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专访｜耶鲁教授沙宾谈巴黎气候协议：环保能助经济增长

【编者按】

9月4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将于杭州举行。气候变化成为本次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自去年《巴黎气候协议》达成以来，中国积极参与了减少炭排放量框架的组建，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预期各方在此次峰会上很可能取得进一步进展，中美两国也可能会在峰会期间宣布关于《巴黎气候协议》的相关事宜。这不仅关乎气候变化，更是关乎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人类可持续发展建立环境友好型的增长方式的共识和努力，对于人类生存发展至关重要。

据新华社报道，9月3日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将表决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巴黎气候协议》的议案。而在美国这边，尽管批准《巴黎气候协议》的制度流程相当复杂，目前仍有不明朗因素，但中美这两个温室气体排放量合计占全球总排放量的38%的国家在《巴黎气候协议》上积极的态度和行动将对落实协议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2015年12月，195个国家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巴黎气候协议》，意在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革命前水平以上2摄氏度之内。按规定，《巴黎气候协议》将在至少55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至少约55%）交存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书之日后第30天起生效。据联合国有关方面统计，截至今年6月29日，已有178个缔约方签署了《巴黎气候协议》。

“历史虽然没有给未来提供一张明确的路线图，但历史上的故事、寓言和类比都激励、引导着我们思考。”耶鲁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环境史工作组组长保罗·沙宾（Paul Sabin）在2010年的《环境史》期刊中写道。

美国在二十世纪经历的能源转型与环境立法至今仍影响着美国的政治与经济，也为当前中国如何平衡经济与环境提供了参考。历史上的能源转型能否给今天的新能源发展带来启示？中国能从美国治理环境的经验中学到什么？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就此采访了沙宾，畅谈能源转型和环保法规的历史与未来。

党派纷争影响美国环境政策

澎湃新闻：有人认为《巴黎气候协议》做出了历史性突破，也有人认为它要落实有难度，请问你怎么看？

沙宾：我认为这两方面都有一定道理，《巴黎气候协议》既象征着历史性的转折，又需要更具体的实施方案。但总体来说我认为，这么多国家——尤其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共同谈判做出承诺，这是一个重大成功。仅靠协议无法解决气候变化给我们带来的挑战，但世界各国能在气候问题上达成共识已是一大进步。

澎湃新闻：美国曾长期不愿加入同样以减排为目标的《京都议定书》，这次签署《巴黎气候协议》是否意味着美国环境政策有所改变？我们要如何理解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环境政策上的差异？

沙宾：这确实是个巨大的变化。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国际气候问题上有着显著的党派差异。克林顿和戈尔政府曾支持《京都议定书》，但无法得到参议院的批准，此后布什政府也拒绝支持《京都议定书》。而现在的奥巴马政府热切期望能与其他国家一起在气候问题上达成共识、推动合作。相对而言，共和党更会批判美国参与联合国事务，认为那些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可能限制美国的主权。如果共和党赢得今年的总统竞选，那他们很有可能对《巴黎气候协议》抱有敌意，我认为唐纳德·特朗普已经表现出了这点。

能源转型需要政府引导

澎湃新闻：说到气候变化，我们自然会想到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向清洁能源转型对改善环境尤为重要。你认为历史上的能源转型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沙宾：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得到很多启发。如果我们看看美国的能源史就会发现，新兴能源只是叠加在旧能源之上，即使石油消费量在二十世纪大大提高，人们仍在继续消耗煤炭。与其说是一种能源完全替代另一种能源，不如说是能源的馅饼在不断扩大。如今我们在提高能源效率和开发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方面都进步卓著，但我们面对的挑战在于，即使我们大力开发新能源，我们对能源的需求仍然在增长。如果没有政府主动干预，我们只会把风能和太阳能叠加在原本的化石燃料之上，继续增加能源消耗。今天我们希望让新能源彻底淘汰化石燃料，这比历史上的能源叠加要困难得多。

澎湃新闻：既然历史上的新旧能源只是互相叠加，那你认为今天的世界是否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能源转型？如何才能在发展新能源的同时避免扩大能源消耗、减少对旧能源的依赖？

沙宾：我认为能源转型应该发生、必须发生。现在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停止使用煤炭石油，因为它们储存了大量能量，相对比较便宜。只有风能和太阳能的成本降低到石油煤炭之下，人们才会停止消耗化石燃料。以核能为例，核电站的成本过高，即使我们有这项技术，用起来也不合算。风能和太阳能在短期内缺乏价格竞争力，难以完全将石油煤炭淘汰出市场，所以我认为只有政府干预才能推广新能源。

政府可以通过调整能源价格来改变能源结构。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人们通常认为煤炭石油比新能源便宜，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在补贴化石燃料生产，它们的价格里没有包括所有的社会成本：化石燃料会污染空气和水质，人们因此而得病，而社会也为污染付出经济代价，比如旅游业受创等等。政府首先就可以从提高成本入手，如果在能源定价中加入这些额外成本，那化石燃料和新能源之间的价差就会大大改变。

