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教会的上海往事：传教士如何帮助创立孔教会

谈及历史上儒学与政治、社会的关系，陈寅恪认为：“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反观20世纪初，因科举、法律、礼仪及皇权等制度性凭借的次第倒台，儒家思想与纲常伦理顿失所依。这其中，尤以民国元年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签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借行政力量废除学校读经最为仓促，在当时便引起轩然大波。以至于十余年后，积极参与四川孔教活动，为“五老七贤”之一的徐炯更是夸张极言“学部废经而前清亡，教育部废经而民国乱”。

就民初实情而言，确也出现了许多因缺失制度保障而导致的毁孔行为。1912年9月，上海国民公会拟有尊崇孔祀之举，却因为“上海孔庙已破，兵士居住大半践踏”而难以致祭。1913年初，当时全力参与上海孔教会活动的张尔田致信该会负责人陈焕章，其中也说到：“光复伊始，各县圣庙均拨归地方公产。两庑尘封，鞠为茂草，春秋二祭，因焉未修，每过黉宫，辄不胜礼坏乐崩之惧。”此类事件在各地多有发生，而尤以广东钟荣光废孔一案影响最大。钟氏原在晚清加入过保国会，但后来转投基督教。到了民初，他在广东教育司司长任上向中央教育会发出废孔议案，在孔庙办教育，撤去孔子神牌、神像，引起当地士绅公愤声讨，乃至全国影响。自辛亥以后，国内政局、社会处于动荡之中，痛心时局之士往往将世局乱、人心离归因于废孔废经。故而维护孔教、重振儒学的呼声遍于海内，在孔教会之前，仅1912年便有山西宗圣会、山东孔道会等重要的尊孔团体出现。

康有为指示学生陈焕章创办孔教会

鉴于民初的种种乱象和儒学危机，1912年7月底，康有为致书已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回国并移居沪上的学生陈焕章，指示其负责创办孔教会。在信中，康有为首先直斥清民政权更迭使得“礼俗沦亡，教化扫地，非惟一时之革命，实中国五千年政教之尽革”，处于“进无所依，退无所据”的尴尬境地。对于频发的废经毁孔事件，康氏更为痛心疾首，亟欲“立孔教会以振之”。康氏估量当时的办会形势，认为“趁方今旧学士夫诸生遍于全国，及今令人人入会，计必景从”。这是在科举废除未久、儒学士绅尚遍布民间背景下的美好愿景。至于他心中孔教会创办发展的理想模式乃是“先行于瀛（笔者考证应为“沪”字之误），徐推行于各省会，不及半年，人心愤激，必可令各郡县皆有孔会焉”。这两点确实成为后来孔教会主要的会员来源和办会模式。其次，康氏提到可以“援引二三耆旧”，即指点陈焕章可利用他在戊戌年间的旧识，如朱祖谋和沈曾植诸人，作为主要联合策动的人物。除各种指点之外，康氏还允诺为陈焕章筹办资金和印发宣传品的设备等。

到了1912年9月，康有为又二度撰写《孔教会序》。文中，康氏痛惜民国种种废孔乱象，并鉴于“日本近者广厉儒学，崇祀孔子，况吾宗邦而自弃之”，故本不必立会之中国，而今亟须注册“教籍”以为自立。以上种种，均可见陈焕章虽为直接筹备人，但康氏在孔教会发起时的作用和地位更为重要。陈焕章自回国后，先已遵母命欲专务于孔教，于1912年3月从广东移居上海，到大成节那天，孔教会正式创立。初办时，康虽不在上海，陈焕章也遥尊其为会长。康有为在1913年致信孔教会也再次提及创会之事：“去岁夏，际亘古未有之变，俎豆废祀，弦诵绝声，大惊深忧，乃草序例寄门人麦孟华、陈焕章，令开会沪上。”

居中主持者沈曾植

研究孔教会的历史，陈焕章的《孔教论》是必会提到的，在这本册子所载《孔教会开办简章》的末页附有孔教会发起人名单，共十三人，其中清遗民居多，如沈曾植、朱祖谋、王人文、梁鼎芬、陈三立、姚文栋、姚丙然诸人。因此，需要细究十三位发起人尤其是占多数的清遗民群体如何具体参与孔教会发起事务，才能明了其中的来龙去脉。

