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社会学看暴力：为什么大部分暴力是软弱无力的？

“没有暴力的个体，只有暴力的情境”，这是美国社会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在其2008年出版的著作《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中提出的观点。这本书延续了他所提出的互动仪式链理论，继续以“互动”为核心关注暴力发生的互动情境，而非分析暴力所关注的个体、社会背景及动机等因素。在该书第十章最后，柯林斯附上了9·11事件中的恐怖分子在驾驶舱中的录音，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恐怖分子有多么紧张和害怕。

2016年6月，该书的中文版与中国读者见面。译者刘冉是兰德尔·柯林斯的博士生。究竟何为暴力的情境？该如何理解这种微观的社会学理论？它在日常生活中又具有多大的解释效力？澎湃新闻为此专访了《暴力》译者刘冉。

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

澎湃新闻：能否向读者介绍一下柯林斯的理论脉络，以及他所倡导的理论在他个人的学术理论脉络和当代社会学理论中的位置？他的一系列微观社会学理论是缘何而起，在回应何种理论以及问题？现在的发展如何？

刘冉：柯林斯是当代最伟大的社会理论学家之一，他对于宏观和微观社会学都有深入的研究和创新。特别是在微观社会学方面，他所提出的互动仪式链理论结合了涂尔干的仪式理论、韦伯的冲突理论以及戈夫曼的微观研究方法之精髓，被视为当代微观社会学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另外，柯林斯在教育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方面也有颇多建树，例如他的《文凭社会》一书也是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必读书目。除此之外，柯林斯老师还写过一本福尔摩斯同人侦探小说。

微观社会学理论在回应的主要是宏观社会学无法解答的一些问题。以暴力为例，柯林斯老师多次讲到过，他之所以开始研究暴力的微观机制，是因为社会学中最流行的冲突理论无法解释它。例如，为什么大部分暴力是软弱无力的？为什么暴力是非常罕见的，就连士兵都不愿意开枪杀死敌人？为什么暴力通常非常短暂或经常无疾而终？这其中许多问题其实与我们对暴力的普遍印象不同，也很难用制度、文化或个体背景来做出一个普遍适用的解释。

宏观社会学也许能够通过数据和制度来分析暴力的大体趋势，却总在微观层面遭遇难以解释的悖论：到底是否存在某种特定类型的“暴力者”？为什么大部分满足“暴力者”条件的人，也并不会行使暴力？为什么某些看起来并非“暴力者”的人，却又会做出暴力行为？宏观社会学是无法解答这些问题的。就连相对更关注暴力发生过程的机会与控制理论、法律行为理论、抵抗理论以及暴力的文化解释等等，也仍然太过宏观，对微观层面的现象无能为力。正因为面对这些困惑，柯林斯才会选择用微观情境分析来解答这些问题。

《暴力》这本书可以视为《互动仪式链》这本书的一个具体实例。如果能够先读《互动仪式链》，那么在读《暴力》的时候就会发现本书的所有理论基础都已经在《互动仪式链》中打好了。当然如果直接读《暴力》的话也并不会存在理解上的困难，因为柯林斯老师在行文中已经用比较轻松的笔法将最重要的互动理论融合进去了。

澎湃新闻：一个关于学科合法性的问题，这种微观的社会学理论，如何将自己和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区分开来？

刘冉：我不是心理学专业，对这一点不敢多说。但学科合法性并不一定要求学科独立存在，相反，如今是跨学科研究越来越流行的时代。本书后半部分也花了不少篇幅在讨论个体在面对暴力冲突时的生理变化，包括心跳、肾上腺素分泌以及由此引发的生理反馈等，这与心理学和生物学都有交叉。但同时本书的核心概念仍然在于互动情境，这又是微观社会学的典型理论。

社会学也好，经济学也好，微观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涉及一部分心理学的内容，而不同学科的切入角度和研究方法可能存在差异也可能有共通之处，在相互借鉴的过程中获得发展，我认为这是很乐观的趋势。

澎湃新闻：你在译后记中介绍了柯林斯的观点：即没有暴力的个体，只有暴力的情境。这种观点是否意味着个体是由情境所塑造的，那么该如何处理结构（structure）和能动性（agency）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是否太注重情境而忽视了个体的能动性？

刘冉：微观社会学中所说的“情境”，跟平时社会学中所讨论的结构（structure）并不是一回事。可以说我们平时所讨论的structure更多是一种宏观层面的制度/系统，而微观社会学恰恰认为从制度和文化背景等层面无法充分解释一些社会现象，所以才提出要从情境入手。“情境”并不是超脱于人的能动性而存在的，而恰恰是因为人有能动性才会出现不断变化的互动情境。特别是在柯林斯老师的互动仪式链理论中，“情境”与“互动”是一体两面的，而互动自然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所以我们应该认为微观社会学恰恰重新强调了agency的重要性，而且不仅仅是独立个体的能动性，还包括他们在互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一系列交流和变化。

澎湃新闻：这种侧重于互动情景的理论，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该如何处理一般化（generalization）和个案（case）之间的关系？如何从一个个个案得出具有普适性的结论？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会遇到何种困难？

