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称不守恒理论在中国的曲折遭遇

黄庆桥

2016-11-18 14:4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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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0月,30岁的李政道和34岁的杨振宁在美国科学杂志《物理评论》上发表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质疑》一文,提出了宇称不守恒理论假设。1957年1月,美籍华裔女物理学家吴健雄率先通过实验证实了这一理论。1957年10月,李、杨二人在提出该理论仅一周年的时候,荣膺诺贝尔物理学奖。由于李、杨二人获奖时的中国国籍身份,宇称不守恒理论不仅在中国科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在思想界和社会层面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科学思想史上一大奇观。
1957年10月31日,李政道、杨振宁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一场有关真理问题的论战
自1958年起,“大跃进”运动开始在中国兴起,工业、农业甚至科学研究领域都未能幸免。从1961年开始,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始反思“大跃进”,这种反思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达到高潮。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思想界尤其是哲学界就许多重大问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探讨和争论,关于实践与真理的关系问题、真理标准问题、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问题等,就是当时的热点话题。巧合的是,获诺贝尔奖的宇称不守恒理论以及验证该理论的科学实验,典型地体现了实践与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宇称不守恒理论就不可避免地卷入当时有关哲学问题的讨论中来。物理学家何祚庥与杜雷、吴俊光等人的持续论战就很有代表性。
1962—1963年,何祚庥与杜雷、吴俊光、陶德麟等人就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以及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论战发端于何祚庥在《红旗》杂志1962年第2期上发表的《论自然科学研究中有关实践标准的若干问题》一文。从笔者目前掌握到的文献来看,双方论战至少3个回合,大致情况如下:
何祚庥首先在《红旗》1962年2期上发表的《论自然科学研究中有关实践标准的若干问题》,随后,杜雷、吴俊光在《学术研究》1962年第4期上发表《关于实践标准的理解和运用——与何祚庥同志商榷》;然后,何祚庥在《新建设》1962年11期上发表《不能离开历史观点理解实践标准——敬答杜雷、吴俊光两位同志》,紧接着,杜雷、吴俊光在《学术研究》1963年3期上发表《正确运用历史观点探讨真理的问题》,陶德麟在《新建设》1963年10期发表《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几个问题》;随后,何祚庥在《红旗》1963年10期上发表《再谈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实践标准问题——答杜雷、吴俊光、陶德麟等同志》。
本来,思想、观点的交锋并没有值得大惊小怪的,但这场论战却很有亮点,很有趣。有趣之处就在于,观点针锋相对的论战双方都用宇称不守恒理论作为立论的依据。在何祚庥最先发表于《红旗》杂志的文章里,他用了一大段文字描述宇称守恒理论被“推翻”的哲学意义,用以阐述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文章写道:“宇称守恒定律之所以被‘推翻’,并不是因为过去的实验曾经证明它正确,而现在的实验却证明它是不正确的;实际上,这里并不是宇称守恒定律被推翻,而只是看起来似乎是在弱相互作用过程中被‘推翻’……所谓宇称守恒定律被‘推翻’,实际上恰恰好是由新的实践为宇称守恒定律规定了新的应用范围……弱作用过程内宇称守恒定律被破坏的这个事例,说明进行科学理论工作时一刻也不能脱离实践标准。切不可把已经有实践证明的理论当作是还没有证明的,也不可把未经实践检验过的‘假说’,当作已有实践证明的理论。”
物理学家何祚庥
应当说,何祚庥关于宇称不守恒理论的上述阐释即使是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经典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时,这一阐释并未得到普遍认可,双方的论战滑入到了只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寻求只言片语的所谓“证据”支持,经院哲学的诡辩味道一篇比一篇浓。“大跃进”之后关于真理与实践关系的理性思辨,渐渐失去了理性的光辉,或许这就是“文革”前夜的一种征兆。
“文革”中被曲解、滥用的科学理论
“文革”期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狂热的个人崇拜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包括爱因斯坦相对论、能量守恒定律等在内的许多科学理论,因被视为西方资产阶级科学理论而遭到“四人帮”及其团伙的批判。有趣的是,宇称不守恒理论不仅没有遭到批判,反而成为批判者批判“西方资产阶级科学理论”的证据。
