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晴隆46岁病逝县委书记姜仕坤：坐在农民当中看不出是官

明代武举邓子龙花甲之年受命兵驻安南卫时，在安南城外“莫忙亭”题联曰：“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一杯茶去；因公苦，因私苦，苦中作乐，再上四两酒来。”

“绝顶现孤城”之安南，便是有“三月未曾晴”之称的晴隆。

400多年后，一位“坐在农民当中看不出是官”的县委书记，时常捂着疼痛的胸口、瘸着痛风的双脚，“踏破青山路一条”，大步奔走在晴隆山间的脱贫攻坚路途上。“从放牛娃成长为县委书记”，病痛却悄然夺走他46岁的壮年之躯。他生时的“名利公私”，已然成为晴隆这个国家级贫困县一段悲怆的历史回响。

他念兹在兹的二十四道拐旅游开发，已经声名鹊起，惠及一方百姓。2016年深秋，晴隆山下，二十四道拐旁熊熊燃烧的篝火，是晴隆百姓的节日狂欢，更是在纪念这位在晴隆耕耘六载的“农民县委书记”。

姜仕坤，原晴隆县县委书记，因心脏病突发，生命止于2016年4月12日。

雄奇的晴隆山顶，从此再无姜仕坤的身影。

“去买口锅回来，先把年过了”

脱贫攻坚，这个时代重任，时刻考验着贵州各级党员干部。贵州400多万尚未摆脱贫困的百姓，全面小康的路在何方？哪些人能带好这条路？

在贫困的晴隆县，姜仕坤面临的严峻现实是，30余万人口中，接近三分之一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对于“山高、坡陡、谷深”且产业基础薄弱的晴隆而言，要在2018年实现所有贫困乡镇全部“摘帽”、贫困村全部出列、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实现同步全面小康，谈何容易！

说晴隆是贵州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显然所言非虚。因此，在晴隆做县委书记，必须具备“巨大勇气和情怀”。

这种“勇气和情怀”，蕴含着夜不能寐的艰辛。在晴隆县委三楼一间大约15平方米的办公室，姜仕坤经常在此烧姜开水泡脚，熬夜苦思发展之策。

人非钢铁之躯。在同事面前，姜仕坤曾吐露过到晴隆工作后的感受：“非常累！”

初到晴隆的姜仕坤，似乎收到当地干部群众给出的两份“见面礼”：惰性与贫困。

特别是轰动一时的“晴隆黄金案”过后，因官商勾结的腐败窝案影响，消极情绪蔓延，晴隆很多干部思发展、谋出路的精气神很差。刚到晴隆工作不久，看到如此情景，心急如焚，姜仕坤私下对同事说了四个字：“真的想哭”。

在领导干部面前，姜仕坤是条硬汉，“想哭”但不会哭。但在群众面前，姜仕坤确实哭过。

据晴隆县委副书记王琴回忆，2010年春节前，姜仕坤被任命为晴隆县代理县长。在大田乡董箐村调研时，所走访人家基本都是家徒四壁，在最后一家时，看到屋子里除了显眼的半边锅，再没像样的家什，姜仕坤流泪了。含着泪，他从裤兜里摸出两百元钱，递给主人，轻轻地说：“去买口锅回来，先把年过了……”

同样在董箐村，皮肤黝黑、身材瘦小的农村妇女陶金翠，与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的丈夫，育有三个儿女，其中一个天生智力低下。“家里五六个人，吃穿都是我一个人管。人家吃白米饭，我们吃苞谷面。”一说起自家的境况，陶金翠泣不成声。

一栋大约50平方米的简陋瓦房，已经维修过多次，昏暗的屋子里，吃饭睡觉同处一室，牛圈与堂屋右侧的住屋相连，这便是陶金翠的家。

不久前，姜仕坤遍访贫困户，访到陶金翠家。见到一贫如洗的这家人，姜仕坤甚为震惊。他问瘦小的陶金翠，“你会做点什么活路？会不会养猪？”陶金翠说“会”。

后来，姜仕坤协调了扶贫资金，自己也掏了些钱，给陶金翠家买了一头母猪和一头小牛。母猪下崽，卖了3000块钱，这足以让陶金翠一家欣喜。

在精准扶贫中，陶金翠家获得了一万多元的房屋修缮款，她们自己也去借了点钱，在老屋的旁边修起了一座小平房，共花了四五万元。

不善言辞的陶金翠，说起这些事儿，点头说“姜书记对我们百姓好！”

