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 | 对美国大选的忧思，应该反全球化吗？

对于美国大选的忧思

本轮美国大选辩论是本周关注的焦点。辩论结束后，很多评论者在媒体上表达了忧思。如马丁·沃尔夫在《金融时报》称，世界正面临一起转折性事件，若特朗普当选总统，将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全球事务中担当核心角色的时代走向终结。

在他看来，把特朗普这样一个不称职的人选上台，将使一种更根本的东西遭到质疑：那就是人们对于美国有能力选出见多识广、能干的领导人的信心。如果特朗普当上总统，民主制度作为文明政治生活组织制度之典范的信誉将损失大半。

如果特朗普获胜，这将是整个世界都要面对的一场政权更迭。比如，应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努力大概将从此不了了之。但是，他成为总统候选人就已表明，美国在全球秩序中的角色可能经历一场转变。这个角色不仅依赖于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依赖于它所代表的价值观。尽管有许多错误，一个法治的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依然明显可见。他认为，希拉里•克林顿是一个不完美的候选人。特朗普则完全是另类。他若成为美国总统，非但不能让美国变得伟大，还可能让世界分崩离析。

菲利普•斯蒂芬斯认为，当前全球秩序——1945年建立并在冷战结束后扩大的自由主义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正在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全球化正在后退。在纽约一场由迪奇雷基金会美国分会组织的会议上，斯蒂芬斯听到美国一位杰出的老年政治家表示，他从不知道有哪段时期，世界同时受到这么多巨变和危机的冲击。

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则在《纽约时报》直斥特朗普，称特朗普的固定把戏就是贬损美国。事实上的确存在问题，也不是每个人都享受到了经济果实，不过，倘若想对美国保持乐观，不妨倒过来——从基层往上看的时候，美国要美好得多。能看到村镇与地区并未等待华盛顿，而是自己团结起来维修基础设施、整顿教育、改善治理。

弗里德曼并不倾慕克林顿所抱有的倾向自由派、主张将权力集中起来的陈旧政治观，但认为她理性负责；她会做好功课，能在工作中成长，甚至还可能重复自己在参议院的做法，与共和党人合作。特朗普则认为缴税的是傻瓜，认为他出现在一亿观众面前的时候不必做准备，无需拿出具体方案，可以用堪比疯大叔的成熟度来谈论严肃议题——还指望能对付过去。纵使他许下变革的诺言，但此人做出的变革，美国无力承受。

应该反全球化吗？

作家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是《资本的神话》一书的作者，近日在Project Syndicate称全球化反对者得逞的话，二战后国际秩序很可能崩溃。

在俄罗斯，反西方团体站在反全球化运动的最前沿。在欧洲，民粹主义政党总是强调它们反对欧洲一体化，右翼常常抨击移民，而左翼宣扬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在拉丁美洲，敌人是各种各样的外国干预。在非洲，部落分裂派反对一切阻挡独立的人。在中东，伊斯兰国带着极大的恶意拒绝现代性——并将矛头指向接受现代性的社会。

尽管存在不同，但这些团体有一个共同点：对国际结构和互通怀有深深的敌意（当然，伊斯兰国这样的杀戮组织和欧洲民粹主义者等人是不同的类型）。它们意欲摧毁的国际秩序让1945年后的经济快速增长，但它们对此毫不在意。它们看到的只有大量僵化的机构和令人难以容忍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性，并将这些现象归咎于全球化。

作者认为这些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世界非常不平等，而社会内部的不平等性在近几十年来也有了显著扩大。但这不是因为国际贸易或人口流动造成的；毕竟，跨境贸易和移民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因此，反全球化运动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向贸易、人员和其他所有一切关闭国界毫无意义。事实上，这样的方针将伤害到几乎所有人，而不仅仅是从全球化市场中获益最多的财富精英。

作者问，是什么助长了不平等性？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思考全球化给富人带来了怎样的回报。

全球化的一个核心是仔细归档必要的知识和法律工具将似乎无用的单一资产（电子部件、合法的生产权利等）组合为复杂的整体（iPhone手机），并获得它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清晰可查的总账忠实地描述了谁控制了什么和哪里，也记录了管理潜在结合的规则——如抵押物、元件、生产者、企业家以及法律和财产权利——它们对于体系的运转至关重要。

问题在于全世界五十亿人被归档到国民总账中的方法并不是有条不紊的。相反，他们的企业家才华和对资产的法律权利记录在各国的分散记录和规则体系中，导致无法在国际上做到可查。

在这样的条件下，大部分人无法有效参与国民经济，更不用说全球经济了。人们无法获得参与制造高价值组合的过程，自然没有机会抓住其中所创造剩余价值。因此，助长全球不平等性的是缺乏整合的归档知识，而不是自由贸易。这也成为作者支持全球化的理由，并寄望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诸多元素得以民主化。

