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九霖:国企改革要去行政化,淡马锡模式不适合中国

陈九霖

2016-08-31 22:1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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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公布了最新财年报告,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其投资组合净值为2420亿新元(约11958亿元人民币),比上一财年减少240亿新元(约1186亿元人民币)。
淡马锡过去一定年份的收益增长较高,国内一些人就因此将其奉为中国国企改革的样板。新加坡也乐此不疲,借机宣传其经验。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去年9月颁布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也五次出现“管资本”的提法。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学习淡马锡的呼声不断出现。
但管资本是否就要学习淡马锡模式?
我在央企工作过26年,涉及4家企业,其中2家是世界500强。还曾在新加坡工作和生活11年,与淡马锡有过较密切的交往,而且,淡马锡一度是我曾任职的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的重要股东之一。
根据我多年的工作经历,我一直认为不应过度炒作淡马锡,淡马锡的成功有其特定背景,中国不宜复制或移植这一模式。
淡马锡模式不适合中国
淡马锡成立于1974年,是新加坡的国有控股资本公司,新加坡财政部拥有其100%的股权,是一家以市场化方式运营的政府投资公司。淡马锡在爪哇语中是“海城”的意思,是新加坡的古称。
截至2015年一季度末,淡马锡的投资涉及45家公司,投资组合净值2660亿新元(约13144亿元人民币),是新加坡国民经济命脉的主宰者。其持有的企业股票市值占新加坡股市的47%,营业收入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3%,一年期股东总回报率达19.2%。
超高回报率、华人社会等因素,使一些人相信中国国企改革引入淡马锡模式是最佳选择,尤其是其法人治理结构、管理和运作方式等。但这些适合中国吗?
首先,淡马锡的法人治理结构,不是它发明的,是从欧美引进的,是现代企业普遍实行的公司治理制度。中国也早已引入,只是仍需进一步落地完善。
其次,淡马锡是依据授权对其所属公司(淡联企业)行使出资人职权的商业化主体,所谓不管人、不管资产,只管资本。中国的环境与新加坡大相径庭,中国有国资委,新加坡没有。
同时,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
新加坡只是鸡犬相闻的弹丸之地,有城市、无农村,有中央、无地方。其国企的数量、体量、员工数、管理经营的复杂性等,都与中国不是一个量级。淡马锡持有40多家公司股权,中国的央企就有105家,更遑论一万多家地方国企。淡马锡总资产是万亿级,中国国企资产是百万亿级。
淡马锡某种意义上采用的是家族管理模式。李显龙是新加坡政府总理,李显龙夫人何晶是淡马锡CEO。这使得新加坡的国资、国企产权所有人缺失问题并不严重。但中国显然难以借助家族管理模式解决该问题。
最后,以中国的经济体量,仿效淡马锡更容易引起国际的警觉。淡马锡的政府背景,在海外投资中引发过不少民族主义问题。例如,2006年,泰国总理他信家族控股的西那瓦集团与淡马锡达成协议,以约合18.8亿美元将西那瓦集团49.6%的控股权出售给淡马锡。这激起泰国大规模的民族主义反弹,并引发了泰国的政治危机。
中国若套用淡马锡模式,国资、国企“走出去”必招致更多质疑,“一带一路”等也可能被扣上“海外扩张”的帽子。
总之,中国国企改革不是一个淡马锡模式可以简单套用的。
淡马锡可能逐渐式微
有人说,淡马锡亏损是正常的,因为全球和亚洲经济都低迷。但是,为什么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多年来不管萧条或繁荣、战争或和平,都是盈利的?
我认为,淡马锡这次亏损不是偶然,未来还会逐渐式微,因为它有着诸多内在问题。
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淡马锡在新加坡和中国的资产分别占投资组合的29%和25%,美国位居第三,占10%,欧洲占8%。可见,其大部分投资在新加坡和中国。
但是,新加坡市场在萎缩,因为周边国家起飞后,抢了它很多生意。先前,东南亚国家动荡不安,中国也起步晚,新加坡就占得先机,获得大量投资机会。
另外,中国经济下行,会冲击新加坡的投资贸易。中国经济不下行,对其也是负面影响。因为中国现在选项多了,对新加坡的经济依存度大大降低。
事实上,淡马锡的投资回报已连续数年低于其财富增值标准。2015年,标准普尔甚至声称淡马锡控股的风险级别与希腊、牙买加相近,并要调整其信用评级。
