髀设实践·在贫民窟建学校6|重新认识贫民窟

如何定义贫民窟

无论新兴的贫民窟旅游业，还是当权者以及大众对弱势社区贴上的标签，都有着相同的本质——那就是借贫民窟的这个标签，把某些群体与他们的空间，刻意放置在“普通”城市的对立面，并将其视为阻碍当地跻身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病原体。

贫民窟这个标签，通常由污名、偏见构成，并带有消除或改变的目的。刚被“可持续发展” 所替换的上一个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的最重要条款之一，就是消除第三世界贫困。换言之，消除贫民窟被联合国推广成全世界范围内的推动西方价值导向的城市发展的口号之一，与之配套的是，2003年人居署的全球报告中，对贫民窟（slum）给予了迄今为止最官方的定义。而在这样的运动中，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代表了不同的利益目标。

例如，在印度孟买，一个社区是否被定义为贫民窟，直接关系到它是否会作为城市更新的目标。这时，正规或非正规产权并不是关注重点，改善居民生活条件也只是借口。哪怕是早期政府主导的正规项目，也一样可以贫民窟化。 真正的驱动力往往与这个社区所处的地块本身的巨大升值空间和多方的利益有关。

马萨雷峡谷河基贝拉也是一个被“贫民窟化”的、拥有复杂系统的社区。不可否认的是，小部分贫民窟居民为了生存，而变得异常善于利用“贫民窟”这一标签。从历史上，无论南美还是土耳其的贫民窟居民，他们都善于与政客协商，以投票换取各种基本设施。在非洲，他们利用自己的弱势身份，争取源源不断的、不同层级的国际援助。

按照联合国对贫民窟的官方定义：基础设施并不完善，水、电、厕所等基本设施缺失；满眼的脆弱结构、过度拥挤、脏乱差的环境；还不时伴随着种族暴力、非法制酒业和其他非正规经济活动。这无疑是令城市居民人闻风丧胆的地方，是马萨雷和基贝拉的写照。即使对那些持有贫民窟空间自我更新论（auto-consolidation）观点的左派学者来说，这样的状况似乎也代表了自我更新失败的结果。

然而，无论是过度突出贫民窟的灾难论，还是过度浪漫化贫民窟的自组织能力，都试图简化这样一种居住的复杂性。而用单刀直入的政策来试图减少贫困，都是“危险的”。拥有几十年研究第三世界居住经验的Alan Gilbert认为，危险性来自过于死板的、不接受基于地域差异的修正，以及没有将异质性和能动性纳入考虑的片段性认知。

年轻一代的学者，例如英国地理学家Jennifer Robinson以及Colin McFarlane，毫不客气地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经济下，使用单一的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的标尺，来衡量、分类和强调一个城市或社区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力的做法。在胜者为王的法则中，被遗忘的是充满活力的经济活动、人民的文化、在城市治理和生产中诞生的创新形式，以及多样的地域都市生活。

除了Robinson和McFarlane以外，多位学者都企图重新振兴“比较”研究，强调我们应该以比较的眼光来看所谓贫穷、第三世界以及贫民窟。这不仅因为贫穷本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受到时间、地点以及参照群体的影响，而且用西方标尺衡量后的定义是狭义的。学者们在此处强调的比较，并不是为了将一方作为另一方的规尺，而是用比较来呈现更具弹性的国际化（cosmopolitan），让不同的城市可以想象属于自己的充满可能性和多样性的未来。

超越空间的场所营造

换一个角度，如道格·桑德斯在《落脚城市》一书中，可以将社区打造社会流动路径的能力而非物理建成环境作为优先条件，来判断一个落脚城市是否发挥作用。正因落脚城市仅是移民的临时跳板而非终点，所以它们的物理环境并非都会进行自我更新。马萨雷的高租户率和高流动性，以及丰富的青年团体，无疑突出了其落脚城市的作用。支撑着落脚社区的，比起个人住宅，更重要的是反映社会网络以及承载和触发活动发生的场所。这样的场所帮助新进者进入到不同的网络中，得到支持以及进行自我发展。

在这样的认知下，场所的营造绝非单纯美学意义上的，而更应是一个允许多重关系汇聚、并在使用过程中由用户不断更新的舞台。舞台在不同尺度上，承载着由人、资源、空间以及想法所创造的亲密关系和连接节点。不同的舞台通过不同的日常活动联系起来，构成整个社区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多层面的生存机制，来应对变化的环境。比如，前文中提到，将学校看作是复合型的社会基础设施，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

