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欧美城市中不平等在加剧，大数据的隐患

欧美城市中不平等在加剧

纽约时装周期间，时尚达人在莫尼汉车站拍照，旁边坐着一个流浪者。视觉中国 资料

近日，马丁•桑德布在《金融时报》发文称，经济不平等作为国际上和国内经济政策讨论中越来越核心的议题，也在对城市阶层的政治产生影响。

研究显示，在整个美国和欧洲，城市的收入不平等问题都在加剧。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表示，“1980至2006年间美国城市的不平等程度显著上升”。格莱泽与人合著的一项研究指出：“这一时期所有大城市地区的不平等程度都在走高，只有一个城市例外。”

类似的，对欧洲13个首都城市的一项研究也发现，其中有10个城市的经济不平等程度在本世纪头十年中加剧了。马尔滕•范汉姆(Maarten van Ham)是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和圣安德鲁斯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这项研究的作者之一。他补充称，在这13座城市当中，有12座城市的社会经济割裂程度（即富人和穷人分别生活于同一城市不同区域这种情况的严重程度）加深。

范汉姆表示：“通常当不平等加剧时，要滞后一段时间才会观察到社会分隔加剧。他们认为未来十年由收入导致的社会割裂将进一步深化。”

直到现在，人们才开始了解这种割裂可能导致的危害。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拉杰•切迪(Raj Chetty)的研究激起了巨大反响。他的研究显示，代际流动性因个体成长的社区环境不同而存在巨大差异。切迪发现，儿童在向上流动性最强的社区中每生活一年，他们成年后的收入水平将因此较全国平均值高出0.8%。而在向上流动性最差的社区中每生活一年，将导致儿童成年后的收入降低0.7%。

但学者们警告称，不应认为不平等问题可以主要在城市这一层面上得到应对。“导致社会割裂的种种进程反映出了全球经济状况的种种变化，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结构中的这种变化，”范汉姆表示。“专业人士的数量明显增多，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低收入家庭。”

格莱泽指出：“如果你将一群科技亿万富翁引入一个地区而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程度，这不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他们应当担心的是，城市对于穷人来说是否仍是充满机遇的地方。”

市领导者在降低收入不平等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格莱泽表示，任何带有初始收入再分配色彩的举措很可能都不会成功，因为这将促使富人群体迁往郊区。但这并不意味着像萨迪克汗和比尔•德布拉西奥这样的城市领导者可以对不平等问题放手不管。范汉姆指出，在欧洲地区，“如果他们不小心应对，15至20年后，城市的贫富割裂程度将比现在严重得多。”

他担心政府可能会草率推进新近来到欧洲的难民的安置工作。“人们会说，把他们迁到有房可住的地方，”范汉姆表示。他同时指出，那些地方通常没有人愿意居住，因为缺乏配套设施和发展机会。“这会给未来埋下隐患。15至20年后，他们将如何应对？”

大数据的隐患

随着互联网拓展至物联网实体空间等全新领域，利用大数据分析消灭无秩序主义将越来越具有诱惑力。

本周，麻省理工学院可感知城市实验室主管卡罗·拉蒂（Carlo Ratti）和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社会学德克· 赫尔宾（Dirk Helbing）在Project Syndicate合发文章，表达对大数据的担忧。

今天的世界到处都是数据。仅2015年一年，人类就创造了与此前人类文明同样多的信息。每次发送邮件、拨打电话或完成交易，人们都会留下数字痕迹，正在迅速接近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明确预言的“全球记忆状态”，完整复制人们物质宇宙的全部信息。

随着互联网拓展至物联网实体空间等全新领域，利用大数据分析消灭无秩序主义将越来越具有诱惑力。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方说在亚马逊网上熟悉的买书经历，就像一切形式的集中人工智能一样，人们用过去的模式来预测未来的模式。亚马逊可以调阅你此前购买的10本书，并且越来越准确的提出你可能希望阅读的下一本书的建议。

但这里人们应当思考降低无秩序状态是否会有所失去。看完前10本书后你最该读的不是完美符合既定模式的书，而是出乎预料或促使你以不同视角看待世界的书籍。大数据可以过滤掉他们不想看的事物并同时成倍增加他们的选择，但纯粹通过意外发现第十一本书其实非常值得一提。

适用于买书的思考也同样适用于城市和社会等正处在数字化过程中的其他众多体系。集中市政系统现在利用算法来监控红绿灯、地铁应用、废物处理和能源输送在内的城市基础设施。世界很多城市的市长都疯狂地迷上了里约热内卢由IBM设计的运营中心中央控制室，城市管理者可以在那里对最新信息实时作出反应。

但随着集中算法开始管理社会的方方面面，数据驱动的技术官僚正威胁压倒创新和民主体系。作者认为，我们应当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样的结局。分散决策对实现社会多元化必不可少。相反，数据驱动优化从事先预定的模式中得出解决方案，而这些方案在现阶段往往排除了推动人类前进的变革性或违反直觉的理念。

生活中一定数量的随机性可以导致原本并不存在的新理念或思维模式的产生。而且从宏观角度，它对生活本身同样具有必要性。如果自然界运用可以预测的算法防止DNA复制过程中的基因突变，那么地球可能仍然处在高度优化的单细胞生物阶段。

情感脆弱的年轻一代

父母的过度呵护是导致孩子情感脆弱的原因之一。

近日，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纽约时报》撰文，剖析现代人的情感脆弱。

当他问资深大学教员和管理人员这些年来大学生有些什么变化时，经常听到这样的回答：“今天的学生比以前几代人有更多的成就，但是情感上也更脆弱。”

今天的学生很棒，但他们都将彼此浸泡在认可与赞美的海洋里，仿佛是要相濡以沫，共御某种安全感的缺失。作者称，无论你怎么看大学校园的抗议活动，对触发警告(trigger warning)、安全空间(safe space)的渴望，看上去的确是源自一种情感的脆弱性。

如果跟中年人来往，你会时不时听到一类故事，告诉你“兰花一代”正在到来。但今时今日，“直升机父母”会对孩子百般呵护，让他们避开挫折和艰难。

作者认为，坚强、坚韧和强硬并非人天生就有的，你无法像拥有一件工具一样，单单拥有其中的某一项。它们是在一个终极目标的感召下产生的方法。

约翰·R·刘易斯(John R. Lewis)可能不是天生强硬，但他以民权的名义强硬了起来；特蕾莎修女可能不是天生坚定，但她以上帝的名义坚定了起来。

父母的过度呵护并非导致情感脆弱的唯一原因。还可以是因为一些事导致一个人难以找到自己的终极目标。因为现代心理学的文化导致有关心理特征的谈话和道德诉求分离了开来。因为现代大学的风气是假借“审辩思维”之名，鼓励学生保持冷漠和恶性的多疑。因为现代精英政治的身份准则促使人们去追逐成功的符号，尽管他们并不真正渴望那些符号。

当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当他们还没有不顾一切地让自己投身于一个社会角色中，当他们没有对某个人许下承诺，当他们感觉就像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海里游泳，他们就会变得脆弱。

这个时代认为，老于世故就等于不抱幻想。但是作者看来，那些有幻想的人，才是真正难对付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