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朱家骅与CC派的明争暗斗

1948年中山大学的易长事件，除了地缘纠葛外，表面看似与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牵扯不大，王星拱虽然不是朱家骅派的骨干，朱家骅还是努力维护，迫不得已，才安排自己的人马。而自抗战以来在文教界尤其是大学系统与朱家骅派一直明争暗斗的CC派，也没有直接现身。不过，联系到王星拱的接长中山大学与朱家骅派和CC派的缠斗关系密切，以及由CC派掌控的广东国民党党部系统率先发难预谋倒王，则背后派系矛盾的阴云依然笼罩。

朱家骅与二陈，既是同乡，又是同门，因为轮流掌管国民党组织部和国民政府教育部，用人行事相互排斥，遂成水火不容之势。在国民党的组织系统当中，朱家骅派的势力远不及CC派，不得不与其他派系联合，但在教育界，尤其是大学系统当中，朱家骅却能凭借其他资源，与CC派抗衡。双方的矛盾在抗战期间已经日见尖锐，组织部系统朱家骅派改变CC派旧轨，教育部系统则CC派排挤朱家骅的人脉。与朱家骅关系紧密的顾颉刚，即因为“不愿在CC统制下过生活”，和不堪忍受陈立夫压迫而辞职的中央大学校长顾孟馀共同进退。

1944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朱家骅与二陈互换组织部和教育部职位，此举引发两大系统人事的重新洗牌，各自在自己掌控的领域内加速排挤对方人马，进一步加剧了两派的冲突。

据1944年8月7日王子壮日记：“近日政治风气日坏，盖生存竞争激烈之表征。朱骝先自组织部去职，其所属人员相继为新任所汰，彼所主之中英庚款董事会已决定裁撤，中央秘书处所管之文化驿站，系朱之亲信贺师俊所主持，中央秘书处以紧缩名义并入宣传部。余并非支持此等机关者，其待调整亦为事实，惟朱氏甫下台，纷纷出此，实不免打落水狗之讥。在朱氏僚属，非[均] 不免有走投无路之悲。此种现象，惟有使壁垒日深，冲突激烈，为党国前途计，实堪忧虑。”

朱家骅派在国民党内虽然整体实力不足以和CC 派对抗，在文教界却有着相当深的根基和广泛的人脉。朱家骅与二陈的派系矛盾，尽管双方在公开场合一再否认，实际不仅普遍存在，而且相当严重。抗战期间，国民党开始在各大学普设区党部，而此时刚好朱家骅接任国民党组织部长，与二陈的位置互换，双方一方面在新掌控的系统中排斥对手，一方面力图利用新的权力资源和原有的人脉关系维持甚至扩张在旧系统中的势力，冲突愈演愈烈。而大学为双方利益交叉重合最大的领域，各自都视为己方的禁脔，于是成为两派争夺的焦点。中山大学可以说是朱家骅的政坛发祥之地，历来十分重视，两派在此的争夺持续不断，校长的人事更替，更成为矛盾的集中体现。

1940年春，教育部长陈立夫借反对代邹鲁主持校务的萧冠英以打击掌握中山大学的地方实力派，策动倒邹，迫使邹鲁辞职。许崇清代理校长一年多，到1941年7月被免职，由教务长张云代理。1942年5月，张云又被金曾澄所取代。张云代理校长期间担任教务长的董爽秋于1942年10月被迫辞去中大教职，一气之下，写信向朱家骅告状，据称：

教育部督学张北海在坪石曾公开声言，中大此次之易长，乃为陈、朱之争，而教育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撤换张子春之代理校长职，金曾澄甘作人傀儡，而解除弟与康辛元兄之长期聘约，以至其他直接间接与吾人有关者，无不去之欲尽。至各省党部内之对立，亦甚明显。是则因过去各省党部人员，皆陈氏所委用者，今我公任组织部长，每改委一人，旧有者即认为异己，而欲排除之。可知在此形势之下，我虽不与人争，而人终不肯谅。彼且有金钱，有联络，因而活动力大，协作人多，而我所赖者，道义之结合耳。以道义之交，而切磋学问固可，一入政治漩涡，则属一盘散沙，不堪一击。兹特具体陈供数点：（一）各地与公有关之人，应本亲爱之情，互相关怀，互相协助。（二）以后对干部人员，极应多多选拔忠实而有能力者充任之，必要时或加以数月训练。（三）吾人对中山大学如欲争取，即应设法于暗中协助其发展，暂时屈抑，无关大体，但若抛弃时间过久，以后再欲恢复，则难为力矣。以上数点，虽出弟之笔述，实为各地友好所同感者。

在董氏看来，中山大学此次人事变更，实为CC派与朱家骅在组织和教育系统分别进退的组成部分，所以提出针锋相对的应对策略。朱家骅接到1942年10月1日董爽秋的告状信，不愿其将自己与二陈的矛盾公开化，反而竭力撇清，于10月13日复函表示：