这里仅举一例。1975年,《自然辩证法杂志》发表一篇名为《论运动的守恒和不守恒——兼评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核心是想通过否定质量守恒定律这一科学理论,来证明资产阶级“是没落的、衰亡的阶级,他们害怕矛盾,害怕发展,害怕新陈代谢”。文章以宇称不守恒理论的发现为“证据”,认为:“这一次则是以如此明确、如此彻底的形式推翻了这几条守恒定律,把守恒中的不守恒这样直截了当地展示在光天化日之下 ……宇称守恒定律打破了……能量守恒是不是也这样?是不是也会有一天被打破呢?也一定是这样。能量守恒定律和别的守恒定律一样,总有一天也会被打破的。”很显然,用宇称不守恒的发现来类推其他科学理论也一定会被打破,这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其实,这种曲解、滥用所谓的“科学证据”并以此欺世盗名,是那个时代进行大批判的惯用手法。
毛泽东相继接见杨振宁、李政道
那么,为什么宇称不守恒理论会成为“文革”期间科学理论的“标杆”呢?这可能需要从毛泽东接见李政道、杨振宁谈起。
李政道、杨振宁分别于1962年、1964年加入美国籍。1971年,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杨振宁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于当年7月率先回国,受到高规格礼遇,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他。1972年6月,杨振宁第二次回国,周总理再次接见了他。李政道也于1972年9月第一次回国,同样受到周总理的接见。至此,李、杨二人均以美籍华人的身份完成认祖归宗的首秀。但遗憾的是,这两年毛泽东还没有接见他们二人。
突破发生在1973年。1973年7月,杨振宁第四次回国,他之前提出的拜见毛泽东的愿望得以实现。在7月17日毛泽东接见杨振宁的交谈中,毛泽东“不仅询问了宇称的守恒、非守恒问题,而且问到了光子的性质和质子的可分与不可分性”。“主席说,宇称也可以是守恒,也可以说是不守恒,对么?这显示他在这方面有很正确的看法。”从这次会见及谈话内容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是认可杨振宁的,而且认同宇称不守恒理论。如此一来,“四人帮”就不可能批判宇称不守恒理论了。而第二年毛泽东在会见李政道时的一番话,则把“动”、“不平衡”、“非对称”、“斗争”的哲学推向极致。
1974年5月,李政道第二次回国,5月30日一早,毛泽东突然提出接见李政道。毛泽东接见李政道时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对称是重要的?”在毛泽东看来,“对称是平衡的,平衡是静止的,自己的一生最重要的是动,不是静。不觉得自然界跟人类社会发展有太大的分别。人类发展的要点是动,自然界也应该是动”。这样,以能量守恒为代表的有关自然界的基本科学定律因不符合“动”的哲学,自然就成为“四人帮”歪曲批判的对象,而宇称不守恒理论则恰恰是打破了对称,打破了静止,符合“动”、“斗争”的哲学原则,因而成为“四人帮”歪曲利用的对象。
毛泽东接见李政道。
正本清源:让科学回归科学
1976年,“文革”结束,但极左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却仍在延续。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一大讨论被誉为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旗帜。宇称不守恒理论的发现这一经典科学案例,再次卷入这一大讨论之中。
1978年5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何祚庥的《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从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说起》一文,通过细致梳理宇称不守恒的发现历史,来论证实践与真理的关系问题。文章指出:“由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发现的历史,可以看出:宇称不守恒的问题的提出,完全是科学实验的产物,是理论和实践产生尖锐冲突的结果……宇称不守恒发现的历史,说明一切的理论、观点、学说,必须经由实践的检验而决定它的取舍。”文章还对“四人帮”滥用宇称不守恒理论进行了批驳,认为“‘四人帮’的帮闲们,却把宇称不守恒的发现,看作是由实践检验并证明为正确的物理定理可以任意打破的证据……这已不局限于修正马克思主义,而是公然用唯心主义篡改唯物主义了”。这篇文章因其观点鲜明,又发表在以知识分子为主要阅读对象的《光明日报》上,所以在当时的知识界影响很大。查阅当时的报刊,何祚庥的这篇文章被广泛引用。这也是对宇称不守恒理论的“正本清源”——毕竟它在“文革”中被歪曲利用。无疑,这种“正本清源”的科学传播有助于人们对宇称不守恒理论的正确理解。
宇称不守恒理论的发现,既是一个科学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科学实验问题。理论与实验相统一的特性,注定宇称不守恒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不可避免地要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纠缠在一起。另外,政治上需要和政治上正确——大力宣传由中国人做出的具有世界影响的突破性科学研究成果的需要,又使得宇称不守恒理论被赋予其科学价值之外的更多意义和责任担当。宇称不守恒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科学在当代中国的曲折遭遇。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于淑娟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李政道,杨振宁,宇称不守恒理论,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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