姜仕坤清楚，在晴隆，这样的人家，肯定不是少数。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姜仕坤常常陷入沉思。

“在这种基础上发展产业、搞扶贫，相当困难。”王琴回忆说，姜仕坤常常感叹：“脱贫攻坚，我们任重道远啊！”

“像个兽医”

6年后的今天，从晴隆县城前往董箐村，虽然已经全程沥青路，直接通达农户家，但道路依然崎岖。好在村民恋故土，对这一方山水不离不弃，哪怕路途遥远，也要绝地逢生。

曾经的董箐村几乎“与世隔绝”。村委会副主任李安珍，1989年嫁到这里，当时“看到种什么庄稼都难，一年种只够半年吃，一年只赶两次场，年头一次，年尾一次，这日子怎么过？想想就哭”。

李安珍养过猪、养过牛，但是养殖周期太长，赚不了什么钱。

2011年底，李安珍觉得董箐这个地方适合养羊。她是一个经常读书看报的人，有股闯劲，就带着乡亲一起养羊。来年冬天，她们的羊被冻死许多，损失惨重，李安珍灰心了，准备放弃，便四处打听哪里需要她这样的工人，打算进城打工。

跟着李安珍养羊的邻居们一听说她要走，就找到她，说“你喊我们养羊，你走了我们怎么办”。李安珍进退两难。

这个时候的李安珍，似乎明白了刚开始准备养羊时丈夫的劝诫：“你带头养羊，自己能不能养好还不好说，怕会让大家越养越穷。”

正在此时，村里来了一个人。按李安珍的说法，这个人“像个兽医”，总往羊圈里钻、往羊群中站，羊身上多脏都能用手去摸，还问了李安珍给羊驱虫、免疫之类的一些兽医问题。

“像个兽医”的人问：“养羊有什么困难？”

李安珍回答说：“羊总是生病，损失太大。”

李安珍说不想养羊了，要去城里找工作。“兽医”说你不要放弃，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想办法。

没过多久，这个“兽医”又来了。李安珍说这个地方发展太慢，还是想出去打工。于是，“兽医”给李安珍算起了经济账，认为她在家养羊还是比进城打工划算。

直到第三次来，李安珍才知道这个“兽医”是县委书记姜仕坤。

第三次来时，他问李安珍：“你的羊卖了没有？”

李安珍说：“没有卖。”

姜仕坤问：“为什么没卖？”

李安珍说：“人家不要。”

姜仕坤问：“人家为什么会不要？”

李安珍说：“我也不知道。”

聊着聊着，姜仕坤来到羊群边，说：“我知道了，你们的羊个头太小，不达标。”

李安珍更没了信心，说“还是去打工”。

姜仕坤知道，在这个小山村，李安珍是个文化人，她走了，养羊脱贫的事情就会半途而废。见李安珍坚持要进城打工，极少生气的姜仕坤急了，用手指着她，大声说：“你不能走！”

缓过神来的姜仕坤，对李安珍说：“你要坚持，要有毅力，你是养羊的带头人、实践者，你走了其他人心里也没底了。有什么问题我们帮助解决，你放心带领大家养羊。”

李安珍很珍惜与姜仕坤这位“像个兽医”的县委书记之间的情谊。如今谈起姜仕坤，李安珍常会呜咽，于是会抬头看看天，待情绪稳定后继续讲述她和县委书记之间的故事。

李安珍说，姜仕坤知道山上哪些中草药能治羊的什么病。姜仕坤所讲的那些“秘方”，她都会记录下来。

“我会按照姜书记的愿望，把羊养好！”李安珍说。

如今，“晴隆羊”已经成为当地重要的产业之一。

把姜仕坤当成“兽医”，其实也正确。

2012年、2013年，晴隆的冬天很冷。姜仕坤很关心养羊户如何让羊群过冬，总有人反映说羊被冻死了。姜仕坤通过走访发现，羊不是被冻死的，而是被饿死的。

回来后，就召集全县乡镇干部开会，自己就像一个技术人员，在台上给大家“上课”，让大家备足羊群过冬的草料，随时注意羊的消化情况。

养羊是姜仕坤的大事业。在姜仕坤的茶几上，摆着一本《羊生产学》。

在扶贫领域著名的“晴隆模式”，便是以养羊为主要途径的脱贫致富之路。“晴隆模式”起初是一种较为粗放的养殖模式，晴隆县草地中心与农户“产权共享，利润分成”。姜仕坤经过与农户、企业负责人、政府职能部门进行广泛沟通后，认为只有把产权完全下放给农户，才能激发更大的养殖积极性。

