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屠夫”陆步轩:怕被误解再次下海是为了钱,自称文化人

澎湃新闻记者 周建平 发自广州

2016-09-29 13:4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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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陆步轩,就是那个北大毕业,曾在西安街头卖肉的家伙,现在我是壹号土猪天猫旗舰店的店长,请大家继续关注我,支持我。”
2016年9月19日,陆步轩在广州壹号猪肉摊位前卖肉。 视觉中国 图
9月21日下午5点,陆步轩结束一天的采访,从广东壹号食品公司在天河CBD的总部出发,前往番禺的另一个办公室,为“壹号土猪”网店的上线录制问候视频。
在前两天,50岁的他对外宣布,“辞去公职继续卖肉”,就像13年前以“北大才子街头卖猪肉”登上报章头条,这次,他离开体制又成为媒体关注焦点。
时移世易,当年“卖猪肉”让陆步轩一夜成名获得进入体制的机会;而今,“下海创业”是社会潮流,“北大屠夫”的角色显得兼具自豪与情怀意味。
“我现在也不是商人,单是个文化人。”他在媒体采访中解释说,以前卖猪肉是为生计,被动选择;如今是做事业,主动选择。
40分钟车程里,他接了4个电话。其中一个来自西安某重点大学招生办公室,想让陆报名工商管理硕士班。
陆步轩耐心听明来意,只回了一句话,“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个打工仔!”
当晚,他又接了几个电话,终于烦了。“以后要学你们老板不接陌生电话了,再接这一天都干不成事儿。”他冲着同车的公司员工说。
“网红”
结束一天工作的陆步轩在饭店休息。 澎湃新闻记者 周建平 图
“老陆这厢有礼了!”在番禺的拍摄地点,陆步轩对着镜头微笑说完最后一句台词。他开了罐啤酒,坐下来边喝边等晚上的饭局。
“以前一高兴就喝多,出名后要注意形象,再没喝醉过。”陆步轩嗜烟酒,烟量每天一包半,酒量却不大。“我沾了媒体很大的光,但生活不像过去潇洒自如了。”
从这天上午10点到下午5点,陆步轩接受了不下6家媒体采访,反复回答着相似的提问。
很难从他平缓的语调中感受到与他人生经历相衬的起伏:1989年北大毕业被分配进一家接近破产的机械厂,进县计经委成了没编制没房子的边缘人,经商接连失败负债累累,第一次婚姻走到尽头,自暴自弃地酗酒打麻将,为生活所迫卖猪肉……
2003年,陆步轩因一篇《北大才子长安街头卖肉》的报道成名。次年,正当猪肉档生意火爆,他却选择去老家西安市长安区的区志办修地方志。进入体制,陆步轩渐渐淡出公众视野,又在十二年后现身广州东山肉菜市场,今年9月19日他在那里宣布辞去公职继续卖肉,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陆老师现在是网红了。”晚饭时,同桌的公司员工开他玩笑。
“我现在什么头衔都无所谓。”陆步轩继续吃饭,头也没抬。
下海的风声早在9月初被外界察觉。那时陆步轩刚换广州号,立马有朋友来电话问他去向。“我辞职媒体不可能不发现,社会上会有很多猜测的声音。”他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
他担心被误解去陈生的公司是为了钱,想通过媒体朋友澄清。“当然钱是一部分原因。”他补充道。
“股份肯定会有的,工资也会有的。”
9月19日早上,十几家媒体在肉菜市场围住了陆步轩。档口的员工抱怨围观的人太多,影响生意,让档口一早上损失了一千多块钱。
21日上午10点,陆步轩再次换上工作服、抓起猪肉刀,准备第二次拍摄。“这就是北大卖猪肉那个人吗?”路过的居民们拍照、议论、驻足观看,“哇唉又采访啊!”
