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教育二十年：争议声中，王财贵欲斥资12亿建万人书院

在温州泰顺的畲族乡，进山的第十一条隧道是通往文礼书院的最后一条隧道， 经过这条隧道下山，文礼书院的人称之为“下凡”。书院工作人员蔡孟曹告诉记者，“这个地方与世隔绝，适合读书”。

20年前，文礼书院院长、读经运动的发起人王财贵开始宣导一种“通向圣贤”的教育——儿童读经教育。他认为儿童记忆力强，理解力弱，应当趁13岁前尽量多地阅读四书五经等经典。只要打下了经典的基础，孩子的理解力会随着年龄增长自然加强，其他知识一学就会，数理化根本不用教 。

在那场读经界无人不知的演讲《一场演讲，百年震撼》中，王财贵呼吁要让儿童13岁前“完全在我们的老师、家长优良的带领之下”，吸收经典，令他们满腹经纶，成为“大才”的苗子。

三年前成立的文礼书院就是他心中培养“大才”的圣地。文礼书院被视为是读经界的“哈佛”，不少读经学堂拼命让学生包本（能无错漏、不间断地背诵整部经典）就是为了督促他们早日完成背诵三十万字的要求，作为进入文礼书院的敲门砖。

目前国内的私塾学堂约有两千多家，学生过万。这个群体在外界看来很神秘，按照读经学生董维伊的话来说，甚至处处感觉到的是“歧视”。当初为逃离体制，他们走上了读经之路，而走到现在，他们发现自己站在了十字路口。

读经之困

初见董维伊，她扎着马尾，神色举止稳重成熟，不像一个19岁的女孩，也并没有想象中读经孩子的木讷。

这份成熟包含了她三年读经生活中异于同龄人的坎坷与反思。最糟糕的时候，董维伊一度抑郁 。

在12岁多的时候，董维伊进入了北京的在谦学堂（现更名为爱读经泰华耕读书院）。这是一所在读经界颇有名气的封闭式全日制读经学堂。那个时候，喜爱文学的她对读经生活抱有美好的想象：一种平和悠然的读经生活，如世外桃源。

她和母亲背着大包行李，从内蒙古辗转到了北京，但到达学堂的时候却大失所望——学堂地处偏僻，在一看守所附近，设施简陋。当时她心里有些打退堂鼓，“但是后来我想，我是来读圣贤书的，就坚持了下来。”

那段日子里，她每天读经七小时，开始的时候背得口干舌燥、喉咙酸痛，但学堂的老师只让他们吃一些润喉糖。最初的情况似乎很不错，董维伊背书很快，觉得学堂生活比之前学校里高强度的应试教育轻松，学堂的老师也对她寄予厚望。她的妈妈跟许多家长一样，看到女儿能够流利背出经典，喜于孩子学习的充实。

但是董维伊并不理解她当时背下来的内容，因为这所学堂严禁老师解经。而且学生也极少接触外界信息。学堂地处偏僻，学生是不允许出校门的，所需物资都是学生列下清单后，老师统一采购。

除了经典之外，学生不能阅读任何课外书，手机也由老师保管。一些老师私下给学生讲述历史和国内外发生的事情，但只要看到校长和其他老师靠近课室就会立刻停下。

在反反复复读经大概半年后，对于日复一日背诵经典，维伊产生了困惑。“你读了很多东西，但你的视野仅限于这片大院，经典里面讲的任何道理你无法实践，就像悬在空中一样。”

只背不解所带来的困惑，不少读经学生都经历过，包括那篇在读经界引起波澜的文章《一个读经少年的来信》的作者惟生。他曾在一家私塾背诵莎士比亚著作的英文原文，但当时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学堂不允许学生带纸和笔，防止他们标记音标。老师不解句义，不教发音，唯一的工作就是按下读经机按钮。

不少读经私塾是读经孩子家长自己开的。他们开始时自己带孩子读经，后来开始招收其他家庭的孩子一起读经，有些家庭式私塾能达到二三十人。更大一点的学堂能达两百人。

在上海自己开学堂的家长肖云坦言，希望能招到有教学资格、真正能教育孩子的老师，但这些私塾很难留住好老师。不过，按照王财贵的理论，读经老师的知识储备和教学能力对儿童读经而言无足轻重。他们只需要知道六个字：小朋友，跟我念。