于是，便有了现在“晴隆模式升级版”。其主要内涵有二：一是农户拥有完全产权，县草地中心只提供服务，二是加大技术投入，繁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晴隆羊”。

晴隆县县长查世海说，在晴隆的许多地方，除了种草养羊，没有别的更好出路，“姜仕坤书记对这个问题思考颇多，思路也比较成熟”。

“晴隆羊，领头羊。”在沙子镇三合村，“晴隆羊繁育中心”规模甚大，从门前向外望去，养羊的皇竹草郁郁葱葱。

附近村民蒋丽一家四口，以前住的是破瓦房，家庭年均收入只有5000元左右，是晴隆县精准脱贫帮扶对象。而今靠种植皇竹草，每亩可收入四五千元，另外还种植薏仁米，一年收入三四万元。蒋丽一家逐渐接近了“产业脱贫”目标。

“晴隆羊繁育中心”是姜仕坤倾注大量心血的地方，中心工作人员都说，“姜书记是半个羊专家”，经常在此与工作人员探讨技术问题。姜仕坤希望从这里牵出去的“晴隆羊”，能为贫困百姓闯出一条长久的致富之路。

“二十四道拐”为引领的文化资源，让晴隆也走上了旅游发展的道路。

“把二十四道拐推出去”

按姜仕坤的设想，晴隆要想尽早实现脱贫目标，旅游产业必须搞起来。

“贫困县搞旅游，困难非常大。”姜仕坤很清楚自己面临的各种障碍和困境，其中包括本县干部的反对意见。

姜仕坤没有因为有领导干部反对大搞旅游业而拍桌子。他以一贯内敛的性格，开始谋划如何用一个“切实有效的活动来统一思想”。

不止一次，姜仕坤站在晴隆山顶，注视着二十四道拐；也不止在一次会议上，强调“要站在更高层面，把二十四道拐推出去”。

作为二战期间滇缅公路的关键路段，晴隆二十四道拐早已名扬天下。但这段“历史的弯道”，很久以来并未对当地百姓的生活质量提升产生实质性影响。姜仕坤认定，二十四道拐景点必须深度开发，“旅游业是老百姓脱贫致富的主攻方向”。

晴隆县委常委、副县长付明勇说，在旅游业培育上，姜仕坤真是“费尽心机、想尽办法”。

为了研究二十四道拐的旅游推广，姜仕坤对其了解可谓细致入微。在一次旅游分析会上，他向参会领导干部提问：“你们有谁知道‘美军墙’‘公鸡坟’分别在第几拐？”这个提问难住了几乎所有参会者，仅一位参会干部正确答出。

曾引起广泛关注的电视剧《二十四道拐》，背后的“主推手”就是姜仕坤。他希望《二十四道拐》能够“让更多人更长久地记住晴隆抗战史，更有效地传承、传播晴隆历史文化，为旅游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姜仕坤的目标，是把以二十四道拐为引领的文化资源，塑造成“国际化”旅游品牌，把二十四道拐打造为“二战遗址公园”。了解姜仕坤的同事说，这是他的“大手笔”。

而今，根据姜仕坤的设想，在晴隆山顶，一座集历史文化展示、体验、观景等功能为一体的观光台迎风而起。山下，“史迪威小镇”的异域风格甚是夺目，在此举办的汽车拉力赛以及各种民族文化活动，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者。

2015年国庆节，二十四道拐车流如织、游人爆满。付明勇在现场拍照发给姜仕坤，姜仕坤回复说：“只要把晴隆旅游搞起来，再苦再累也值得。”

2016年五一小长假期，晴隆24道拐景区接待游客16.7万人次，国庆节期间，二十四道拐景区接待游客22万人次。

负责二十四道拐景区开发运营的巅峰集团副总经理陈永益回忆，姜仕坤曾对他讲，二十四道拐景区开发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在他这个县委书记面前解决。“晴隆的旅游，没有姜仕坤的努力，不可能‘一夜成名’。”

发展旅游业，城市必须整洁干净，这是形象问题。姜仕坤刚到晴隆时，便找到县城建局局长姜文新“开小会”。姜仕坤说，现在这个晴隆县城又乱又脏又小，要下决心把城市建设搞起来。

