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制造”了汉武帝

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记载到底能传达几分真实？最近历史学界，有学者提供一个很好的案例，可以作为切入点来探讨这个问题。

以往学界多认为，在汉武帝晚年，汉朝的国策从对外用兵转向“守文”。最近大陆学者辛德勇以追踪史料来源的方法，来检讨这种说法，他指出学界之所以会有这种认识，是因为学者相信了《资治通鉴》对于汉武帝晚年历史的描述。这份研究牵涉的论题从汉代跨越到宋代，一层一层追索《通鉴》中数段记载的史料来源，内容十分精彩。

辛德勇长年研究历史地理，精通版本学与目录学，近年来的研究领域也延伸到年代学。他开始注意历史重构的问题，是因上课时想向学生介绍《资治通鉴》一书中不同时期的史料价值之差别。当年辛德勇的老师黄永年曾说，《通鉴》的秦汉部分没有特别的史料价值。

经过数年的研究，辛德勇写成〈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一文来探讨这个问题，这篇文章于去年改编成《制造汉武帝》一书出版。辛德勇想透过这项研究来证明：按照史料学的原则，研究西汉历史必须先根据《史记》、《汉书》，而不能依据《通鉴》来立论。

以下便简单介绍《制造汉武帝》一书的主要论点，以及学界由此而起的回响。

《资治通鉴》记载汉武帝在征和四年（89B.C.E.）罢遣方士，并于其后否决大臣呈上的在西域轮台地区屯田的提案（即下文不断出现的“轮台诏”）。不少古今学人根据此段记载，主张这些措施意味着汉武帝晚年改变了他的施政方针，从此以后汉朝停止对外征伐，转向“守文”。采取这种看法的研究中，对中国学术界影响最深的是田余庆发表于1980年代的〈论轮台诏〉一文。

然而，若仔细审视《通鉴》征和四年的记载，便可以看到汉武帝在罢遣方士之前，竟还热衷于一系列的求仙活动。这样的记载难道没有矛盾？

事实上，征和四年汉武帝“罪己”并罢遣方士的记载，并不见于《史记》、《汉书》、《盐铁论》等成书于汉代的史籍。因此《制造汉武帝》开头便提出了这个问题：《通鉴》中不见于《史记》、《汉书》的记载，其史料价值如何？

如果要判断，《通鉴》讲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取向讲的对不对，就必须要先以汉代的史料来检视汉武帝的治国方略，检视汉武帝晚年是否真的发生政策转折。

以往，学界常将征和四年汉武帝颁布“轮台诏”视为政策转折的象征性事件，这道有名的诏书原载于《汉书‧西域传》。若仔细审读《汉书‧西域传》所载“轮台诏”的内容及颁布的始末，便可看出，这道诏书并没有揭示朝廷要改变根本的大政方针。它的内容只是针对前一年李广利出征兵败、汉的军势受挫，指示在西域轮台地区的军事部署要做局部性的调整。

可见汉武帝当时的谋划是，姑且先整顿边防、积聚财力，日后伺机再战。这种战略性的调整在汉武帝一朝并不是从未发生过，元朔三年（126B.C.E.）也曾暂时停止经略西南夷，以及撤除东北边境的沧海郡。

再从别的迹象来看，也看不出汉武帝有要转变政策的意图。汉武帝安排的托孤之臣有霍光、桑弘羊、上官桀、车千秋，这批人日后都还继续实行着汉武帝的施政方针。汉武帝死后六年，即汉昭帝始元六年（81B.C.E.），朝廷召开盐铁会议，代表民间发声的贤良、文学在会议中猛烈抨击当时的政策，这些言论都记录在《盐铁论》一书中，从中也看不出汉武帝晚年的政策有转向“守文”的迹象。

此外，《汉书》的作者班固并没有把“轮台诏”写进〈武帝纪〉，而是放在〈西域传〉；可见，班固并不认为这道诏书，足以代表汉武帝转变了他的政策取向。虽然《汉书‧西域传》确实是明白写出汉武帝“悔远征伐”，但这可能是采录自刘向《新序》的说法。《新序》成书于西汉成帝时，它并非严谨的记述史事的著作，此书编写史事多有虚构架空之处，不可尽信。既然从《汉书》本身的记述看不出“轮台诏”有政策转变的意义，那么便可明了田余庆等人的认识主要是建立在《资治通鉴》的记载上。

