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陆谷孙｜陆谷和我：两位同志

1979年4月18日，我在复旦大学第一次见到陆谷孙。我是CETA（汉英翻译援助）访华代表团的成员，来中国为我们正在编写的汉英词典寻找与中方词典团队的合作，同时收集汉语在语言改革、教学以及计算机处理方面的信息。复旦团队有外文系和计算机系的老师，还有大学官员。“陆谷”的特殊在于他是《英汉大词典》的编者，我们很熟悉那部词典，当然，还有他无可挑剔的英语。会面十分友好，双方都收获颇丰，第二天我们应邀参观英汉大词典组在上海社科院的办公室。到了那里我们大吃一惊，原来词典组有四十多位编者，他们收集的资料之多也让人咋舌，超过一百万张的例句卡片。我很快便发现，陆谷是位极殷勤周到的东道主。被问及对例句卡片的看法，我指出“beachnik”这个词有些过时[beachnik: 整天在海滨游逛的人，仿beatnik（垮掉派成员）的造词法，而beatnik应该是仿俄语词sputnik（人造地球卫星）的构词法]，但陆谷说他找到了好几个例证。我被他的例证材料说服了，也很快发现他尤其喜爱现代英语俚语以及新词和怪词。那天晚上，我们代表团的成员和词典组共进晚餐，我和陆谷喝了几轮啤酒，谈到词典、家庭以及我们双方团队各自项目的合作前景，我们也说好了要保持联系。上海是我们此行的最后一站，离开中国时大家都心情激动，因为那些认识的人，也因为那些了解到的不同的语言项目，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因素，我们对后续合作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1981年，我得知CETA筹到资金为我们的汉英词典邀请了两位中国词典学家访美，其中一位正是陆谷孙，这让我激动不已，另一位是他的复旦同事薛诗绮。我们在美国第一次见面时，并非汉语语言学家的CETA秘书长问陆谷孙：“我应该称呼您陆，还是称呼您谷呢？”于是便有了“陆谷”之称，我想他的中国朋友后来也这样戏称他了。我们还开始彼此称呼为“同志”，这两个称呼总是伴随着会心一笑。

CETA为陆谷和薛诗绮（“公爵”）在华盛顿提供了一个公寓，我们的同事鲍勃•当恩为我们在国会图书馆找到了办公的地方，我们就在那里一起为汉英词典工作了六个月。除了一堆词典，陆谷的办公桌上还有一册《余姚史志》。他会跟我讲他在余姚长大的童年故事，讲他如何给比他小的孩子演绎福尔摩斯探案，当然也讲他的父亲，父亲是他的精神导师。除了工作时间，我们还常常聚在一起吃中饭、晚饭。我记得有一天晚上陆谷邀请我和其他一些人去他公寓吃饭，他亲自下厨。他做了炒饭，还有几道不知叫什么的菜。毫无疑问，那是我吃过最难吃的一顿中餐。尽管菜谱是他的夫人林智玲提供的，他夫人可是位一流的厨师，陆谷却始终没能学会做饭。他一生属于书斋，不属于厨房，看来是有道理的。

这期间我跟陆谷和公爵有几次旅行。一次是去加拿大多伦多参加亚洲研究大会，另一次是去纽约拜访《美国传统词典》的编者，同时游览观光。在纽约时，“男孩们”（陆谷和公爵的共同称呼）在市中心曼哈顿一个非常高级的常春藤俱乐部过了一晚。我记得跟他们见面一起吃早饭，然后陪他们去房间拿行李退房。开房门的时候，陆谷一下把门把手拔了出来，他目瞪口呆地看着我。“这可怎么办？”他问我。“跑！”我们拿了行李，直奔前台退房，然后头也不回地夺门而出。这之后很多年我们总会聊起曾经“公然破坏公物”，笑话陆谷超人的力量，还有那个可怜的、毫无还击之力的门把手。

次年，我很荣幸地与我的一位CETA同事一起到中国参与《英汉大词典》的编写，度过了六个月的时间。我们住在锦江宾馆（我和陆谷后来就称之为JJ），在附近一个由译文出版社提供的办公室工作。那是专门为外国客人准备的，有一个烧炭的取暖器，伴我们度过上海阴冷潮湿的春天。我们的“保姆”是顾浚，他的英语和我的汉语一样糟，所以我们相处甚洽，尤其是去北京、西安和杭州的旅行。除了在词典组交了吴莹等新朋友，最开心的事就是陆谷来办公室，或者邀请我们去他复旦的家，谢天谢地，在那里他不用亲自下厨。我们总在一起吃饭、喝啤酒、聊生命，谈笑风生。

我记得在一个闷热潮湿的上海的夏日，跟陆谷还有其他几位词典组的成员一起去办公室附近的一家饭店吃饭。这家店的特色是冷面，有防暑降温的功效。我们坐在二楼一个带木头窗格的房间里，突然一个窗格被打开，出现一位中国老头，他扯着嗓子跟我们激动地说了几分钟的话，还打着手势。等到老头又突然消失之后，我和陆谷你看我，我看你，然后同时问对方：“他在说什么？”我对陆谷说他肯定在说中文，而陆谷则说肯定是英语。我们一起笑起来，继续吃我们的菜，喝我们的酒。