“这位帅哥可以在旁边协助一下吗?”电视台的摄像师对一个猪肉档员工说,“陆老师您表现得像平时做生意那样就好。”
陆步轩旁若无人地切肉、上秤。
“切慢一点,陆老师。”摄像机镜头对准他。
招呼完几个客人,他放下刀准备离开。
“陆老师,再拍一个镜头。”
他没说话,慢悠悠回过身来,又拿起猪肉刀。
“他以前是很腼腆的那种,面对媒体没那么自如。08年认识我们老板(陈生)后,有时两人一起出席各种媒体的场合,他就渐渐习惯了。”负责接待媒体的公司员工说。
文化人
2003年7月25日,陕西,陆步轩妻子从床边的塑料袋里取出了他的”北大毕业证书“。 视觉中国 资料图 
2008年4月,80级经济系的陈生和几个北大中文系同学吃晚饭。有同学说,“我们系陆步轩也卖猪肉,你也卖猪肉,你们南北两个猪肉佬要不要来个‘广州论猪’?!”说完便给陆步轩打电话,告诉陆有个北大师兄在广东做同样的生意,想与他交流,邀请他来广东玩。
“可以,可以啊!”酒后的陆步轩特别豪迈,一口应承。
2008年5月30日晚,广州暴雨。陆步轩本以为迎接自己的同是卖猪肉的小老板,不料陈生经营着4家公司,员工近2000人。当晚,他得知陈生在广州开了20多个猪肉档口,两人约定次日去档口看看。
“他(陆步轩)在档口大概转了十几分钟就走了,说你这个土猪不行,别人淘汰掉的你又捡过来。”八年后,陈生在番禺的办公室向澎湃新闻回忆。
陆步轩也在自传中提到了这次“论猪”,当时他对陈生的“壹号土猪”并不看好:和洋猪相比,土猪肥,城里人不爱吃肥肉;黑毛,卖相不好;成本高,没价格优势。
陈生反驳,土猪是优良品种,做高端品牌一定有市场。
陆步轩没想到,这位师兄的土猪生意越做越大。2009年8月两人再度“广州论猪”时,陈生愁的不是土猪能否卖出去,而是熟练刀手紧缺。
“我们的土猪进入超市,从超市里挖员工,超市说再挖他们的人就把我们赶出去。”陈生向陆步轩抱怨人才难得。
席间,有人出主意:你们两个干脆搞个屠夫学校吧。
“我一想,是哦,我平均每个档口一天卖1.2头猪,他陆步轩在一个档口每天能卖12头,简直是屠夫中的一代宗师。”这一年,陈生创办屠夫学校,邀请陆步轩当名誉校长、编教材、帮忙培训学员。
次年4月,陆步轩骑踏板摩托车摔倒,趁休假闭关3个月,写出14万字的教材交给陈生。
在编教材的过程中,陆步轩逐渐改变对土猪的偏见。后来有去陈生公司的想法也跟编书有关,“对这个行业有了比较深入系统的了解,开始觉得自己可能在这个领域成为一个专家。”
“‘家’的概念对你来说很重要?”
“对。”
2013年,陆步轩接受当时央视记者柴静采访时说,他想成为一个“家”,不想成为一个“匠”:“家”是富有创造性的,“匠”是干活的。
如今,他反复向媒体强调,以前卖猪肉是为生计,被动选择,如今是做事业,主动选择。
“我现在也不是商人,我单是个文化人。” 接受新京报采访时,他仍表现出难以割舍的“文人”情结。
从对“北大屠夫”角色的自卑,到后来的麻木,再到现在的自豪,情怀并非其心态变化的唯一原因。陆步轩说,“壹号土猪”的知名度与实力、社会观念的更趋开明、多年研究猪肉行业的自信,以及更高的经济收入等综合因素,促使他心态变化。
“他(陈生)这几年一直在劝我辞职。他是做生意的嘛,就说你在那(区志办)能赚多少钱,主要是从钱那方面说,我们考虑的重点不一样。2012年我的想法考虑成熟了,‘壹号土猪’到2012年时就有规模了。辞职的想法是慢慢形成的,不是突然冒出来的。”
“先定个小目标吧,哈哈。”被问到个人的愿景,陆步轩兴奋起来,“接下来最主要是负责技术方面的工作,屠夫学校的培训肯定有,品质的提高也做。刚委任我为天猫旗舰店店长,我对网购不懂,让我当就是说我有一个影响,能吸粉。”陆步轩笑着说。
“十年以后如果退居二线,就做些经验和理论上的东西,写一本书,给后人留下些东西。再多就不敢说了。”他说。