然而，《资治通鉴》对于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的记载可信吗？

《资治通鉴》采用《汉武故事》

田余庆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提出汉武帝与卫太子之间存在着政见之争。汉武帝持续对外征伐，卫太子则有“守文”的倾向；汉武帝多用酷吏执法之臣，而卫太子则获得宽厚长者的支持。然而，检视《汉书》的相关记载，却看不出有田余庆所说的现象。《通鉴》对于汉代历史的描述与《汉书》有差异，这到底是忠实呈现历史的本来面貌，还是反映司马光对历史的认识或期望？

要探讨这个问题，或可从追踪《通鉴》的史料来源着手。

《通鉴》叙述巫蛊之变的部分，有几段不见于《汉书》的记载，据南宋吕祖谦《大事记解题》所说，是引自《汉武故事》诸书。吕祖谦并判断《汉武故事》所言不可尽信。南宋王益之编写的《西汉年纪》一书，向以考证精审著称，此书写到巫蛊之变这一段，也几乎不采用《汉武故事》的记载。【注1】《汉武故事》全书今已不存，其部分内容见于北宋晁载之所纂《续谈助》一书。将《通鉴》的记载与《续谈助》所保留的佚文相对照，可以看到《通鉴》写征和四年汉武帝罢遣方士一段，正是采自《汉武故事》。

《汉武故事》是本什么性质的书呢？

从留存至今的佚文可以看到，这本书写的是一些神仙怪诞传说。清代的《四库全书》将这本书列入子部小说家，而不是史部。前文已经提到，《通鉴》采用《汉武故事》的记载，将卫太子的形象塑造成有“守文”的倾向，“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

但从《汉书》的记载来看，卫太子身边有资料可考者只有太子少傅石德。石德在巫蛊之变时为了自己的生计着想，竟劝太子发兵造反，全无“宽厚长者”之风。看来《汉书》所描绘的卫太子与《通鉴》塑造的形象相反，他身边围绕着不少“以异端进”的小人。由此可知，太子本人也不会像是《通鉴》所说的那般“性仁恕温谨”，“敦重好静”。

不过，《汉书》的确提到太子喜好《谷梁》，而武帝尊《公羊》，这是否能理解成两人因学术喜好的差异而发展出不同的政治倾向呢？辛德勇认为太子之所以偏好《谷梁》，是因为他在《谷梁》传中找到切合自身利益的说法，而不是因为《谷梁》有不同于《公羊》的政见。

《公羊》与《谷梁》在解释鲁隐公、鲁桓公的地位时，对何者拥有继承的优先顺位有不同的说法。《公羊》主张“立适（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嫡子的地位优先于长幼顺序。《谷梁》则主张嫡夫人的地位不能变动，诸侯终其一生只能有一位嫡夫人，因此不是嫡夫人所生的隐公、桓公都不是嫡子；此时应以长幼来排序，传位于长子。

若照《公羊》的说法，则只要汉武帝废掉卫皇后，立其他宠爱的夫人为皇后，那么其他皇子就能顺理成章成为有继位权的嫡子。但若照《谷梁》的说法，则汉武帝的第一位皇后是被废的陈皇后，汉武帝此后再怎么换皇后，都不能动摇身为长子的卫太子的继承顺位；这种说法自然是对太子当时的处境最为有利。根据以上的分析，从《汉书》还是看不出汉武帝与卫太子之间有政治路线之争。

《资治通鉴》中汉武帝“晚而改过”的形象

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一向被史学界认为是一部严谨的史学著作，其取材无征不信，对史料的甄别考辨精审。然而，司马光自己在《通鉴考异》中说“《汉武故事》语多诞妄”，他却在写巫蛊之变时大量采用《汉武故事》的记载，这是为什么呢？

前人已经注意到，司马光编《通鉴》时，常透过对史事的取舍剪裁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司马光有时会直接将与己意不合的历史记载删节不写入书中，对此南宋的朱熹已经有过批评。另一方面，司马光有时也会为了体现自己的政治观念，而采择荒诞不经的史料添进书中，藉此来更改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合于己意。