我们去无锡玩的时候也有一件难忘的小事。我和陆谷都喜欢小笼包，在上海吃了不少。我们在无锡逛了一整天，晚饭前进了一家饭店吃点心，作为小笼包行家，我们决定点好几笼。服务员问我们是否确定要点这么多，我们头也不抬地说：“当然！”然而我们哪里知道，无锡的一笼至少是上海的两倍，打开笼盖的时候，我们的眼珠都快掉出来了。可无论如何我们也得“英雄”到底，于是又多点了几瓶啤酒，硬是把小笼包全吃完了，终于没让那些兴致勃勃盯着我们看的饭店员工失望。就是在那里，我们重新给小笼包命名为“大笼包”。那天晚上我们没再吃晚饭，很可能第二天的早饭也省了。

我在上海参加陆谷的追悼会，一个朋友告诉我，陆谷曾经说起1982年的那六个月是他编词典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光。但愿我也是他那些快乐中的一小部分。

1985年，陆谷作为富布赖特学者访美，和他的女儿陆霁在我位于马里兰塔科马公园的家里住了六个月，这段时光让陆谷成为我的朋友，甚至是大哥。他是个无可挑剔的客人，总是坚持帮忙做饭、打扫、买东西。陆谷帮我最大的一个忙是在我上班时给我的爱尔兰塞特犬“达比”作伴。陆谷、小霁，还有达比成了好朋友，“英雄般的”朋友，陆谷是这样说的。陆谷回国后寄给我的很多信里总会问起达比的近况，往往先问候它，再问候我！那段时间里陆谷的厨艺也稍有长进，他的拿手菜是鸡肫炒洋葱——洋葱真是多啊！

陆谷宠爱十五岁的小霁是最让人心头温暖的场面。他给小霁报名去附近一所学校上课，几乎每天亲自接送。作为给小霁付学费的“回报”，陆谷会让小霁每天学五个英语单词，然后定期给她测验。我会跟他抱怨小霁看电视太多，但是没有用。当然，判断错误的是我，小霁现在是一位成功的律师、两个可爱女儿的母亲，婚姻美满。我对这段日子最美好的回忆就是坐在客厅里，跟陆谷谈天说地，什么都说，又似乎什么都没说，听鲍勃•迪伦的音乐，“死去的士兵”付出最终的牺牲。

1990年夏我与陆谷再度合作，我在上海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对我的《吴方言词典》做最后修改。尽管陆谷是个彻头彻尾的余姚人，他还是给我解释了很多上海口语，给了我极大的帮助。这一次我在他复旦的公寓里住了一个星期，白天工作，一起吃饭，傍晚一起在校园周围的田地里散步，走很长很长的路。幸运的是，陆谷有个好阿姨，能做饭，能照顾两个无助的灵魂。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陆谷邀请我帮他做《英汉大词典补编》的工作。我怎么可能拒绝呢？我花了几年时间读英语出版物，《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只要是我能弄到手的都读。这当然是在网络报纸语料库出现之前。只要看到一个潜在的新词，我就从报纸上剪下来，每隔几周就把剪报寄给陆谷，最终收集了几百个例证。《补编》于1999年出版，我也开心地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出版庆典，又和陆谷一起度过了很多天，也认识了新一代的中国词典人，像高永伟等。

这之后的一二十年，我和陆谷逐渐失去了联系。他越来越忙于自己的工作，我也一样。即便是最好的朋友也会因为生活的羁绊而渐行渐远，尤其是如果两人之间隔了千山万水，又换了电子邮件地址。无论如何，陆谷只要对哪个新词或者旧词（或者两个都是）有什么问题，我都会立刻回应，而我若是对新旧中文词汇有什么误解，他也会同样迅速地纠正我。我记得有一次大词典学家兹古斯塔写信问我香港新名称中的“SAR”是什么意思，陆谷很快回复是指“特别行政区”，兹古斯塔教授对如此及时的回复深表感激。

今年6月，我在马尼拉的亚洲辞书学大会上有幸遇见高永伟，得以与陆谷重建联系。互通几封邮件之后，我正计划10月份来看他，谁知却收到高永伟发来的噩耗，陆谷严重中风。我联系了小霁，问她在这个时候去上海是否合适，会不会给她添麻烦。她欣然欢迎我，支持我来上海。我立即做了安排，第二天就启程去了上海。

命运弄人，我的航班延误了几个小时，等我落地，亲爱的陆谷已于几小时前过世了。张绪华到机场接我，直接带我去医院，做最后的告别。高永伟在医院迎接我，立即带我进重症监护室，小霁就在陆谷的床边。我们互相拥抱，落下眼泪，我伸手摸了摸陆谷的额头，当作最后的“再见”。小霁考虑周到，让我以家庭成员的身份参加追悼会，这个原本无比悲痛的时刻因此添了温情。

认识陆谷近四十年，真是我人生的一大幸事。多数人会记得他是一位大词典家，其他人会记得他是个大翻译家，还有人会记得他是个好导师。这些当然都是事实，也值得怀念。而我会一直记得他是一个多么好的朋友，是他父亲的好儿子，是他女儿的好父亲。安息吧，我的朋友，我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