或许有人会认为,新加坡投资团队的素质和机制是有竞争力的,完全可以调整投资布局。
但其实很难。收购一家企业哪那么容易?哪里看得那么准?我当时操刀收购新加坡石油公司就搞了三四年。淡马锡收购泰国和印尼的电信公司,也均告失败。
而且,淡马锡的投资特别讲究政商关系。比如,把中国一些有背景的人挖到淡马锡;专门组织一群人在中国挖富豪到新加坡落户投资;组织各种总裁培训班、市长培训班;在一些具体项目的选址上,也有政商关系的考虑。
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国内外的经贸往来越来越讲究法制和规则,尤其是现在反腐力度加大,中国政商关系日趋清明,淡马锡模式也日趋式微。中国市场占其25%的份额,某种意义上,淡马锡一直是吃华人、亚洲人这口饭的,所以淡马锡的结构调整会很艰难。
国企的定位与改革方向
如果说淡马锡模式不能套用,那么中国国企改革又该怎样进行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回到本源,明确国企的定位与改革方向。
关于国企的定位,应该明确两个方面。
首先,国企就是一个公司、一个企业、一个市场主体,不能把它定位成政府或政府机构。
现在有些改革把国企的功能太过延伸和异化,弱化了其公司属性,赋予了其太多社会职能,这恰恰是几十年来费尽力气要剥离的。我曾参加一次讨论会,一位权威领导讲,国企有18个社会职能,比如,救灾、外交、军事等等。这哪是企业职能?是政府职能!
相反,企业的真正职能却被淡化与边缘化。企业应给股东分红,但国企上缴利润的比例和金额仍然偏低。国企就该把税和利润交给政府,政府拿着钱去做军事、外交、救灾等。
第二,国企只是市场经济下的一种所有制形式,与民企、外企是平等的市场主体。
国企不应享受特殊待遇。比如,国企现在占有大量信贷资金,但一些信贷资金的使用并不规范。国有银行也很乐意贷款给国企,因为贷款出了问题,银行的责任也不大;相反,如果贷给民企,出了事,就会被怀疑是否有私利。这就是不公平。
中国过去30多年发展如此之快,靠什么?就是因为改革开放吸收了不同所有制形式。现在民营经济创造了60%左右的GDP、80%左右的就业、超过50%的财政税收。
凡是在中国国土设立的企业都是中国的法人,都要向中国政府交税,都要创造财富,解决就业。只要把财富、税收、就业抓起来,中国的全球地位就会不断提高。
邓小平说,市场和计划是黑猫和白猫,只是工具,只要能解决好国富民强,就是社会主义的。同样,国企、民企、外企,只要能解决好国富民强,就是社会主义的,解决不好,那就不是。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说,社会主义是在经济社会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我们要从“道”而不是“术”的层面看问题。
国企的定位清晰了,改革方向自然就明确了。
第一,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写得很清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全党、全民达成共识的内容。要牢牢把握住这一条,要知行合一。
企业必须是市场上的独立主体,市场环境必须公平、公正。政府要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军事、外交、救灾等都是政府职能,不能让企业去做。让企业做也可以,但必须付费,而且各种所有制的企业间的机会要平等。
第二,国企改革就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现在国企被束缚住手脚,管得太多太死。必须解放生产力,该放权的放权,该收权的收权,该倒闭的倒闭,该转型的转型,该走出去的走出去。一定要使企业在市场的环境下发展,给国企更多的“硬预算约束”,让国企自主做出决策并承担相应责任。华为、阿里为什么做这么大、这么好?恰恰是政府管得少的结果,恰恰是市场经济的结果。
第三,去行政化。现在依旧把国企当做国家机关,一些国企自己也这么认为。国企的文件都是红头文件,和政府一样。国企经常开各种形式主义的会议,上面领导坐一排,下面是听众。这些都正常吗?
中国国企目前的管理,在决策、用人、分配等方面,都沿用长期以来的行政体系。比如,一项投资决策往往经过企业内多层次决策后,还要经过有关主管部门甚至国务院的多层审批。这种审批和决策机制发挥不了企业的积极性,削弱企业的责任心,极大影响决策效率,容易错失重大商机。
国企若采取政企合一的方式,还会使得政府既是制定法律与政策的“裁判员”,又是直接负责企业经营的“运动员”,容易引发腐败问题。

(本文作者陈九霖系北京约瑟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两家世界500强国企副总。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陈九霖博士”,澎湃经作者授权后刊发,略有删节。原文标题为《“看齐”新加坡 如此“管资本”能否行得通?》)
责任编辑:孙扶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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