举例而言，《通鉴》在写到西汉成帝的史事时，竟采用《赵飞燕外传》一书。《赵飞燕外传》不但是野史小说一类的书，还是一部淫书。由此可见，我们应审慎对待《通鉴》所采用的源出正史之外的史料。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08/76/2e.html（2016/05/13浏览）

司马光即使知道《汉武故事》一类的书不可靠，他依然为了要写出给当政者作为鉴戒的历史，而采择一部分的这类史料写入《通鉴》中。司马光常针对北宋的现实政治，以史事来表达他的施政主张，因此《通鉴》常攻击变法、贬抑用兵。《通鉴》如此书写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取向，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宋人论政本来就常引用《汉书》及西汉事，司马光自己的政治立场是反对赋敛、与反对对外用兵，如果汉武帝能呈现出老年悔过、转变政策的形象，就更能符合他的心意。但是在当时，司马光能见到的西汉史料已经很少，《史记》、《汉书》又只有“轮台诏”勉强可表现出汉武帝的晚年悔过，因此他只好从《汉武故事》撷取相应的材料，将汉武帝塑造成自己想要的“晚而改过”的形象。

其实用这种做法来书写历史，是北宋仁宗时期以来史学著述的新风尚，欧阳修的《新唐书》与《新五代史》、苏辙的《古史》也都有这种倾向。隋唐之际就已经出现这种端倪，即在写史的时候，“书功过，记善恶”的原则高于照实书写的原则。

至于杂采小说来修史的作法，则唐初修的《晋书》已开其先河；在司马光、欧阳修的时代，时人也认为这种作法是有益的。

司马光编撰《通鉴》，其用意与同时代的王安石撰《三经新义》一样，他们都想藉由经或史来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他们都不惜改变历史的本来面目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清代学者就已经知道，研究汉代历史不能舍弃正史而只看《通鉴》。

《汉武故事》中汉武帝父子形象的原型

如上所述，《通鉴》采用《汉武故事》的叙述，将汉武帝父子的样貌，描绘成双方在个性、政见上都有明显差异。《汉武故事》为什么要这样塑造汉武帝父子的形象呢？

《汉武故事》一书旧题为班固撰，实则应是南朝宋齐之际的王俭所作。从现存的佚文来看，其内容多是些描述以房中等法术修炼求长生的故事，这正是东晋南朝时期道家神仙学说盛行于世的产物。

不过《汉武故事》书中似乎也有比较正经、严肃的题材，例如像《通鉴》所采用的段落，就描述了汉武帝父子不同的治国理念。其实这类描述治国理念的内容，本来就符合神仙家的追求，神仙家谴责帝王一边想求仙、一边却穷兵黩武与奢侈纵欲。《汉武故事》着意描写汉武帝父子的政见歧异，其用意也是如此。道家与稍晚的道教著述，常使用假托帝王事迹来“设事譬喻”的写作方式，秦始皇、汉武帝最常成为假托的对象；因为这两个帝王就是既热衷于求仙，又穷兵黩武、奢侈纵欲。

那么《汉武故事》的作者王俭，为什么要描写汉武帝父子有政见之争呢？

在王俭生活的时代也发生过一场“巫蛊之变”，他的父母都被卷入事变中。南朝宋文帝的长子刘劭年幼便立为太子，其后刘劭因为反对宋文帝北伐，而与宋文帝的宠臣江湛、徐湛之产生严重的嫌隙。刘劭与其姊东阳公主（即王俭的母亲）行巫蛊诅咒宋文帝，其事终究还是泄漏出去。宋文帝打算废掉太子刘劭，却被刘劭起兵杀害。刘劭篡位后，怀疑王俭之父王僧绰的忠诚，将其杀害。

因为王俭的父母都卷入这场宫廷斗争之中，王俭可能想藉由撰写神仙故事，来曲折地表达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宋文帝猜忌好杀，当时的政治氛围正可比拟汉武帝晚年。由于王俭自己是支持“守文”的政见，因此在“太子刘劭因反对北伐而与皇帝宠臣对立”一事上，王俭可能暗中同情刘劭，而以此为底本塑造了《汉武故事》中卫太子“守文”的形象。