陈生理解陆步轩的情怀,“他砍过几万头猪,全国屠夫中绝无仅有。用这套经验培养一大批高质量的屠夫,可能性还大过他所谓的著书立说。成为一个‘家’不一定是看著作,教书育人也能满足他文人的情怀。”
“就算是丐帮,当个丐帮帮主也很有情怀啊,你说是不是?”陈生说。
体制的“安全感”
2015年5月7日,西安,陆步轩在长安区档案局地方志办公室改写稿件。  视觉中国 资料图
2003年7月26日,媒体的报道让陆步轩一朝成名。长安区政府的领导很快找到陆步轩,想为他安排工作。在区委党校、政协文史办、广播事业局等诸多单位中,陆步轩选择了地方志办公室。
“这是个无钱无权的部门。我进机关已经38岁了,又不是党员,小地方人际关系复杂,我不喜欢跟很多人打交道,所以就来跟文化沾边的、跟所学能沾一点边的(部门),可能能发挥一些作用。”
然而,陆步轩觉得理想和现实差距很大。“市级以上比较正规,有专门编地方志的、有专门搞年鉴的,能专一门。像我们那小单位那没那么多编制和人员,以前什么都搞,这几年好些了。”
区志办的工作庞杂,倒还轻松。直到2012年,长安区启动地方志编纂,陆步轩开始忙起来。这时他辞职的想法已经成形,编区志的人手却刚组织起来。“那时候走显得好像对他们有什么意见似的,而且修志书是功在千秋的事业,起码给这一部书修出来,就算10年没白待,所以忍住没走。”
后来,他又负责起志书的总纂,“要编20年长安区方方面面的历史,工作量很大,又要赶进度,时不我待。”4年多里,陆步轩没休过假,常忙得周末都不能休息。
今年7月,陆步轩参编的地方志通过了陕西省终审,“在那边最大的价值和任务已经完成了。”
前不久,他接受华商报采访时透露:上班后,他的工资开始只有1000元,年收入万把元,和开肉店的收入相差甚远。后来把肉店交给别人经营后,靠一个人的工资维持一家人生计有些困难。
“情怀实现了,但作为一个基层公职人员,收入低,工作辛苦。区志办虽然也算文化部门,但基层工作琐碎,整天陷在文字工作里,缺少提升,在学术上也不会有什么造诣。”他在那次采访中感慨,“卖猪肉10年赚了200万,当公务员12年分文不剩。看来,公务员还是没有卖猪肉实惠。”
“后悔进体制吗?”澎湃新闻记者问。
“进去肯定要进去,但是后悔出来的晚了,2012年出来最合适,但如果那时出来了,也完不成修成一部志书的愿望。怎么选择都有遗憾。”
为什么一定要进体制,陆步轩也说不准。他有时把原因归结为文人情怀,有时又说是出于对体制的情结。“按我们那个时代,理所当然会进体制。我是国家统招统分的,出来就该给国家干活,这是天经地义的。”
但对陆的说法,陈生并不认同。“我们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代人,总有一种恐惧。”他对澎湃新闻记者说,“你是90后吧?你那代人还是不断好转,但是我们那代,特别是前面十几年,像坐过山车一样,太大的反差。六、七十年代那种政策的变幻感、身边各种人际遇的突变,让这种恐惧进入到我们的骨髓里面去了。”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家取消大学生毕业分配。到陆步轩进入体制的2004年,毕业分配的历史已无回响。“那时中国的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还用统招统分这种东西来解释他对体制的回归……”陈生沉吟了一会,继续说着,“可能他认为是真正原因,实际上不一定是。”
陈生的恐惧表现在对财务的保守,“我现在两家企业有十几亿,没有贷款,这是另外一种恐惧。”
“体制就是给他一个安全感。”在陈生看来,对不确定的恐惧,才是陆步轩回归体制的根本原因。
陆步轩的人生似乎一直处在“不确定”的状态。
在《北大“屠夫”》一书中,陆步轩自述童年留给他的是贫穷、饥饿与灾难,几乎没有欢乐与幸福可言。一位与陆步轩相识的陕西老乡告诉澎湃新闻,“我从小也在农村长大,陆老师写小时候陕西农村生活的艰辛,我深有同感。”