一个用中医解读中国崛起的西方学者

近日《纽约时报》报道了一位西方研究古老的中医疗法的著名权威。作为最早用系统、严肃的方式对待中医的西方学者之一，德国学者文树德认为自己更多地是在研究一种解读中华文明的方式，而不是对现代医学发起一场新世纪运动。

对文树德来说，这种研究包括收集和医学有关的神像。按照计划，这些雕像将是柏林的新博物馆洪堡论坛(Humboldt Forum)的核心展品。正在修建中的该博物馆将展示欧洲以外的文化。文树德还收藏了1100份古代手稿，可以为了解中医在中国平民中的应用情况提供线索。这些手稿包含了逾四万个药方，目前正在进行筛查，以期找到有前景的内容。一家中德合作创业公司已经在研究一些治疗癫痫的药物。

文树德还利用业余时间带领德国政府代表团前往中国，并撰写了多部著作，介绍中医如何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中国会崛起为全球性大国。“如果用两个词形容文树德，那就是严谨和精确，”在太平洋东方医学院圣迭戈分校和纽约州塞尼卡福尔斯的芬格湖群针灸与东方医学院任教的菲尔·加里森(Phil Garrison)说。“但这些品质是一把双刃剑。”

对很多人来说，中医是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工业化、化学品化医学的替代物，但在其他人看来，中医和江湖骗术相差无几，其成功源自心理安慰和民间的偏方。文树德对这两种思维方式均发起了挑战。他刚完成了对中医基础著作《黄帝内经》三个主要部分历时28年的英语翻译工作。译作已由加州大出版社出版。但不同于西方中医学院使用的很多教科书，文树德的著作是严肃翻译艺术的典范。他会避免像“energy”（能量）这种新世纪术语或“pathogen”（病原体）这类熟悉的西医术语，认为这两类词对古代的作者及其世界观不公平。

文树德对晦涩的说法一查到底，并发明了一些前后统一的术语。它们有时候不容易读懂，但却忠实于原文。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的译文是开创性的。这是首次有人用一门西方语言的形式，让人们能够完整地读到成书于2000多年前的中医基础著作。源自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或者盖伦(Galen)的著作有很多评述版，”芝加哥大学研究中国古代宗教和医学典籍的教授唐·哈珀(Don Harper)说。“而保罗在中文典籍领域拿出了可以与之比拟的东西，他是第一个做到这点的人。”

但对西方的许多中医从业者而言，文树德博士是带领他们认识中国典籍的一位不肯妥协的向导。他的书很畅销，不过很多西方人还是宁愿译本更加通俗易懂，使用更熟悉的术语。“他的话吓到了很多人，”既是作家，又是中医师和中医老师的泽夫·罗森贝格(Z’ev Rosenberg)说。“他说你需要接触这些原始资料和术语。”

再有就是功效问题。文树德博士以一种极冷的冷幽默，把中医药比作由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 von Bingen)，也就是中世纪那位基督教术士配的草药药方。他说，如果人们想尝试一下，尽可以去尝试，但不能花纳税人的钱。至于他本人，文树德博士说他从未尝试过中医。

有时候，看到自己研究的这个领域真的成为了替代疗法的一个源头，他似乎有点困惑。他说中医在西方的流行可以追根溯源至冷战时期，确切地说是1971年。那一年，《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詹姆斯·赖斯顿(James Reston)在一篇文章中讲述了他在中国因突发阑尾炎而就医的经历，治疗过程中用到了针灸和艾草。

那时正值基辛格(Kissinger)和尼克松(Nixon)与中国和解之际，是中国重新敞开大门，在未来数十年里与外界沟通交流的开端。中医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这个国家吸引外界的一点。很快，CIA探员奎因就去拜访了文树德博士；一些中医学校也在西方世界办了起来；还涌现出大量关于这种充满异国情调的东方疗愈艺术的书籍和译本。

文树德博士认为，把中医当成一部关于中国人心态的寓言来看会有趣得多。他最有名的一本书讲的是中医思想史，书中称，黄帝等历史人物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观念的体现。2000年前，人们总是把妖魔鬼怪斥为病痛之源，中国的这些著作却把病痛归咎于人的行为或疾病，可以被矫正或治愈。“这是理性的象征，”他说。

文树德博士说，尤其令人惊叹的是，中国人的态度是让个人负起责任，“我命在我不在天”的说法就体现出了这一点。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遭受外界攻击时，这种心态在整个国家层面都有所体现。中国人基本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并通过研究外国思想、推动工业化、建设现代经济来寻求具体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