刘冉：这里确实存在一个是否普适的问题。本书中的大部分证据来自于影像、访谈、民族志和历史学家的记录，如果以一个统计学家或者定量研究者的视角来看，必然是会觉得样本不是随机抽取，因此难免存在选择偏误等问题。加之本书基本没有使用任何定量分析方法，严谨来看我们很难说这些证据能够无偏代表全人类的暴力共性。虽然书中尽可能地给出了一些数字，例如战争中实际开枪的士兵的百分比，以及狙击手和王牌飞行员的命中率等等，但这些仍然大多是描述性的，最多能够代表一场战役、一场战争或一次事件中的情况。

这也是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一直存在的辩论之一。同大部分定性研究一样，这本书的目的和思路显然并不是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解释暴力情境，而是从微观角度切入，从多个方面展现暴力情境的共通机制，并以大量的描述性证据来证明这一机制的普遍存在性。所以本书中谈及的“普适”指的是同样的机制在不同的暴力类型中都普遍存在，而书中的证据是能够支持这一点的。

澎湃新闻： 您希望中国读者从中学习、了解到什么？

刘冉：这本书对普通读者来说最有趣的一点可能是它破除了暴力的迷思。如果我们总是通过电影和小说等虚构作品来了解暴力，就可能产生一些错觉，例如暴力一定是血腥的、漫长的、冷酷的、具有传染性的，但这些其实都不是事实。本书逐一破除了这些迷思，并在这个过程中展现了微观社会学的思考方式。

我觉得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既是一本严谨的社会学著作，同时又非常易懂，完全可以面向普通读者。柯林斯老师讲课也有这个特点，就是同一个概念和理论他能够举一反三、深入浅出，让没有相关背景的学生也能够很容易理解，而不是用专业术语来把大家砸晕。所以我特别希望有读者能够因为这本书对社会学产生兴趣，进而去阅读更多相关的学术作品。

澎湃新闻：您在译后记中提到“在恐怖主义暴力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与难题的当下，本书的理论价值更是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那么是否能谈谈若是按照本书的观点，该如何解释最近的恐怖主义行为，例如ISIS，在面对一个大范围的暴力事件时，微观情景互动的解释效力有多少？或者说如何用这个理论去解释这些现象？当把目光聚焦在微观互动情境上是，是否会忽视在这之后的宗教、政治等更加宏大的因素？

刘冉：我们需要注意的是，ISIS也是由个体所构成的，而无论多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归根结底也是由人来实施的。当我们谈论ISIS或其他恐怖组织的时候，有时会把它们当作丧失理智的邪教或杀人机器来看待，从而放弃了进一步去分析和读懂他们。我们也许会以为“这些人一定是疯了” “他们已经被彻底洗脑了” “完全没有感情的人才会做出这么残忍的事”。

在这一方面，本书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让人们重新认识到恐怖分子在实施暴力时的行为方式是有其规律的，而且这种规律很可能跟一般人并无太大区别——那就是书中所说的所有暴力中都必然存在的冲突性紧张与恐惧。面对可能发生的冲突，恐怖分子也会紧张和害怕，并会因此而逃避与潜在受害者的接触；在这个过程中，暴力行为仍然可能因为这种紧张而半途而废。

本书第十章最后，柯林斯附上了9·11事件中的恐怖分子在驾驶舱中的录音，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恐怖分子有多么紧张和害怕，也能够看到他们如何强迫性地重复语句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第十一章进一步分析了恐怖分子如何避免接触受害者，甚至也避免彼此互相交流；同时他们会封闭自己的感情、进入一种恍惚和眩晕的状态，才能够顺利实施暴力。这些都让我们看到，恐怖分子并不是一种无法理解的生物；恐怖组织也需要训练他们用控制情绪的技巧来克服自己的恐惧与紧张。这些认识也许有助于我们阻止更多恐怖袭击的发生。

我想再一次强调微观与宏观社会学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补充的。关注恐怖袭击发生的微观情境，当然不等于忽视其背后的制度与文化背景。只是我们需要看到，仅仅关注宏观因素，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即使有着相似的背景条件，仍然存在不同的选择：有些人会成为恐怖分子并在某些特定时刻发动恐怖袭击，而另外一些人可能做不出这种事。微观社会学就是想要进一步解释这些情境问题。

澎湃新闻：在最后一章实用的结论里，其实很多结论是从潜在受害者而非潜在加害者的角度来切入的。这样的切入角度是否有其危险性？是否会引导人们产生“谴责被害者”的逻辑？例如在家庭暴力中、或者是性骚扰（最近的北师大性骚扰报告）中？反而使得受害者得不到应有的制度和舆论保护？

刘冉：关于这一章，其实总体上我是这么理解的：柯林斯作为一名学者，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从学术角度出发做出这些建议，而不是将其作为一本教学手册；所以如果真的面对暴力，这些建议可能看上去有些纸上谈兵了，毕竟描述得不够详细。这里面一部分建议是给警察/军队等暴力机构的，一部分是给围观群众的，当然正如你所说，也有一部分是给潜在受害者的，主要是指出怎样能够拒绝成为一名受害者。这与谴责被害者是不同的，举个例子，面对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我们会提出一系列建议，最重要的包括不能忍气吞声，其次还包括求助于专业机构等。这当然并不是说没能这么做的人就活该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错误永远都在加害者一方，但受害者有权利知道自己怎样能够避免或摆脱受害者的处境，社会也有义务帮助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