辛亥革命后，上海与京津、青岛等地同为清遗民聚集之地，其租界更成为遗老们的安身之所。陈焕章到沪后，与众多遗老有过接触。1916年陈氏为追悼孔教会发起人之一的姚丙然作纪念文，曾回顾民初孔教会发起情形：“及壬子之春，旅居上海，亲见乎群言淆乱，孔教陵夷，废孔毁教之声，弥漫全国，乃欲赓续旧贯，为孔教会之组织，首谋嘉兴沈乙盦（曾植）先生，乙老非常嘉许，允为居中主持。焕章乃四出奔走。”在1913年《孔教会杂志》创刊号中也有过相同记载：“本会之发生始于去年春间，沈君乙盦（曾植）实主其事，发起诸人开谈话会于沈宅者屡矣。”这两则记载提供了极为有用的信息：首先，发起孔教会的准备开始于1912年春季，与前言陈焕章三月到上海时间极为接近，可见陈氏一到上海，办教的目的就十分明确。第二，沈曾植实为主持，沈宅是讨论的主要地点，沈本人在发起人中也列于首位。故在康有为筹谋之前，上海实已有准备发起孔教会的举动。康有为提到的可与以沈曾植、朱祖谋为首的二三耆旧联络，陈焕章也早已照办。在孔教会办会之初，上海事务所的接待活动也多由沈曾植出面主持。如当时山东青岛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来沪访问，孔教会刊物曾专门记载此事。在该记载中，提到《孔教论》与《孔教会杂志》同作为孔教会重要赠品赠予卫礼贤，而该书实在沈曾植帮助下出版，用以在孔教会创会之初作宣扬孔教之用。更为要者，因沈曾植在遗民中的地位极高，其作为孔教会成立之初的头面人物，也能拉拢诸多遗老参与其中。辛亥革命后，沈氏避地沪上，旅沪遗老多集会沈宅以图收拾时局大计。在此期间，如陈三立、梁鼎芬、朱祖谋等人便多在会中，议论政事，诗词集社。

清遗民对于胜朝的忠守追念往往体现在对民初政治和社会的批评，而批评的理由多归结于孔教废弛，伦常丧亡。沈曾植致信梁鼎芬亦言“此事（孔教会）情形竟有抱残之感”，同时梁氏也致信曾在湖广共事的马贞榆称：“天有日月，人有孔子，孔教废，日月亦可废乎？”同为发起人的陈三立“深有慨于改革以来，孔教废弃，学术沦丧，冀复彰明之，以维持世教世”，故辛亥革命后与马其昶题诗言：“狂氛荡阊阖，人极掊且殆。”故诸人参与发起孔教会，也是在政治和文化上抵斥与排拒民国。

发起多个尊孔社团的姚文栋

遗老参与孔教会发起，实不止以沈曾植为中心串联的一群，还有早有以组织结社的形式在上海进行活动的一类，而这些组织和人员都为孔教会在上海的创立、初期活动、分支机构设置等等做着现实而可观的贡献。

1912年6月9日，姚文栋、李伯埙等人成立了中华国民公会上海支部。姚不久后即参与发起孔教会，他在晚清作为外交官和边疆地理学家颇具名声，清末已回籍在嘉定南翔定居。据　《申报》记载，该国民公会是“援照苏省成法”，故称为上海支部。而开成立大会时，到者四百余人，姚文栋当选为会长。到9月14日，国民公会组织较为成熟后，因“慨念民国成立以来，礼教沦亡，人心愈坏”，同时鉴于辛亥革命中，上海文庙被破坏，且遭士兵践踏占领，故呈文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在呈文总统同时，国民公会尚拟开讨论会，讨论修葺孔庙，组织礼教宣讲团等事。

