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阿伯特北大演讲：“理念”是不能被传授的

半个世纪以前，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彼时仍然是哈佛大学的一个本科学生——走进了费正清（John Fairbank）教授有关中国的讲座，第一次发现中国的历史、文化、视野是如此的不同而独特。

随后，他“阴差阳错”来到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拿到了社会学博士学位，离开芝加哥十三年后，他又回到了芝大，成了自己母校的教授。

他的《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 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被誉为“西方职业社会学的巅峰之作”，获得了1991年美国社会学协会的年度最佳著作奖。他又连续16年担任了社会学界最顶级的期刊之一《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的编辑。算上芝大读书的时间，阿伯特教授在海德园度过了三十五年的时间。在这些大小荣誉的背后，是一位对芝大的传统无比珍惜，又有着清醒思考的“芝大人”。曾经滋养他思考和研究的“芝加哥学派”，变成了他半生的研究对象，成了它学术生命的一部分。

五十年来，阿伯特的研究没有与中国产生直接的关系，但费正清教授的讲座却通过许多他当年完全没有预见到的方式继续着。他指导了很多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去研究自己的文明和社会；五十年以来，他读了五遍《红楼梦》——他最喜欢的中国小说；来北京之前，他读完了自己认为的“六大名著”：《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儒林外史》。他以Barbara Celarant的笔名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先后回顾了陈达、瞿同祖和费孝通三位中国社会学的学术生涯。在来北京的行李里面，他放了《史记》。中国与他的关系也越发密切。

五十年之后，阿伯特教授终于踏上了费正清教授致力描绘过的土地，作为北京大学 “大学堂”顶尖学者，他将在北大进行五次讲座。他将这五次讲座比作《西游记》当中的五指山——给他的整个研究生涯奠定基础的五个支柱。

9月14日下午，他在北大的英杰中心做了北大之行的第一讲，题目是“理论在通识教育和社会研究中的角色”，探讨的就是他认为这五根支柱中最重要的一根：理论（theory）与实质（substance）之间的关系。

为了探讨这一对话，阿伯特首先阐述“理论”（theory）这个核心概念在人文和社会科学当中如何起作用，理论与实质这两极的关系，并将理论与实质的对话带到当下对本科教育问题的讨论当中，最后再回到研究层面，探讨人文社科研究过程当中人们仍然面临的基本问题。

对于阿伯特来说，对theory这个概念的理解——他认为“理论”这个字眼与这个词所带来的隐含意义并不相同——包含三重意义：抽象性与实际性相对，也即与周遭相脱离（detachment）和与周遭相联系（attachment）相对；理论性与经验性相对；一般性与特定性相对（所谓一般性不等同于抽象性，而是指在不同特定条件下共有的内容，与之相对的就是一个特定条件下的独特内容）。对于一个概念的理论化定义，比如说阿伯特所感兴趣的“职业”概念，就应当是一个脱离周遭，逻辑上独立的，有关职业本身真实内容的一句陈述。

那么，这样的理论与实质的关系是怎样的？阿伯特指出了对于这种关系的五种理解方式。第一，理论可以理解为对于多样的实质的收纳（subsumption）：这种收纳包含两层意思，它可以是一种归纳（induction）——将不同事物的特点收集在一起，也可以是一种浓缩（deduction）——通过理论可以逻辑地产生不同事物的特点。尽管所谓“收纳”通常被认为是进行“解释”，但它也可以被理解为对于事物的简洁有效的描述。对于部分社会科学——比如时兴的数据挖掘——“归纳”这种理解方式是占主导地位的，而对于自然科学以及像经济学这样的学科，“浓缩”则是较广泛的理论理解方式。第二，理论可以作为典范（canon）理解，这也是人文学科以及大部分社会科学的理解方式。这种理解强调的是对于不同事物的相互关联（association）。社会学没有像经济学那样的已经整合好的原理，因此必须通过理解思想家们的内容，才能使用他们的概念作为相互关联的符号。这就超越了“收纳”的孤立方式，而使理论成为了纯粹的相互关联。第三，理论可以作为对于现代性的各个要素的一般分析来理解。社会科学的诸多理论都是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出现的，因此也可以认为，理论是为了研究这个时代的各种社会现象而进行的概括，这就是从研究对象的实质出发的理解。第四，理论可以作为相对于实践的自主性（autonomy）来理解。 “应用社会科学”是社会科学的工程化的方面，是为了某个政府目标等等组织的。但另一种社会科学相对于这种实践而实现的自主性，成为一种对于内在的一致性（consistency）的向往，我们常常就用“理论”来代表这种社会科学。最后，理论可以作为一个过程，作为一种思考的方式。这种理解方式可以在库恩（Kuhn）的“范式”（paradigm）的概念当中看出来。这么理解是因为，在将各种经验性内容、方法、问题等等放在一起的过程中，理论不断地在重新建构它自身，所以它不能被看作任何静态的概念。理论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而是始终处于不断地分析和接受经验性内容的过程当中。