在晴隆县委县政府的院子里，找不到一间能够容纳二三百人的会议室，为了与数量众多的拆迁户商讨拆迁安置事宜，最后在县武装部食堂里，临时布置了会场，会场没有布置主席台，姜仕坤坐在人群中，和大家慢慢商讨各种细节问题。

让姜文新记忆犹新的是，姜仕坤要求拆迁安置方案必须让群众满意，要让拆迁户拆迁后不负债，否则拆迁方案不予批准，“他把自己当成一名拆迁户了”。

初到晴隆的姜仕坤，誓言“五年之内要让晴隆城市面貌打个翻身仗”。而今，姜仕坤的誓言基本变成现实。尽管县城街道依然较窄，但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一座新城正在建设当中，拔地而起的新高楼，昭示着这个山区小县城未来的方向。

离新城不远的地方，晴隆“民族风情街”初见雏形。这里的商户，大多都是附近村庄的拆迁户。李国良是附近五里村农民，通过土地置换，他得到了“民族风情街”黄金地段大约150平方米的一块地，盖起了三层小洋楼。

李国良是最早在“民族风情街”建房子的拆迁户，而今，他们三兄弟都搬进来了，都成了城里人，房子紧紧挨着。他们的房子，都经过统一规划，门面用于出租，预计每年可收入租金将近3万元，等这个地方的旅游业发展起来了，租金还有上涨空间。

姜仕坤曾经讲过，晴隆必须围绕二十四道拐“玩车子”、围绕“晴隆模式”养羊子、围绕茶马古道玩茶子。道理不深奥，却是姜仕坤在晴隆6年的思考所得，对亟需创新发展思路的晴隆来说，“三个围绕”弥足珍贵。

做产业，“一定要对得起老百姓”

长流乡，晴隆县最偏远的乡镇，离晴隆县城100多公里。早前，这里的干部“只需要维护社会稳定，谈不上有什么发展思路”。

长流一位乡干部，十年没去过晴隆县城。在这里，“一年能见到三位处级干部，就已经很幸运了”。人们常说，长流的干部，“从星期一睡到星期五就行”。

太偏远太穷，很多干部不愿去。

晴隆县委办副主任李秀松是姜仕坤的得力助手。姜仕坤希望李秀松去长流，把长流从贫困泥潭中拉出来。

对那个“很多干部把惰性当常态”的地方，李秀松当初也不情愿去。带着几分忧虑，他还是把这个责任顶了起来，调任长流乡党委书记。

既然来了，就不能辜负组织的重托，不能让姜书记失望。李秀松记住了姜仕坤的嘱咐：只要把干部激情点燃了，就有信心打一场脱贫翻身仗。

姜仕坤并没有把长流的事情丢给李秀松就不管了。为了鼓舞长流干部群众的士气，只要在工作上有亮点，姜仕坤就会在各种场合给予表扬。

“我知道姜书记的良苦用心，他希望长流不要再被当成可有可无的地方。”李秀松说。

脱贫需要产业，这是李秀松关心的问题，更是姜仕坤时刻不忘的事情。“我也是农民的儿子，我们做产业，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老百姓，不能搞空架子。”姜仕坤总是站在农民的角度思考问题。

贫困户家里几口人、养一头牛与养一只羊、牛羊吃的草量有多大差别、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有多大，姜仕坤都细细掌握。

李秀松说，在姜仕坤口中，“没有大而不当的大套话、大道理，都是如何谋发展的大实话、方法论”。他常常要忍着痛风引发的剧痛，步行一两个小时，进村走访调研。

因为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姜仕坤也算见多识广，对一些骗取政府资金和农民钱财的的所谓“产业”十分警惕。在听说长流乡要与一位“大老板”联合大规模种植辣木后，姜仕坤仔细询问了相关情况，并提醒李秀松，一定要搞清楚这个“老板”的意图，搞清楚他仅仅是来出售苗木的，还是真心实意谋产业长远发展的，不要让老百姓失望，对党和政府失去信心。

“这种决策方式，来源于姜书记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他知道有很多所谓老板，就是想短期利益，拿到钱就走了。”李秀松说。

李秀松说，在脱贫攻坚中，姜仕坤不盲目、不跟风。姜仕坤经常晚上打电话给李秀松，商讨决策的科学性、是否可落地以及老百姓能否从中获得实际利益。

因为在2015年度晴隆县对乡镇第三、四季度党建约谈考评中，长流乡综合排名连续位列乡镇最后一名。刚到长流不久的李秀松，没有因为是“从县委办下到乡镇”就得到偏袒，被责令在全县干部大会上作表态发言，要把长流的工作抓上去。