一周之后，国民公会会长姚文栋等又在城隍庙牛痘局内事务召集会议，当时“邀请各团体及英美博士梅殿华、李佳白、李提摩太诸君，并南洋公学监学唐蔚芝（唐文治）君等，研究尊崇孔祀，昌明礼教问题。”这次会议中，陈焕章也应邀参加，而当时已接到袁世凯通令昌明礼教，引起与会者热烈反响。据陈焕章几年后的回忆，他与姚文栋早在美国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所办的尚贤堂结识，并联络办会事宜。这次会议公推商会总董陈作霖为主席，陈也即孔教会发起人之一。此会已距孔教会成立大会不远，故不啻为孔教会的前导。除了国民公会上海支部外，姚文栋还于1912年与云南黎炳南、山东陈治镐，邀各教同人王人文、沈曾植、陈焕章、李提摩太等人，在上海发起过世界宗教会等组织。

因而可说，姚文栋在孔教会的发起中所起的作用更为具体而实际，其所创社团在人脉上也与孔教会多有重合。又因他本为上海人，故能联络地方绅士和政教两界精英。在孔教会成立之日，姚文栋与姚丙然、李宝沅、麦孟华、陈焕章，被推为干事员。故而也有后人记述：“辛、壬已还，废孔之议汹汹朝野，学术风气壤乱益甚。上海姚东木先生文栋，冒当世不韪，首创孔教会，力持尊圣读经之说。梁节庵（鼎芬）、沈子培（曾植）、朱彊村（祖谋）诸遗老附和之，东南士大夫稍稍响应”，直将姚文栋视为孔教会的主创者。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与他的尚贤堂

前文提到姚文栋与陈焕章结识，乃是由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创办的尚贤堂促成，从此开始联络办会事宜。而李佳白与尚贤堂在近代中国，特别是清末民初的政治、文化变动中有其特殊地位。李佳白在中国共达45年之久，给人的形象是一位一手握圣经，一手握四书的传教士，深谙儒家文化。甲午战争后，李佳白更与李提摩太等殷切关注中国，并与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交往密切。在清末最后十余年中，李佳白多次往返中美，为其传教事业募捐。最后一次是1910年，不久后辛亥革命爆发，当时李氏刚回到上海。而之前1897年李氏曾创办于北京的尚贤堂，经义和团运动毁坏，已于1903年迁移至上海租界。在1906年重新刊印的《尚贤堂章程》中，李佳白自问自答叙述尚贤堂的缘起：“此堂之设正欲使中国风气大开，上行下效，转移教化，于此权舆，且欲使辑和中外，绥靖民教。”实则该堂并非只是一个基督教会堂，在李氏主持下，其中一个重要工作便是以尚贤堂为基地，沟通儒学与耶教，推动中西文化交流。

陈焕章是在留学纽约时认识的李佳白，1912年到上海后，多次应邀前往尚贤堂讲演孔教。他曾回忆自己为创办孔教会，“乃四出奔走，联络中外人士，一日偶至尚贤堂访李博士，谈及立孔教会之意，博士极端赞成，即预约焕章于七月二十日及二十七日在尚贤堂演说孔教，树厥先声，以为大成节开成立大会之预备。其演题为《论孔教是一宗教》及《论中国今日当昌明孔教》，皆博士所拟者也。届期，焕携稿往读，而座中多知名之士，先生（姚丙然）及上海姚东木（文栋）先生，均于此时相识。时壬子七月二十日也，而孔教会之发轫基于是矣。”故可称尚贤堂是沈宅之外，另一孔教会发起创会时的枢纽。

与陈焕章同分其劳的姚丙然

另外，同为孔教会发起人的姚丙然同李佳白与尚贤堂的关系更为特殊。姚氏在尚贤堂南迁上海时参与创堂并担任教科。姚氏自晚清因在山东学政任上的风潮而落职，此后便在尚贤堂任主讲，“颇自负扶翼孔教”。据记载，尚贤堂中“尤以姚菊坡君之孔教演说词为精揅透辟”。在孔教会成立之后，姚丙然与姚文栋、陈焕章等同为干事之一，当时虽陈焕章主其事，但会中文告等事尤以姚丙然出力最多。孔教会成立后报部立案的公呈，即公推由姚氏起草。而孔教会初开于上海时，事务所中仅有陈焕章一人办事，“一切精粗巨细之事，乃至各种贱役，亦须躬自为之”，实难统筹兼顾。故陈氏回忆中称：“先生（姚丙然）每至会所，必问有何待办之事，或两人合拟一稿，而先生操笔削之权；或各办各稿，而互相讨论。”而时届1913年春，姚氏又先后“在苏杭两处，设立支部，以为江浙两省各支会之枢纽”，姚氏往来于苏杭沪三处，总理其事。故当时上海总会虽有五干事之名，但因姚文栋多乡居于上海南翔，而亲自参与会务琐事，与陈焕章同分其劳的，惟有姚丙然一人而已。故姚文栋也曾回忆道：“会既成立，公举经理五人，先生（姚丙然）与余并首列，公呈报部立案，出先生手笔。先生旋回浙分立浙支部，予亦立苏支部，先生自以居苏郡久，于苏支部赞助尤力，未尝分畛域。”可知姚丙然亦于孔教会初创前后出力尤多。