除了王俭的自身经历之外，《汉武故事》还采用了西汉当代的原型来塑造汉武帝父子的形象。在《汉武故事》的描述中，汉武帝认为太子“不类己（不像我）”，这种父子关系可以在其他西汉帝王的事迹中看到。第一例是汉高祖，刘邦认为汉惠帝“不类我”。再来是汉宣帝与汉元帝父子，这就牵涉到政见之争。汉元帝在当太子时曾劝汉宣帝“用儒生”，这与宣帝一直以来任用刑法的政策相抵触，因而遭到宣帝一顿训斥。汉宣帝还因为另一个儿子淮阳王像自己一样“明察好法”，而曾考虑换掉太子。

汉宣帝与汉元帝父子的治国理念有不小的差异，这才是汉武帝与卫太子有政见之争的原型。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汉朝的国策并没有在汉武帝晚年就转向“守文”。从汉武帝到汉宣帝，历经三代皇帝，都一直坚持“以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直到汉元帝即位，才开始用儒家理念治国；这才真正改变了汉武帝以来的治国方略，走向“守文”之路。

学界的回响

以上是《制造汉武帝》一书的主要论点。书中牵涉到很多课题，引起争议的地方也不少。本书的初稿〈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一文发表后，李浩便撰文批评辛德勇的几项主要论点。

李浩认为司马光数度驳斥《汉武故事》的说法，因此《通鉴》不会采用《汉武故事》，《通鉴》写巫蛊之变的史料来源是别有所本。《汉武故事》作者为谁至今不能下定论，无法证明此书的作者为王俭。从《史记》、《汉书》的记载来看，汉武帝晚年确实厌倦于求仙，并于下“轮台诏”后停止征伐、致力劝农，与《通鉴》的叙述相合。《通鉴》在叙述重大历史事件时，一直遵循着汉代文献的记载，司马光做的不过就是经过严格考辨之后，取择其他史料补充了某些细节。这只能称作是“历史阐释”，而非“历史重构”。李浩的这些批评不是全无道理。

目前学界对于此书的回响，比较集中在重新讨论“汉武帝晚年是否有政策转折”上。

自从田余庆〈论轮台诏〉一文发表后，政策转折之说俨然成为学界主流。举例而言，台湾学者蒲慕州虽然在勾勒“巫蛊之祸”的事件经过时，弃《通鉴》的材料不用，但却也不否认汉武帝与卫太子之间存在着政治路线之争。近年比较系统研究西汉中后期政治史的张小锋，也沿袭田余庆的说法。其实，就如《制造汉武帝》一书所说，这几十年间不是没有学者反对“政策转折”说，但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辛德勇的论文发表后，便有学者针对文中涉及西汉历史的部分，撰文质疑辛德勇的论点。如韩树峰更细致地分析牵扯进“巫蛊之狱”中的人物各自有什么动机及目的，对于田余庆与辛德勇的说法都提出修正。成祖明主张，就算不采用《通鉴》的史料，光凭《汉书》的相关记载，还是可以从中看出汉武帝与卫太子之间，存在着政治路线的分歧，并且双方在朝臣中各有支持者；“轮台诏”的颁布确实象征着汉帝国的政策出现重大转向。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支持辛德勇的说法。如杨勇主张“轮台诏”颁布的时候，确实还看不出汉武帝有调整政治方略的打算；在汉武帝身后，西汉一朝的基本国策又历经几番波折才逐渐转向“守文”。这些讨论都可说是促进了西汉中后期政治史的深入研究。

在西汉的历史发展方面，笔者大致同意杨勇的看法。如果以《汉书》、《盐铁论》的记载来看，汉武帝晚年确实没有完成重大的政治转折。《通鉴》采择《汉书》之外的史料（姑且不论是否真出自《汉武故事》）来描述汉武帝晚年这段历史，依现代史学的标准来看，或许不是稳当的作法。学者根据这段不够可靠的史料提出“汉武帝与卫太子有政见之争”，这个论点很难成立，因为《汉书》中确实缺乏这种迹象。

然而，汉代人自己倒是很重视“轮台诏”的历史意义。

《制造汉武帝》书中已经提到，东汉时代的班固写到“轮台诏”的颁布始末，即说汉武帝“悔远征伐”，“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汉书‧西域传》的赞又说：“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时代再更靠近汉武帝一点，西汉成帝、哀帝时期的刘向、刘歆父子也有类似的言论。【注2】即使汉武帝死后的历史发展还有一些曲折，汉朝当代确实有人认为汉武帝晚年意欲停止对外征伐的政策、从此与民休息。