承示外传与某方相争各节，全属无稽之说。弟处世做事，一向至公无私，人所共知，公事机密之外，无事不可对人言，衷怀坦白，与任何人一无所争也。凡此挑拨离间有意中伤之语，皆不足信。至同学会、校友会等等关系，乃历史有以致之，决非他者可比，同学同事只可因公而团结，相互亲爱联系，系当然之事，不可藉此有所自私。弟本“助人为快乐之本”之训条，凡人有求必应，对一切事均如此，对各教育文化团体亦然。中大既有多年历史关系，又系总理所手创，当然更应如此，傥有所见，无不直言。子春兄系多年同僚，遇有所询，必诚挚答之，前许崇清先生时代悉如此，现在金湘帆、陈宗南二兄，仍常有所嘱，亦无不尽力相助。

朱家骅的这番话，看似冠冕堂皇，大公无私，就其主观而言并非矫情，可是并不能否认教育界其属下自成一派与CC派恶斗的事实。1943年6、7月间，朱家骅带领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杨公达等到广西、广东、湖南、江西、贵州等省视察党务，其间曾到播迁石坪的中山大学，所接到的近况报告称：“中大教职员派系错综复杂，蔚为大观”，形成因素主要有政派、地域、院系等，其中派系主要为朱家骅派、CC派、黄埔派、邹鲁派和第三党。朱派骨干有理学院教授任国荣（国民党中大特别党部书记）、地理系主任吴尚时、工学院兼理学院院长陈宗南、医学院院长李雨生等。前校长张云与朱家骅关系颇深，法学院教授叶元龙、钱清廉亦为朱派，1942年张云去职时离校。“朱派人物在校者虽不少，然均为个人的关系，对中大似无具体计划，行动殊不一致，自相倾轧之事一再发生，似需有一领袖人物从中主持。”

中大的CC派“以教育部为后台，一切活动，均较方便。校长金曾澄为保持地位计，一切均遵从教部意旨，可说已倾向此派。此派中心人物为前训导长王慕尊、师范学院院长齐沫林、会计室主任王俊人，以师范学院为大本营。一年以前，师院尚有接近张云者如卢文、叶述武、任国荣（时任博物系主任，未与张云发生意见）及一部分本校留校服务同学在，未能为所欲为。金氏上台后，齐氏排除异己，已成清一色之势。现任训导长陈劭南、训导处办公厅主任周梅羹及各学院训导员均属此派。先修班主任萧锡三，因中委萧吉珊之关系，亦倾向之。最近齐沫林有在渝供职，不再回粤之说，陈劭南对师院院长一职，颇思染指，引起师院一部分CC分子之不满”。后王慕尊调广西大学，齐沫林成为中大CC派领袖。

黄埔派以陶林英为代表，法学院院长汪洪法、政治系主任刘求南属之，以法学院助教刘次修、刘显琳、谭让、黄沛榕等为触角。邹鲁派有吴康、古文捷、邓植仪及潮梅籍教职员，“时发邹氏重长本校之幻梦，年来势渐衰”。

第三党有经济系主任王亚南、教授梅龚彬、陶大镛、卓炯、彭芳草等，“学生思想问题与此派大有关系”。各派借助地域、院系等纽带，相互缠斗。

由此可见，派系冲突在战时的中山大学校园里已是公开的秘密。只是国民党的势力不能笼罩一切，有时其他因素的作用更为显著。如“中大教授有把持一院一系而自成派系者，其斗争之烈，尤甚于党派斗争。盖与饭碗发生直接关系也”。

朱家骅给蒋介石的报告，隐去了派系斗争的内容，所提出的整饬意见之一，是“请钧座派一具有革命历史之老同志为校长，以示范学子，并派一在教育学术界素有地位之精干同志辅助之”。此法可谓人才不足的朱家骅在大学与CC派竞逐的一大妙招，既迎合了大学教授对CC派普遍反感的心理，有效地瓦解盘根错节的CC势力，又能够示以公心，博取学界的好感。后来他用王星拱长中大，用沈兼士攻夺东北大学，目的都在于此。

朱家骅一生，先后在北京、中山、中央三所大学任教长校，这三所大学不仅地域上分别位居北、南、中部中国的重要位置，更具有社会旗帜性的广泛影响力。1944年2月25日，朱家骅在中央大学纪念周讲话时说：“中央大学在学术贡献上和学生在社会成就上，都应该领导他人，起一种示范作用。中央大学不仅具有一般大学与大学生的使命，还应负起特殊的责任。”对于中山大学，他也抱有同样的期望。他在1943年8月31日《报告奉命视察中山大学经过附拟整饬办法》中说：“伏查该校自十三年创办，十五年改组以来，既为南中最高学府，亦为与本党最有深切关系之大学，所有教职员学生，在任何时期，大都能拥护中央，服从领袖，历届毕业生约数千人，今两广闽赣浙各省各部门工作干部，多出自该校，在渝党政军机关工作者亦有三百人。故该校办理良否，关系党国实巨，尤其于安定南中之前途，所关尤切。”所以主张“从速整饬”。不过，正因为抗战期间国民党过于将大学作为政治地盘或势力范围，与大学本身应有的独立性发生尖锐矛盾，由此导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知识界声名恶化，又由大学的辐射力得以迅速扩张。其在大学内部的派系冲突，造成国民党形象的私利化，一方面使得校内师生对国民党日益离心离德，另一方面激起了社会的连锁反应，成为国民党失去大学乃至整个大陆政权的重要原因。

（本文摘自《历史的本色：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桑兵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