“文化衰落已经一百年了，已经没有人才了，我们没有地方请老师了。”王财贵认为外界对读经学堂师资的批评是不切实际的恶意诋毁，而标榜“身教”的人则是大言不惭，教化效果远不能与经典中圣贤的“言教”相提并论。

惟生从十岁开始读经近十年，期间换了六所学堂，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学堂往往没有长期的课程设计。但到了下一个学堂，又把原来背过的重新背一遍。

原在谦学堂的学生亦反映，当时学堂的课程设计混乱，读哪一部经典完全是随机的，没有合理的脉络和先后次序。后来开始要求包本的时候，一本没有背完就不能进行下一本。但学生之间的个人差异很大，有些人一本《论语》可能重复几年都背不下来。

学生的疑惑，私塾和学堂的老师往往无法解答，而是用“反求诸己”的儒家道德进行教化。“我们总是被训斥不懂感恩，我们总被教育要反省自己的错误。我们的抱怨都被说成是一种不好的习气，应该去匡正。我们如果向父母表达在学堂的不顺遂，就被视为不孝，让父母担心。”董维伊回忆道。

这种简单的处理方法压抑了学生负面的情绪。许多学生表面上对老师恭恭敬敬，见面作揖，但私底下骂人、说脏话的不在少数。

董维伊那个时候最深的恐惧就是被孤立，甚至连母亲都不相信她的话。每次她跟母亲抱怨不想要留在学堂，最终总是吵架收场。

维伊的妈妈回忆起当时跟学堂的沟通，学堂老师总说孩子挺好的。“她和老师的矛盾，我当时没当回事，总觉得只是孩子，老师再糟糕也不至于（跟孩子过不去）。都有过学生时期，也没觉得是个事。我从来没有因为老师对孩子什么态度，而跟老师对峙过，甚至觉得是自己没把孩子教育好，而自己应该服从学校的制度，服从老师的管理。”

维伊最终离开在谦学堂，是因为老师在知道她感冒的情况下，还要求她加入冬季早晨的长跑，结果回家的时候被查出肺炎，还引发了哮喘。这时候母亲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驯服心性的“严格教育”

在2016年暑期班的招生说明中，以包本效率著称的广东明德堂，还有太原的永谦学堂、丽水的金谦学堂等，明确写着会动用戒尺、蹲马步等“适当的惩罚”，并希望家长配合。

今年9岁的丫丫曾在明德堂读了两年半，直到她父母一次偶然发现她曾晕倒在学堂，才开始私下调查了解学堂的情况。今年年初他们把孩子接回家后，她陆陆续续地开始向父母讲述了学堂体罚的情况。

在明德堂，孩子被要求用近乎吼叫的音量读经。丫丫后来读得扁桃体发炎肿胀，但如果不大声读经就会挨打。

丫丫所在的班级被要求半年包本完一本书，她亲眼看见好几个同班的同学因为没有完成包本的任务，被老师拉到讲台上，脱了裤子当众打屁股。还有孩子被留堂，背不出来不给饭吃。

丫丫的母亲发现她每次要去学堂的时候都哭闹不止，但那个时候她只当是女儿的小孩子脾气，认为是在家里宠坏了，不想到学堂吃苦学习。

但也有家长很乐意配合学堂打手板等教学方法，认为学堂就是应该严加管理，除去孩子身上的“习气”，认为这是在磨练孩子的心性。

2016年在读经圈流传甚广的《“纯读经和戒尺”是对孩子最大的爱》一文中，家长大谈戒尺对几个4岁以下孩子产生的“神奇的效果”——孩子都不敢乱跑了，都在全神贯注读经。

文中写道：“坐不正打戒尺；必须认真指读，指读不对打戒尺；开小差走神打戒尺；读经的声音老师听不到打戒尺；哭鼻子还要打戒尺；一节课中途最多只能上一次厕所等等。”