贫民窟并非一无所有的。每个贫民窟都有各自的生存法则，涵盖其发展历史，移民的文化宗教背景，政治经济活动等等现存的资源分布。任何项目的第一步莫过于了解基地真实的生存状态，寻求何为居民真正的诉求，以及为达成目标的过程中未来用户自身的角色扮演、参与度与潜力的评估。

外来者与居民的角色

随着越来越多的外来者——上至机构、下至个人，开始关注贫民窟问题，外来者的角色也在不断变化。外来者，尤其是专业人士，其角色也是多种多样的。他们作为发现者、记录者、汇编者、传播者、实践者和监管者，控制和垄断知识，把握舆论导向并给大众传播他们所提炼的结论。片段性的认识，所带来的不仅有无心的误解，也有带有强烈目的性的宣传。

而贫民窟居民在面对残酷的城市环境中为了基本的生存，他们是生活的发明者、改造者、以及协商者。然而他们的弱点也很明显——着眼于实际的需求和微观的改变，导致他们很难建设长期的更大尺度的规划和愿景。此外，缺乏知识和相关工具来记录，编纂；如何用更合理的、非暴力的方式面向公众展现真实的状况和传递观点，则是贫民窟居民的另一个弱点。

科技的发展，尤其是智能手机的普及，也使得年轻一代的贫民窟居民能够接触到多样化的信息，并以更多方式进行自我推广和向公众发声。这不得不令人重新思考传统援助方式的局限，以及外来者要如何转变角色，适应新的网络时代。是赠予还是赋权，是控制还是引导，是一时的施舍还是可持续的、基于当地的发展？外来者是否应该抛弃那些面子工程，放下身段花上时间和交流成本，设身处地去理解贫民窟居民，将自己从高高在上的控制者、实施者，转变为网络的发起者、促进者和扶持者？

再者，如何重新平衡专家以及公众在知识生产和传播上所占有的比重，以填补两者之间交流的沟壑，追求更加民主的方式，则是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在此列出两个有待加强的方向。

竖向的交流为的是，让贫民窟居民、专家以及公众之间跨越鸿沟，消除偏见。这要求专家在知识的传播中，首先需用日常的语言重新汇编过于专业的知识，通过公众参与将居民纳入记录和生成知识的过程，并在期间教会他们使用“工具”，以生产未来的、根植于他们生活的自己的知识。

横向的交流指的是，不同贫民窟居民之间，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现有诀窍的分享、面对未来的潜在性合作，以及针对不同的问题向外部发声。两个方向的交流，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最终，这些面对面交流得到的产物，应当成为开放资源，在各方可及的虚拟平台上分享。

事实上，已有一些民间机构在做类似的实践。在亚非拉33个国家的100多个城市拥有成员的“贫民窟居民国际联盟Shack/Slum Dwellers International(SDI)”，坚持在不同角度，为城市贫民代言，并举行跨国的贫民窟居民之间的研讨会。如伊斯坦布尔的Solidarity Studio，由专业人士担任不同贫民窟社区联盟的顾问，与社区代表们一起探讨现状，并协助其与当权者进行谈判，以寻求解决问题。

我们或许可以展望，通过专业人士、公众和当地居民的共同参与，以及对知识的再民主化，各方都将拥有新的角色。这或许会使得实施“绘制没有贫民窟的美好城市”口号、从物理上消灭贫民窟社区等做法，转变为对心理偏见的消除。这意味着，对多样化的人居模式有更具包容性的认识，将一直处在城市发展对立面的贫民窟，纳入“普通城市(ordinary cities)”的论述中，让贫民窟成为多样化大都会系统的一部分，并积极发挥自身作用，达到真正的包容性人居环境。

作者介绍：

唐敏，比利时鲁汶大学以及法国巴黎一大（先贤祠-索邦大学）建筑学双博士候选人。

贫民窟造梦计划组织（DBSA）总顾问。

致力于跨文化地域的人居环境比较研究，关注弱势群体和后殖民城市景观。博士论文主攻以日常生活视角下对伊斯坦布尔、孟买、上海以及内罗毕等大都会中自营建构社区的机制与活力进行解读、纪录与再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