而姚氏在江浙沪三地创立孔教会支、分会，也值得一说。首先是苏州支会，姚丙然“以吴中乃人文渊薮，支会之设，刻不容缓”，故于1912年回苏组织设立事务所于苏城北张家巷。其次是杭州支会，该会最早是由姚丙然与其弟姚丙勋共同筹备，成立后更是利用时任浙江都督朱瑞同情支持孔教会之便开展尊孔活动。可以说姚氏是将孔教会由上海向周边扩大影响的有力推动者。故总体而言，孔教会创办之初五干事中，陈焕章、姚文栋、姚丙然三人实为主脑。

从上海迁至北京

孔教会在上海创立之后，迅速产生发酵作用。因其简章中有“支会分会”一条：“本会于国内各县皆设支会，各市镇皆设分会，于外洋各埠亦设支会分会，其重要地点或合若干支会特设一支会联合部。”因此各地纷纷有支会、分会创办，仅在上海本地（以今日上海辖区而言）的支会便有上海、松江、青浦、嘉定、宝山、南汇等数处。

但毕竟1912年初，临时政府北移，政治中心早已转到北京。而孔教会成立之初，在《孔教会开办简章》中已言明：“本会暂设总会于上海……将来或迁于首都。”同时伴随的是1912年3月任临时大总统后的袁世凯先后颁布了一系列保守孔教的通令文告，一反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废孔废经论调，如1913年6月22日颁布《尊崇孔祀令》、1913年11月26日颁布《尊孔典礼令》、1914年2月7日颁布《规复祭孔令》、1914年2月20日颁布《崇圣典例令》等等。如《尊崇孔祀令》云：“近自国体改革，缔造共和，或谓孔子言制大一统，而辨等威，疑其说与今之平等自由不合，浅妄者流，至悍然倡为废祀之说，此不独无以识孔学之精微，即于平等自由之真相亦未有当也。”故通过“国务院通电各省，征集多数国民祀孔意见”，当时因未收齐回复，但通令称：“俟各省一律议复到京，即查照民国体制，根据古义，将祀孔子典礼，折衷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久远。”因此在孔教会看来，尊孔氛围相较于民国肇始时，已渐趋有利。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开幕，到6月底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在此之后，该委员会便开始制定民国第一部宪法。当日宪法起草，分为大纲和条文两部分。大纲十二条草拟后，于1913年8月2日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开议，到9月23日第二十一次会议议毕。但在9月23日这次会议中，除了大纲之外，尚有经表决应列入议题者，其中就包含孔教问题，是为孔教定为国教案之发轫。故在此形势下，1913年6月底，陈焕章便北上到京，当时孔教会已有请定国教的计划，并“决定在太仆寺街衍圣公府内设立本会事务所”，而在京的活动主要便是联络“一国之彦”，请定孔教为国教，开始自觉卷入到民初政治的漩涡之中。

到同年10月，在《孔教会杂志》的通告中，还可看到北京总会虽已成立，但事务尚南北分治，上海仍专门负责《杂志》的编辑出版。不过到了12月12日，孔教总会曲阜事务所又宣告成立，在该事务所开幕通告文中已经明言当年大成节时即定“将总会移至北京”。此后上海事务所地位下降，虽名义上与北京、曲阜并为主要事务所之一，但北京为国教运动之中心，而曲阜则为孔教大会举办之所，在实际上均以北方二所为重。而孔教会在上海发起的史事，也渐渐成为该会的一段“前史”，为人淡忘。

（本文原载于9月30日的《文汇学人》，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原标题为《被淡忘的孔教会上海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