有曾经的明德堂家长称，明德堂早期人少时管理还算到位，而且并非纯读经。但因包本成绩闻名后，开始采用简单粗暴但快速见效的管理方法，让孩子“服帖”，通过高强度读经出成绩。有评论称这种以包本为目的读经教育比应试教育更像应试教育。

王财贵则回应：“只为成绩而不考虑内容是否有意义，这是僵化的应试教育；我们是故意应试的，但是我们教的内容有意义。”

对于这些学堂出现的“戒尺问题”，王财贵表示，这是为了“规范孩子用心读书”。他辩驳说，“严格管教也可以出人才，但是要看他的程度，是否达到残忍，或者是看他本来的用心，是否为了残忍。”还引用了日本松下政经塾培养领导人的方式，是“魔鬼训练，去到那里的人要打扫厕所，但是大家都以参加过这个为荣”。至于外界传闻的一些学堂的出格行为，王财贵认为是反对者不了解内情就抓着个别特例乱泼脏水，给学堂和伟大的读经事业造成了伤害。

逃离体制教育

王财贵的那场演讲改变了很多孩子的命运。他称近一百年的中国教育是在造就“文化侏儒”，批判当下教学内容的无用、教育的无效和失败，批判文化的断层，并指出用纯读经的方法把经典这种“高度有用”的东西灌输给孩子，才能成就“大才”。

一些原本就对体制教育心存不满的家长被这些批评一击而中。不少家长曾对记者这样谈到他们的初衷：我这辈子已经耽误了，我不能让我的孩子继续受体制教育的毒害。

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怎样的家长才会为一场实验性的教育运动赌上孩子的前程？事实上，大多数读经的孩子来自中产家庭，毕竟，读经学堂动辄一年三四万的学费并不是所有人都负担得起的。许多读经家长本身喜爱传统文化，有几位家长还表示，他们在事业上都取得了成功，却无法处理自身心灵的空洞和焦虑，直到他们读到了孔孟和老庄。

但对体制教育的不满是这些家长更大的共同点。他们认为体制教育只是灌输一些工具化甚至无用的知识，只教会孩子应试，却没有教育孩子如何做人；而通过读经学习传统文化可补足“人性的教育”。

今年25岁的黄雨林进入文礼书院三年，他的父亲曾在一篇题为《世界因选择而改变》的致辞中表达对儿子走上读经道路所感到的欣慰。他在致辞中说：“无论他将来如何学习，如何发展，其结果都不会比让他按部就班地接受完体制内的教育更差”，“我认为，中国的体制教育已经病入膏肓，我对它的评价只有四个字：祸国殃民！ ”

董维伊的母亲，当初为孩子选择读经的道路就是希望孩子免受体制教育的巨大压力，并了解自己的文化。丫丫的妈妈因为自己在体制教育中经历过艰辛，曾经对王财贵描述的人生道路充满向往：“当时学堂给我们宣扬的是，在文礼书院学习，能够融贯中西经典，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以后到任何大学都可以当客座教授。”

最近几个月，读经教育之所以重新受到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同济大学哲学系主任柯小刚的发声反对。但他也认为，是主流教育的欠缺把这些家长推向了读经教育。他在同济人文学院新生开学典礼上致辞这样评价当下的教育：“知识越来越精深，生产越来越发达，人却不见了。社会成为巨大的机器，大学成为机器配件加工厂；大学生是车床上有待加工的半成品，毕业生不过是用于装配机器的成品。”

柯小刚认为，读经教育是一种体制外另类教育的试验，而多元、另类的教育是必要的。但由于目前中国的另类教育，大多是非法的、不受认可的，一方面另类教育出来的学生难以获得主流社会所认可的文凭，很难融入社会，另一方面也导致另类教育大多私下进行，缺乏监管。

十字路口：读经少年们的选择

对于读经的孩子来说，文礼书院是最自然也最光明的一条出路。在王财贵的理想中，文礼书院是千年书院，目标是培养“未来指引人类方向的大才”。进入文礼书院的孩子，都是完成了二十万字中文经典及十万字英文经典包本的学生，被视为读经学堂培养出来的“成功样本”。

书院目前只有一座三层小楼，33个学生主要在三层的两间教室学习，另一头便是王财贵的办公室。在这座深山里，他们过着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生活，学习的方向明确偏重牟宗三的学说。