人们考虑能源问题时，通常会从经济角度考虑能源市场的供求关系。但我更感兴趣的是，政治也影响了人们如何利用能源、开采石油的速度、石油的定价，以及石油的消费量。市场经济也有游戏规则，在美国有许多关于放宽政府管制的讨论，但这些讨论的实质只是更改立法，而不同的立法将塑造不同的市场结构。当规则开始偏向新型能源时，能源结构就转变了。

澎湃新闻：但提高化石燃料的价格也会造成新的问题，比如长期依靠化石燃料生存的地区经济衰退、贫困人群买不起便宜的能源等等。美国是否遇到过这样的难题？

沙宾：这就是困难所在。在美国，一些产煤地区就因为煤业衰落受到重创。这些工人不仅靠煤炭维生，而且当地文化也与煤业息息相关。产业转型确实相当困难，因为这些煤炭产地的地理位置往往不适合其他商业活动。一个例子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政府逐渐削减西北海岸的伐木业，投入大量资金帮助当地人转向旅游业等其他行业。但这非常艰难，因为资源产业通常利润可观。

从消费者角度，人们需要做出取舍：是否为了购买低价能源而牺牲身体健康。有些人愿意做出这种牺牲，但没有人真的甘心二选一。在我看来，问题的实质在于，想要推动经济发展，究竟是应该补贴能源生产，还是应该投资发展教育和工商业？美国政府斥巨资降低油价，因为人们相信廉价石油能促进经济。美国的石油公司到处开采石油，不用交很多税，反而能从政府得到一定补贴。但我们为什么不用这些钱去创造工作机会呢？

科技与市场促成双赢

澎湃新闻：你多次提到政府在环境保护中应该起到的作用，你现在的研究就是关于美国环境法的制定过程。能否向中国读者介绍一下？

沙宾：美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了一系列保护水质、空气、野生动物和公共土地的法案。政府建立了包括环境保护局在内的机构，政府外的独立组织也担当了监督政府保护公民权益的职责。

有趣的是，这些行动都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这段时期集中涌现的。很少有人注意到许多环境法案恰巧是在越南战争时期通过的，越战促使美国人怀疑政府是否真的关心人民的利益。人们发现不仅是私有企业在污染环境，政府的经济规划也对环境不利：杀虫剂在毒杀鸟类，核武器实验威胁着公共安全，公路建设拆散了地方社区，水坝建设淹没了自然区。随着美国人的环保意识增强，两千万美国人出门庆祝了1970年的首届地球日。政府意识到人们重视这个问题，因此采取行动。美国国会制定出更直接、更细致的环境法案，大大增加对行政部门的监督和制约。如果当时没有越战这一大背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这一系列环境法案可能不会这么严格。实际上，正因为这些法案过于严格，在现实中难以成功，所以后来国会不得不回头修改。但这些法案反映出了当时人们对环保的崇高理想。

澎湃新闻：公民参与促成了美国环境法的颁布，那企业又是如何应对环境法的？它们是否会因为利益受损而反对环保？

沙宾：有些企业也支持制定环境法。比如当时加州政府也在推动环境立法，有的汽车企业和其他相关产业就呼吁由联邦政府而不是州政府来主导环境法。因为如果不同地区制定出不同的环境标准，那汽车企业就需要按地区生产不同类型的汽车。但如果联邦政府在全国颁布《空气清洁法》，企业就可以面向统一的全国市场。另外，也有些产业从环保领域获利，建造污水处理厂等等对环境有益的设施。在清洁水质的过程中，这些产业吸引了大量投资，也创造了许多工作机会。

而那些可能受环境法打击的企业的确曾激烈反对过环境法，但此后有不少企业发现它们不得不接受这些法规。最后，它们发现自己可以转变经营策略，将环保化为自己的优势。现在产生了一种战略性企业环保主义，因为企业希望打造对环境友好的品牌。比如沃尔玛现在就开始卖有机食物、节能灯泡等等。它不仅仅接受了环境法规，还把环保作为一种战略上的机会。通用电气以前也曾抵抗环境法规，因为法律影响了它原本的工业生产，但后来它决定拥抱环保主义，开始发展风能、提高能源效率等等。

澎湃新闻：中国能从美国的历史经验中借鉴到什么？

沙宾：中国确实可以吸收一点经验。首先，公民的积极参与至关重要。其次，科技和市场必不可少。在美国常有人悲观地预测说，一旦政府通过立法来保护环境、干预经济，经济就会遭受灾难性的打击。但在我看来，大部分时候，科技发展会大大减少环境法规的经济成本，而市场经济也会对这些法规做出回应，促使企业降低能耗、减少污染。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既清洁了环境，又在经济上继续发展，我想中国可以从中获得信心：治理环境不一定意味着经济上的损失，相反，环保措施反而可以推动经济增长。

（沙宾教授获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博士学位，专攻美国能源史与环境法。他的第一部著作《原油政治：加州石油市场，1900-1940》讲述了加州石油工业崛起背后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第二部著作《对人类的未来下注：经济学家与生态学家的警世赌局》则以一场80年代的赌局入手，揭开美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艰难权衡。比尔·盖茨专为此书撰写书评，认为它能帮助人们理解当前环境问题争议的历史由来，目前本书简体中文版正在翻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