，“十二月十一日，红一方面军占领湖南通道。这时，中央军委开了一个临时会议，吸收毛泽东同志参加，讨论进军方向问题。”

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描述了通道会议详情：“尽管关于通道会议连一片纸也没留下（人们只是在最近几年才慢慢知道举行过这么一次会议），它作出的决定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毛泽东参加了那次会次，这是他自一九三二年以来第一次在军事委员会上发言。他建议红军放弃与贺龙会师的打算，改变路线，不向湘西北挺进，而挥师向西，而后向北，进入贵州……会上几乎没有什么争论。朱德和其他军事指挥官立即接受了毛的建议。其余的周恩来、王稼祥、李德也同意了。在李德表明同意之后，博古也表示赞成。”

事实上，这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也是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

会后，中革军委于当日19时半下达了“万万火急”的《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12月13日，中央红军在通道境内改变既定行军路线，分两路转兵西进：一路由通道县溪深渡、杆梓溪进入靖县的新厂、平茶，然后向贵州进军；一路由通道县溪、播阳进入贵州洪州，向黎平挺进。这个神奇的行军路线转变，把几十万追击的敌军统统抛在湖南的西南地区，使敌人在湘西消灭红军的企图破灭。

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书中指出：“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从此可以看出，会议的历史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通道转兵；没有通道转兵，也就没有贵州的黎平会议。因此，通道会议不仅挽救了3万多中央红军，还为黎平会议和以后的遵义会议召开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