“如果不给老百姓办点实事，将来你会后悔的。”姜仕坤对李秀松说。

这也是姜仕坤对全县干部的要求。在一次全县组织工作会议上，姜仕坤说：“干部干部就是要先干一步，干部只有干事，人生才有价值。而现在我们有的干部存在懒散慢浮拖等消极应付的思想，这就错过了干事创业的最好时机，如果再过十年二十年那时都快退休了，想干事都没有机会了。”

姜仕坤考虑到晴隆干部多年来地处偏远深山，思想观念、视野等容易受阻，2015年，分2批组派干部到清华大学和苏州干部培训基地学习。

“我这几天确实太累了”

在姜仕坤的日常工作中，扶贫是一以贯之的关键词。他生长在农村，长期工作在基层，很清楚底层百姓的所思所虑，在他内心深处，帮助老百姓脱贫致富，是一份真诚的责任。

“不把老百姓的事情放在心上，就不会有强烈的责任感，就不能在其位谋其政。实际上家里已经习惯了姜书记经常不回家。千千万万的基层干部都在这样干。姜仕坤同志是基层干部的一个缩影。”查世海动情地说。

2012年刚任县长时，有一次姜仕坤去花贡镇大寨村调研，行至途中，天降大雨，道路泥泞，车上不了山。姜仕坤下车挽起裤管就往前走。因为他个子大，步子迈得也大，随行同事总是跟不上他。

跟他一起下乡的年轻干部，经常累得气喘吁吁。姜仕坤说：“年轻人，加强锻炼啊！”

姜仕坤患有比较严重的痛风，常常疼得走不稳路。晴隆肥姑素盐菜厂总经理王世莉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她去与姜仕坤商讨特惠贷的事情，发现姜仕坤走路一瘸一拐，就问：“书记，你怎么了？”姜仕坤若无其事地说：“哎，痛风犯了，没办法。”

正是对工作的尽职尽责，以及对自己身体这样的“若无其事”，让王世莉越发对姜仕坤敬重有加。

王世莉的工厂厂房刚开始建造时，姜仕坤看了施工现场，就问：“王世莉，你很有钱啊？”王世莉说“没有”，“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建？”姜仕坤问。

刚从黔西南州建设局调任晴隆的姜仕坤，一眼就看出王世莉工厂厂房从设计到施工都存在极大浪费的问题。姜仕坤认为做企业，钱还是应该用在刀刃上。他并非只说说，而是迅速找来两位专家，为王世莉的工厂重新设计施工方案。仅此一项，就为王世莉的企业节约成本300多万元。

“我们作为草根企业，没有多少钱去投资，政府的扶持很重要。姜书记为我的工厂付出了很多心血。”王世莉说，姜仕坤很严肃地告诉她：“你要去闯市场，市场起来了，我的群众脱贫才有希望。”

姜仕坤说：“王世莉，我告诉你，我扶植的不是你，是你背后的那些老百姓。”

而今，王世莉的盐菜厂已带动400多户贫困户就业增收。

姜仕坤在开会时，时常会显得非常疲惫，扛不住了就捂着胸口进到洗手间。一同开会的其他同事问他有什么不舒服，他说“没事儿，洗洗就好了”。

2016年4月9日，付明勇和姜仕坤一道，与一个旅游策划团队商讨方案。姜仕坤在会上表现出明显的倦意。散会后，付明勇问：“书记，你是对这个方案不满意，还是身体不舒服？”

姜仕坤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病情的恶化。他没有正面回答付明勇，只说：“明勇，我这几天确实太累了！”

没想到，这一次，竟成为付明勇与姜仕坤的最后一次会面对话。

晴隆县委常委、县人武部政委崔战鹏说，晴隆县没有民兵训练基地，他想找一块30亩的地，把这个基地建起来。2016年县“两会”结束后，他向姜仕坤请假回家探亲，姜仕坤说：“你回来后，我们去看民兵训练基地那块地，我已经看好了。”但是在崔战鹏休假快要结束时，便接到姜仕坤去世的噩耗。

“这块地在哪里？只有姜书记知道，他把这个秘密也带走了。”崔战鹏说，他失去了一位“好书记、好班长、好兄长”。

内敛、温和的姜仕坤，会给同事推荐电视剧《北平无战事》，说其中的道理对公务员很有价值；也会推荐身边工作人员读读《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因为痛风，他会和患有相同疾病的同事分享治疗心得。