但王财贵心中有一个宏图：在半山建起一座五百亩、能够容纳一万人的书院。建筑也必须是一个标杆，要能代表当今中国。而建筑的设计者已有理想人选，是一名读经学生的家长。

王财贵希望这个宏伟的目标十年之内可以达成，具体还要看筹集资金的进度。据王财贵说，目前已筹集到了两千万，但要建成他心目中那所将屹立千年的书院，他理想的预算是12亿。他现在正在等待“有心、有见识”的企业家。

文礼的学生阅读书目列了近500本经典著作，内容涵盖极广，中国部分从四书五经、佛教经典到中医药书籍，西方从古希腊罗马到现代西方的文学哲学。更惊人的是，他们还需要学习梵文、法语、德语等多种语言的经典。

进入文礼书院的孩子将至少在这里学习十年，王财贵说，没有达到大学者的水平是不会放他们下山的。学生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开始温经、晨练，晚上是才艺课，常能听见琴瑟之声。他们现在基本不需再背诵经典，但解经需靠自学，不懂之处再去请教王财贵。他是目前书院里唯一的老师。

文礼书院的“大师兄”黄雨林觉得，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能一心只读圣贤书是很好的。黄雨林是读经孩子中想法很坚定的一个，但他16岁才开始读经，不是典型的读经儿童。他在公立学校读到高中，成绩一直很好，因为觉得自己与学校的风气格格不入，而且无法忍受学校老师的威权，自己决定退学另寻出路。

但是，在进入一所读经学堂两年后，黄雨林同样经历了困惑，急切地追问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学习经典。他最终决定离开学堂回到家中，而正是在家的这一年中，他读到了牟宗三的书，心有戚戚，抱着追随牟宗三的愿望重新回到了读经路上。他现在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希望通过在文礼书院的自学，今后能成为新儒家的学者。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希望继续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黄雨林也说及在之前经历的读经学堂中，自己是比较特殊的一个，至于大多数同班同学，“他们走这条路的决心没有那么坚定”。

很多学堂给学生的许诺是，打好基础，今后从事任何事业都行，但后来许多人发现这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在在谦学堂就读五年的谢玉不愿继续走文礼书院这条路，去找老师谈心，老师反问，你如果不想解经那当初为什么要进来读经？董维伊曾经有同样的疑问：“他们就是许诺你会是被社会需要的人才，因为培养的是君子嘛。我就很好奇，我们究竟怎么是社会需要的人才呢？我们要做什么呢？”

董维伊两年前来到上海，开始旁听一些大学的课程。在老师的讲解下，她开始真正领悟那些读过的经典真正的意蕴，也由此重新开始整理她那三年的人生，慢慢走出从前的阴影。她现在决定通过自考，继续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相比同龄人，她感觉自己少了一份浮躁，少了一份对于未来就业、挣钱、社会地位的执着和焦虑。

惟生也准备通过自考的方式继续进修，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够考上国外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的硕士，这是他最感兴趣的科目。但读经的单一教育令他在其他方面有所缺失，他知道要达到这个目标自己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而他读经时期的同学，在离开学堂后，大多要么是找了底层的工作，要么是有能力和条件重新回到体制，有一些又回到私塾和学堂教书，还有退出后变得沉沦、甚至开始沉迷电视剧和电子游戏的。

惟生十年在学堂间不停辗转，但后来当他跟母亲讨论出路的时候，母亲已茫然无法回答。但在私塾谈起未来的出路问题往往被视作功利，因为读经教育本身宣言的就是反对体制、文凭的那一套。至于为什么感到困惑，却还是继续坚持了这么些年，惟生答道：“有时候，放弃比坚持更难。”

读经教育走过了二十年，无论是如愿以偿进入了文礼书院但毕业还遥遥无期的黄雨林们，还是改弦更张回到社会打算从头来过的惟生们，他们的未来都仍然是个未知数。更多的孩子正在家长的安排下走上读经道路，对于这种教育模式的关注和反思也不应停下脚步。

（文中董维伊、惟生、丫丫、谢玉、肖云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