在这里，阿伯特联系到大学研究生、本科生的教育当中，并且指出，在教育的每一个层次当中，理论与实质的对话始终在呈现。读过《劝学篇》译文的阿伯特很自然地用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概括这样的区分。而在美国，从20世纪初就有了“有用的”教育（useful education）与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与经典教育（classical education）的争论。在英语文学、古典学、历史等博雅、经典的专业与商科、农业、医学、教育、政治和经济这些职业的学科之间产生了许多争斗。一种课程的模式属于将通识的、专业的教育并置，并且慢慢倾向于专业教育，这种模式将内容不断“分发”（distribution）下去，而另一种就是通识的教育，旨在让学生获得一些可以迁移的知识：理论的、博雅的技能，那种并不专门属于任何领域的技能。但是，在将这些技能“通过机械的方式传授”（mechanizing）的试验最终失败了。深谙杜威（John Dewey）著作的阿伯特把杜威在《民主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当中的引文读了两遍：“理念”（ideas）是不能被传授的，因为无论如何，学生是从把“理念”当成事实开始去理解“理念”的。因此，在芝加哥大学的体系当中，学生必须要拥有那些他们可以用来联系的知识，并且试着讲授一些可以用来联系这些知识的技能。这一体系不是从理论（作为典范）出发的，而是从内容出发的：学生必须熟悉，甚至被要求记忆各种各样的内容，但是学生必须要有这些知识才有可能会从中产生联系——就像学生不可能通过阅读福柯来了解欧洲近现代史。在没有这些基础的情况下，阅读理论经常就成为了一个机械的过程——阿伯特承认在他阅读的早期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但是只有在他已经对欧洲历史相对了解的时候，他才开始真正感受到那些欧洲社会学经典。芝加哥的体系也不是“阅读经典”（reading great books）的体系，这一点与过去人们的流行印象相反。实际上，这一体系要求学生选读很多书籍当中的部分重要段落，同样也是注重于内容，而不是通识的技能。课程的内容应当让学生养成动态改变自己思考方式的习惯，而最终这一习惯可能会使得学生学会如何去联系所学的那些内容。另外，教育也应当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学生和老师之间的社会关系在每一个课堂当中都不相同，而课程的安排则是寄望于学生最终会遇到一位与自己“相合”的老师。

到了这里，阿伯特就把知识学习从学生阶段带到了成人阶段。阿伯特提到自己的两本书：《发现的方法》（Methods of Discovery）和《虚实文章》（Digital Paper），这是两本他对于方法论的研究，试着为研究者带来一系列的理论联系。但是，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也有两个根本的顾虑：首先，就是对前提的担忧，以至于对生命产生不现实性（unreality）的看法。后现代性惧怕提出前提，但是在不提出前提的情况下我们什么也不能说，不能也无法去认识任何东西。所以，我们可以提出前提，但同时不能固守于同一组前提，而要在不同的前提下进行认识。其次，就是对价值的担忧——这会产生两个不同的结论，一种是要去追求完全价值中立的研究，一种则是直接否定社会学研究的科学性。阿伯特认为，对于这一顾虑，要能够始终意识到价值观的存在并严格地去检视这些价值，而价值本身也可以成为促进思考的内容。

这也就意味着，最细致的研究工作必须与那些宏大的问题保持联系。这些问题，就像之前两个根本的顾虑一样，分为两部分：“前提”——什么是可知的，怎么去认知——和“价值”——所谓价值无涉和受价值影响的问题。阿伯特强调，并不是说这些问题可以被回答，而是这些问题能够不断促进我们在研究中进行思考。首先在“前提”部分，有认识论（epistemology）和方法两个方面的问题：在认识论方面，我们想知道：我们为什么像现在这样看待社会角色？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是不是总与我们的社会角色有关，能不能做到独立？我们对认知的极限在哪里？我们的知识能否结合成一个完整的结构，而不是像现在那样，看起来充满冲突？在“方法”这方面，什么叫解释某个事物？什么是“科学的”（scientific），什么又是“美的”（aesthetic）？历史与社会科学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方法的哲学前提是什么？研究的方法本身的生命历程是怎样的？其次，在“价值”部分社会科学中还有一些根本的、“本体的”（ontological）问题。包括：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价值的来源、社会变革的来源以及权力的内涵——为什么权力（power）这个词本身如今已经带有了不正义的倾向？

显然，阿伯特认识到，即使上述这些问题本身也带有价值问题，不同的文化中所考虑的问题或多或少有差异。这又带来了一系列基本的问题：事物可以在不同文化当中被转译吗？是不是存在那些绝对的价值？对于不同的文化，应该怎样共存？人们都是存在于某个特定的文化、特定的社会当中的，这些实质的内容也与那些抽象的问题同样重要。人文和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在处理一般内容和特定内容之间动态的联系。

对于阿伯特来说，“所有的人都是以一个特定的物的状态存在的，所有的社会都是以自身为一个普遍社会而存在的，我们总是特定的人。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努力就是要协调普遍与特殊之间这种动态的关系。”这次讲座所涉及的范围极其宏大，但在70分钟的演讲中，这个宏大的主题却和本科生的教育紧密的关联在一起，阿伯特所展示的，不仅是第一流学者的思想，也是深刻的教育者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