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悦然谈瑞典东亚博物馆史：国王曾将毕生中国收藏捐给博物馆

新上任的斯德哥尔摩世界文化博物馆（由东亚博物馆、地中海博物馆和民族博物馆组成）馆长最近提议将三个本来在不同建筑里的博物馆合并到一栋建筑里，文物也一同并入。这意味着东亚博物馆（即远东古物博物馆）的丰富馆藏文物将不再对外开放。这一提议遭到瑞典多方严厉批评，尤其是那些珍视该博物馆中国文化的人。

下面，我想介绍一下斯德哥尔摩东亚博物馆的历史。

1939年7月20日，瑞典政府任命哥德堡大学副校长、远东语言教授高本汉为东亚博物馆馆长。这些馆藏在当时就被认为是最珍贵的，它们有一段短暂但激荡的历史。其中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夫（即日后的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铁路工程师奥瓦尔·卡尔贝克（1879-1967）以及地理学家安特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青年时代，王储在乌普萨拉大学修习古典北欧考古学。在1908年的一次伦敦之行中，他对中国瓷器发生了兴趣，后来这个兴趣又扩展到了中国陶器、青铜器、玉器和漆器。

1914年，由王储发起，斯德哥尔摩有了第一个中国艺术展。许多展品都来自王储的私人珍藏，其它展品则来自瑞典、德国和英国博物馆。1921年，王储当选为中国委员会的主席，这一委员会是几年前由热衷中国文化的瑞典社团的一些重要人物发起成立的。中国委员会旨在资助安特生（Johan Gunna Andersson）在中国的考古和古生物学研究。

1906年，安特生当选为瑞典地质学教授、主任。1914年，他辞去这一职位，接受中国政府的采矿事务顾问一职，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待到1924年。在1921年的地质勘探中，他发现了河南仰韶文化遗址，发掘出许多彩陶。在这一重要发现后，中国委员会开始资助安特生的考古发掘，他的足迹进而扩展到了河南和甘肃的其它新石器时代遗址。1923-1924年在甘肃进行地理勘探时，安特生和他的中国合作者成功发现了五十多处史前时代遗址。当安特生于1925年返回瑞典时，带走了大量史前时代的人工艺品。根据和中国政府的协议，大部分文物日后需归还中国，后来它们确实回到了中国。但不幸的是，由于1930年代日军侵华，有相当一部分归还的文物遗失途中。

1925年，安特生被任命为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地质学教授。同年，中国委员会主动将安特生从中国带回的珍贵文物移交给一家瑞典博物馆，条件是他们的科学研究可以继续，并将文物妥善保管。1926年，瑞典政府下令皇家文学、历史与文物学院妥善保管藏品，同时任命安特生为东亚博物馆首任馆长。

1928到1935年间，奥瓦尔·卡尔贝克（1879-1967）代表中国委员会收购中国文物，藏品显著增加。作为一名年轻的铁路工程师，卡尔贝克于1906年来到中国，参与修建京沪铁路。在工作中，卡尔贝克得以收集大量考古材料，主要是青铜和陶器。

1939年，安特生从东亚博物馆馆长一职上卸任，由高本汉继任。在离开哥德堡大学之前，高本汉就发表了数篇对早期中国青铜时代研究具有奠基意义的论文。受过文字学和语言学训练的读者会对高本汉运用严格的语言学/文字学方法研究青铜花瓶装饰的手法印象深刻。在高本汉担任东亚博物馆（1929-1958）馆长期间，得益于捐赠和购买，馆藏大量增加，主要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作品。

东亚博物馆并不是唯一一个对中国艺术和考古感兴趣的瑞典机构。瑞典国家美术馆中的中国艺术、考古文物可以追溯到17世纪，受惠于瑞典东印度公司，其馆藏日益丰富。自20世纪初，国家美术馆开始大规模收藏中国艺术品。1930年，喜仁龙（Osvald Siren）教授自东亚回到瑞典，带回了大量绘画和雕塑作品。他带来的中国佛像、早期中国绘画是当时欧洲数一数二的。国家美术馆还藏有重要的手工艺品，如陶器、金器、家具以及玻璃、玉、漆制品。

1959年，东亚博物馆和国家美术馆的东亚藏品合并。两大馆藏互相补充，共同展现了中国艺术和手工艺品从史前时代到当代的发展。1963年，博物馆搬迁至一座18世纪的漂亮的大楼。新址位于船岛，比邻国家美术馆和皇宫。

自1959年起，东亚博物馆接受了许多重要的捐赠，捐助主要来自收藏家以及两个资助机构，即中国委员会和博物馆友好协会。最重要的捐赠人是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他把毕生的中国艺术收藏共计2000件文物倾囊相赠。

在东亚博物馆的藏品中，只有5%由瑞典政府提供的资金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