8岁时,陆步轩的母亲在一次去窑洞挖白土时碰上坍塌,等乡亲们将她从泥土之中刨挖出来时已经气绝。寒风天里,她的尸首停放在门前简单搭的一顶破帐篷里。
年幼丧母,让家中负担陡然沉重,也让父亲变得喜怒无常。陆步轩见了父亲便躲开,“唯恐父亲一时不顺心,给自己一巴掌或踹上一脚”。
高中时,陆步轩家破败的老屋倒塌,全家寄住在生产队废弃的饲养室里。父亲的朋友“当民叔”帮陆家盖了新房。
他眼见这位长辈“过山车”般的命运和世态炎凉。地主成分的“当民叔”年轻时常出现在批斗会上,背着双手“交待问题”,人们纷纷与他划清界限;改革开放后,他率先拉起私人建筑队,成为村中首富,许多村民又愿意与他结交了;然而,在“当民叔”患上淋巴肿瘤病危的三十多天里,除至亲至爱之人,无人探望。
“当民叔”弥留之际,陆步轩跟父亲去医院看望,见到他满脸的泪水。
到了陆步轩毕业那年,中国已恢复高考十一载,大学生不再是稀缺的“天之骄子”,往年用人单位涌进学校抢人的情形不复存在。陆步轩被派遣到西安市人事局参加第二次分配,开始了艰难的求职路。
异类
“我是单位里比较异类的人。”接受华商报采访时,陆步轩说。
5个责任编辑中有4个返聘的,只有陆是在职人员。“缺人,没人愿意干这个,太累了。我们那有个75岁的(编辑),今年才离开单位,他干不动了。”
4个同僚在返聘前是各部门的领导,年龄都比陆步轩大。陆步轩平时相处时尊重他们,稿子上则毫不客气。有时候对稿子不满,便动大手术。“其中有两个编辑的稿子我给全部推翻了,重来。”
在区志办,陆步轩仍是我行我素的性子。区里开大会,除了有个人考勤的和涉及专业的会议,陆步轩几乎不去,“我这个工作太忙,领导特批的。”
澎湃新闻试图联系陆步轩的原同事,对方回复说,“不方便,跟他接触不多。”
陈生身上也有异类的基因。澎湃新闻见到陈生时,他正用手机阅读北大校友错河的一首诗。
陈生放下手机,谈起第一次“认识”陆步轩的情形。那是在2003年,让他记住陆步轩的不是媒体的报道,而是在电视上看到时任校长许智宏回答记者的提问。
“你怎么看北大的学生在长安街头卖猪肉?”
“北大学子可以当领导,当科学家、学者,也可以卖猪肉!”
同样的话,许智宏说过不止一次。但陈生感到疑惑,之前校长还比较耐心地解释,但那次许的语气有点不耐烦。后来,陈生当面问起此事。许答,因为每次在公众场合出现都被问同样的问题,而且连续几个月,他就烦了。
“北大的学生有携妻隐居深山27年的学霸,也有在深圳弘法寺当方丈的硕士,更多的当官、做金融、当教授,高大上,也有人在做不一定是主流认可的事,比如卖猪肉。”陈生说,“我并不认为北大学生是同一个模型的。”
1991年,与陆步轩同为北大中文系85届学生的诗人戈麦,自沉于北京西郊万泉河。这年,陆步轩写了一篇关于企业改革的文章发表在机关报,拿了一等奖,领取获奖证书时,他才发现有两人把名字署在自己前面。
陆步轩当即撕毁证书。
“我这个人有一根筋的急性子。”陆步轩说。今年决定辞职后,有人劝他再等三年,工龄达到30年,就可以办理提前退休手续,但他“决定了就一分钟都不想待了。要断了念想,置之死地而后生。”
“陈生说,你们那代人对时代的不确定有一种恐惧。”
“那肯定有啊,但是我相信社会总是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陆步轩《北大“屠夫”》、杨宙《两名北大“屠夫”今何在?一个编地方志一个公司上市身家百亿》)
责任编辑:黄芳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陆步轩 北大屠夫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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