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 | 底层是女权的敌人吗，钱理群谈知识分子

底层是女权主义的敌人吗？

香港“端”传媒近日发表一篇《女权主义如何面对社会底层的性别歧视？》引起内地广泛争论。作者伦敦大学政治学博士孙金昱就奥运期间体操运动员商春松和其后演员徐婷接连爆出被原生家庭“吸血”的事件，以及其引发的公众对底层“重男轻女”和农村家庭对女儿压榨的愤怒，提醒今日的女权主义者：在今天的女权主义者们呼吁女性在家庭中获得应有的经济保障、自由发展权利以及与男性家庭成员平等的地位的同时，有着走向歧视底层的巨大危险。

很久以来，“凤凰男”以及其所代表的家庭成为公众舆论中歧视的重灾区。贫穷家庭如何选择生育、如何决定家庭内部的分工、家庭资源如何分配等都会成为被审视和批判的对象。在孙金昱看来，贫穷往往让性别问题更为尖锐地凸显出来。需要承认的是，因资源和机会有限，底层的性别不平等体现为对女性更为严重的剥夺，并且，性别不平等与性别压迫容易借“传统”之名，得以光明正大地延续。然而，作者提出今天流行的女权言论之危险性在于，把所有不平等问题归因于贫穷，并以敌视底层为代价来实现平等。比如，流行的言论有“穷还生什么孩子”、“绝不供养哥哥弟弟”、“凤凰男绝不能嫁”。这背后所暴露出的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的逻辑是：抨击乃至消灭底层的生存方式；或与这样的原生家庭抗争到底；抑或与底层保持距离以免与被压榨。

孙金昱进而指出，今日流行的女权言论对“凤凰男”们的批判，更多集中于他们的出身和经济背景。然而当精英阶层的男性发表歧视女性言论时，却往往被认为是个人行为，鲜少与其出身频繁挂钩。这种双重标准正将穷人变为女权的直接敌人。与此同时，网络舆论中更展现出精英女性以自身的生活方式对那些普通女性，以及还未基本生活烦恼的底层女性做高高在上的指点与审视，声讨很多女性年过中年丧失求知欲、活得不够精致。这样的言论展现出的是中产阶级女权主义局限性——对性别压迫之外的其它不平等缺乏敏感。贫穷是各式各样不平等的结果：天赋的不均、政策的倾斜、不公正的分配体系、人为的歧视和区隔，不该成为底层的罪状和歧视底层的缘由，因这种对底层男性的歧视一定会蔓延到底层女性。作者最后总结道：单单聚焦于某个社会群体，对他们所处的整体环境和结构毫无体察和反思，甚至寄希望于将某一社会群体彻底隔离来打破不公正的秩序，恰恰走向了女权的反面，是在建立新的歧视和压迫。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董一格紧接着在公众号《女权》发文《评论女权的正确打开方式》反驳孙金昱一文。她指出，“孙文混淆了泛网络舆论、女性言论和女权言论”。

首先，孙文中“污蔑穷人”、与阶级压迫沆瀣一气的言论在董一格看来，更多是“女利主义”的“女性言论”，而非“女权言论”。是一些拥有话语权的女性，挪用带有赋权意味的女权话语为自己争取现实利益，而她们所追求的利益可能与女权所追求的社会正义与公平背道而驰。

第二，董一格指出，孙文中提及的对待精英阶层男性和底层男性的双重标准，是泛网络舆论，而非“女权言论”。在董一格看来，普遍社会舆论中产生的对权力的谄媚和对精英男权的遮蔽，是深深根治于整个社会的，甚至是超越国族的一种普遍现象，女权运动深陷这样的困局，但不等于是这个困局的始作俑者，而且在事实层面，很多女权者都在声讨这些现象。

第三，孙文中精英女性对底层女性审视的舆论，在董一格看来，和女权言论毫无瓜葛，反倒是女权主义常常批判的消费主义营销，被用以佐证女权主义者的阶级原罪，是不公允的。

董一格在文中指出，女权主义团体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一直在关注底层女性。从老的“农家女”到新的“尖椒部落”，从农家女分田问题，到打工女性生殖健康，以及边缘的拉拉群体的亲密关系暴力问题……女权一直在和“底层”结合。作者指出，情境化地去理解社会运动是十分必要的。运动主体夹杂在父权、资本、国家多种力量之间，这些力量不可能被同时击溃。在一时一地，总是要做临时的取舍、排序——这不等于她们在长久的战略上，看不到多重压迫，不等于会僵化固化战斗策略。

钱理群：知识分子该如何参与政治？

作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之终卷，钱理群的新书《岁月沧桑》近期出版。在这本书中，他书写了1949年至1970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心灵史，尤其关注经历历史转折的知识分子的改造和坚守。《新京报》近日发布一篇唐小兵与钱理群关于共和国早期知识分子的对话——《对话钱理群：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在钱理群的观察中，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是非常可贵的，他们对国家的责任感发自肺腑，爱国主义是无论当时偏自由主义、倾向左翼或是儒家知识分子的共识。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都肯定中国革命，也肯定共产党领导新中国的成绩，认同民族国家统一的实现，但新时代应该怎么走，每个人又有不同的预期与想象。

钱理群指出，无论是今天我们印象中去政治化的沈从文或是老舍，在当时都一整套政治看法，这是知识分子士大夫传统的表现——身上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国家意识。然而与此同时士大夫传统又让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独立性较低。在钱理群看来，沈从文以退出文坛、避免公共写作的方式，保留住了一片自己的天地；而深受鲁迅影响的赵树理，在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农民问题，坚守住了自己的独立思考。钱理群同时回应了此前一些知识分子对钱钟书、杨绛是沉默的“犬儒知识分子”的批评，认为这种隔岸观火、居高临下的批评者带有道德专制意味，他们不了解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在当时的处境之下，最好是能够完全坚守住良知与底线，有时候守不住了，甚至出现了精神迷误做错了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分清是非之后应该有一个对人性弱点、对知识分子弱点的理解。

在钱理群看来，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有不同方式。他把胡适和鲁迅作为这体制内参与政治与体制外参与政治的两个典范：胡适是在直接参与政治的同时保持独立的典范；而鲁迅则是不直接参与、却在思想文化领域做批判的知识分子典范。而当下最可行的，在钱理群看来，是用文化实践在不同领域发出声音、产生影响，从而间接参与政治。而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康德式的思想启蒙知识分子——建立一个有解释力和批判力的理论，这是知识分子的本质。

无论是在书中，还是在与唐小兵的对话中，钱理群都反思了与自身思想经历有关的左翼知识分子传统。在他看来，左翼传统在今天还需要被继承的首先是为真理而斗争；其次是对现实强烈的批判意识；再次是对社会平等的追求和对社会底层的关怀，跟自由主义式的精英意识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