“哥哥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骨肉连心。谈起哥哥，弟弟姜仕学忍不住流泪。

姜仕坤要到晴隆工作前，叫来在黔西南州公安局工作的弟弟姜仕学。兄弟俩在家一起吃饭，姜仕坤边吃边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喊你来吃饭不？”姜仕学明白，哥哥的意思，是让他这个做弟弟的要保持平常心，不要因为哥哥工作变动有什么想法。

这顿饭，让姜仕学铭记在心。哥哥在晴隆工作期间，他很少来晴隆，直到来为哥哥料理后事，才逐渐认识一些人。

“哥哥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普通到我看不到一点县长县委书记的影子，他只是一位兄长，他的所作所为，也很普通，大家给了他这么高的赞誉，是我们这个家庭的荣耀。”姜仕学说。

姜仕坤的母亲身体不好，但还在地里干农活。姜仕坤经常劝她“不要那么辛苦了”！

“但奶奶说，我现在还可以做得，种点庄稼，养点鸡，喂点猪，有点收入，也可以减轻你的负担。”在姜仕坤女儿田姗灵记忆里，常常是“父亲劝说不动奶奶，只好顺应奶奶”。

田姗灵清楚地记得父亲与奶奶的最后一次通话：“4月10日下午，父亲再次拨打奶奶的电话，劝说奶奶少种点庄稼，并告诉奶奶，他要到广州出差，但想不到的是，这竟然成了他与奶奶最后的通话！”

在田姗灵眼里，父亲姜仕坤“是一个有孝心的人，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人，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是一个敢于担当的人”。

据田姗灵回忆，2014年5月，她爷爷身体出了状况，医生建议必须做手术，但爷爷害怕上手术台，不答应做手术，迫不得已，姜仕坤只有在安排好工作后利用周末前往昆明去动员爷爷动手术。

“后来，我听妈妈说起她到晴隆等爸爸一起前往昆明的过程，我心疼得掉泪。”

那段时间，姜仕坤痛风病发，脚不能完全落地。开会时，他只能斜靠扶手，把脚搭在沙发上。田姗灵说，“这实在不礼貌，但参会的各位领导给予了理解，会议一直开到凌晨两点”。

田姗灵回忆说：“因为痛风，一个晚上都难以入睡，第二天早上，爸爸才叫驾驶员朱叔叔给他煮了一大碗面条，他把面条吃得干干净净。爸爸稍微休息后，吃了速效止痛药，下午匆忙赶往昆明。怕爷爷看出他生病，爸爸只好硬撑，但还是一瘸一拐的，只好对爷爷说，他在上楼时不小心把脚崴了。好说歹说，劝说了4个小时，爷爷终于答应做手术。”

“没有陪伴爷爷多长时间，爸爸又接到电话，有上级部门到晴隆县检查工作。”田姗灵回忆说，爸爸只好依依不舍辞别爷爷，不善表达的爷爷看到我爸爸的背影，又把他喊回来说，“老二，你要注意身体啊！”说完，爷爷哭了，爸爸也哭了！

“去年，妈妈旧病复发住院，爸爸工作太忙，没多少时间陪伴照顾。”

田姗灵记得，是一个星期天，一家人好不容易在医院相聚，她下午就要回学校，很希望父亲陪她去逛街买东西，和他聊会天。但是，姜仕坤却很为难，他对田姗灵说：“你妈妈生病了我都没有好好陪着她，你自己去买吧，我多陪你妈妈一会。”

2015年，田姗灵要参加高考。考前几天，紧张的氛围和高强度的压力让她“感到慌张无措”。

6月3日，姜仕坤特意打电话告诉田姗灵，他主持召开了晴隆县高考调度会。

姜仕坤对田姗灵说，想到这些即将参加高考的孩子，就如同看到自己女儿一样，他希望这些孩子能有公平的机会去拼搏，去竞争，去奋斗，要尽最大努力为他们的高考创造最好的环境。

“爸爸说这也是他对我的期望，我要好好珍惜自己所拥有的机会，相信我一定可以达成自己的理想。”田姗灵说。

田姗灵说：“每次我和妈妈想念爸爸却很久不能见面的时候，我们就打开电视看看今天的新闻中有没有关于爸爸的报道。”

“他一路走来，走得辛苦，走得坦然。”田姗灵如此评价父亲的离去。

（原题为《晴隆山顶的脱贫苦思者——追忆贵州省晴隆县原县委书记姜仕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