这样说来，司马光修史固然有意藉此表达自己的治国理念，但专就《通鉴》描绘出“汉武帝晚年有对外政策的转折”一事来看，司马光到底只是察觉到汉代人已有这样的看法、并且将此说加以强调，还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政见而刻意扭曲历史，这恐怕是还需要再讨论的问题。

无论如何，笔者认为《制造汉武帝》提出的议题很有价值，期待学界未来能有更深入的研究。

【注1】《制造汉武帝》书中说，王益之有意去除《汉武故事》中的大部分记载，但还是留下一句“太子兵败，南奔覆盎城门”，王益之注明引自《汉武故事》。辛德勇据此认为，王益之当时还看得到《汉武故事》这本书，可见《汉武故事》里的确有描述巫蛊之变的相关内容；而王益之只采用了一句，却不采用描述汉武帝父子有个性差异、政见之争的段落，是因为王益之认为这段记载不可靠。这里辛德勇犯了关键的错误，“太子兵败，南奔覆盎城门”一句是出自《汉书‧刘屈牦传》，王益之不知为何把出处给注错了。如此一来，《西汉年纪》写巫蛊之变的段落根本没有引用《汉武故事》，也就不能证明《汉武故事》里面有描述巫蛊之变的内容。李浩、韩树峰已经指出此错误。

【注2】刘向《新序‧善谋下》：“孝武皇帝自将师伏兵于马邑，诱致单于。单于既入塞，道觉之，奔走而去。其后交兵接刃，结怨连祸，相攻击十年，兵凋民劳，百姓空虚，道殣相望，槥车相属，寇盗满山，天下摇动。孝武皇帝后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请佃轮台。诏却曰：‘当今之务，务在禁苛暴，止擅赋。今乃远西佃，非能以慰民也。朕不忍闻。’封丞相号曰富民侯，遂不复言兵事。国家以宁，继嗣以定……”这段文字在《制造汉武帝》书中也有引用，然辛德勇认为《新序》写历史多有虚构之处，不足相信。我认为《新序》写历史事件的经过虽然未必准确，但刘向以西汉人言西汉事，至少可以代表西汉晚期的人对汉武帝时期这段历史的一种看法。汉哀帝时刘歆提出的看法则见于《汉书‧韦贤传》所录刘歆的论议中：“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议曰：‘……孝武皇帝愍中国罢劳无安宁之时，乃遣大将军、骠骑、伏波、楼船之属，南灭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万之众，置五属国，起朔方，以夺其肥饶之地；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单于孤特，远遁于幕北。四垂无事，斥地远境，起十余郡。功业既定，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实百姓，其规橅可见。……’”以上引文见石光瑛，《新序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1），页1398-1402。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卷73，〈韦贤传〉，页3126。

参考书目：

1.辛德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北京，页5-50、178。

2.辛德勇，《制造汉武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3.辛德勇：为什么要写《制造汉武帝》

4.田余庆，〈论轮台诏〉，收入氏着，《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页30-62。本文原刊于《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5.蒲慕州，〈巫蛊之祸的政治意义〉，收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论文类编‧历史编》秦汉卷。北京：中华书局，2009，页2063-2089。原刊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7本第3分，1986，台北，页511-538。

6.张小锋，《西汉中后期政局演变探微》。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页9-12。

7.韩树峰，〈论巫蛊之狱的性质──以卫太子行巫蛊及汉武帝更换继嗣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9期，长春，页78-89。

8.李浩，〈“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说献疑──与辛德勇先生商榷〉，《中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长沙，页216-222。

9.胡文辉：制造司马光

10.成祖明，〈内部秩序与外部战略：论《轮台诏》与汉帝国政策的转向——谨以此文纪念田余庆先生〉，《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北京，页137-154。

11.杨勇，〈再论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一种政治史与思想史的联合考察〉，《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北京，页155-169。

12.姜鹏，〈《资治通鉴》文本的内外语境——兼说《通鉴纪事本末》的体裁障碍〉，《学术研究》2011年第12期，广州，页111-120。

13.辛德勇，〈汉武帝太子据施行巫蛊事述说〉，《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武汉，页114-126。

（本文原刊于“故事”网站 http://gushi.tw ，此次发表，作者有所修订。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