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迪·艾伦：我不是个知识分子，我的电影不够艺术又不够商业

【编者按】伍迪·艾伦（Woody Allen）是好莱坞独树一帜的大导演，他那以“纽约知识分子式”的机智对白讽刺生活万象的独特电影风格，使得他的影片非常受到知识群体和文艺青年的追捧。

近日，《伍迪·艾伦谈话录》一书的中文版面世，该书是伍迪·艾伦从1971至2009年的38年间接受其传记作者埃里克·拉克斯采访的全记录。

以下内容选自2005年11月至2006年11月间的采访，当时已即将71岁的伍迪·艾伦谈到了诸如对他影响最大的电影导演、他对人生的基本感受、对自己电影的看法及最满意的作品等问题，也以非常“伍迪·艾伦”的方式谈到了死亡和身后名——他说：“与其在死后继续活在人们的脑海里，在人们的心里永生，我更愿意继续住在我的公寓里。”本文由澎湃新闻经河南大学出版社（上河卓远）授权发布，其中EL 指埃里克·拉克斯，WA指伍迪·艾伦。

伍迪·艾伦

EL：谁对你影响最大？

WA：我初入电影行业时极其崇拜伯格曼——我仍然认为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电影制作人——你再来看看我，到底该如何定义我？我是一个夜总会喜剧演员，一个好莱坞滑稽段子手，我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我不是一个忧郁深沉的人。我每天不是在外面打球就是在伊莲小馆吃饭。在那之前我还没见过摄像机的内部构造，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伯格曼对我的影响最大。说来可笑，对我影响至深的电影人——比如鲍勃·霍普和英格玛·伯格曼——他们的风格其实迥然不同（笑了起来）。可想而知，你拍出来的电影将是口味奇特的大杂烩，既充满了乔治·S.考夫曼或者鲍勃·霍普式的俏皮话，也带有几分最沉重的瑞典电影特有的风格，即用通俗的夜总会喜剧来表达相当严肃深奥的主题。所以你得到的就是这么一锅怪异的大乱炖（笑）。不过不管怎样，这些电影还是深受观众喜爱，而且显然有其独到之处——我可不是照着传统的套路在拍电影。但是我也像每个初涉电影圈的导演一样，我的作品完全得益于这些电影大师，而且他们对我的影响几乎是相互矛盾的。

我总说我既不够艺术又不够商业。在一般人看来，我的电影似乎，找不到更合适的词，很有艺术感。但对真正懂艺术的人来说，它们就没那么艺术了。所以我和我的电影一样一直处在这样不尴不尬的中间地带。我的电影一直都——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既不商业也不艺术（停顿了一会儿，笑了），不过有些电影却会意外收获观众的喜爱，甚至还能盈利。

《内心深处》电影海报

EL：你的电影中有没有是为了抒发内心感受或者表达想法而创作的电影？这其中有你个人很满意的吗？我想用这个问题引出下面的话题。

WA：《内心深处》表达了我的人生感受，在我看来，我们的生活冷酷空洞，毫无意义可言。就连艺术也无法拯救你——只有人性中的那一丝温暖才能帮助你。这是我用近乎说教的方式在我的电影中一再重申的观点。我的很多想法，如果你把它们放到一起看，你会发现它们都很悲观。《罪与错》，你不仅可以犯罪，还能逃脱惩罚，因为宇宙之中没有上帝。如果你不去自首，根本就没人会去举报你。正如我之前所说，我在《开罗紫玫瑰》里传达的感受是你必须在现实与虚幻之间进行选择，当然，结局是你被迫选择了现实，而生活总是给你无尽折磨。《内心深处》花了很大篇幅描写我们对待彼此有多么冷漠，多么难以沟通，生与死都极其可怖，而你一无所依。把这些观点总结到一起（轻笑了一声），这样的人生听起来真是相当残酷。

《赛末点》电影海报

EL：或者说很现实。你在戛纳宣传《赛末点》时，有人问你这部影片是否太阴暗。你回答“阴暗”不过是“现实”的代名词。

WA：我确实是那么想的。（叹气）但这不属于大众娱乐的范畴，它无法在大众娱乐圈引起共鸣。观众也许与你的看法完全一致，但他们不想花一部电影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

EL：但《赛末点》却是一个意外，上映后广受追捧。这部电影得到了观众的普遍认可，这是否也增加了你的自信？

WA：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赛末点》确实增加了我的自信。我一直想成为一名严肃的电影创作人。我拍摄的所有严肃电影都票房惨淡。对我而言，《赛末点》是一个突破。在没有笑料和喜剧的情况下，它不仅能探讨严肃的话题还能收获一大批观众——《曼哈顿》和《安妮·霍尔》那样数量庞大的观众。在我看来，那已经算很庞大了。它给了我拍摄现在这部电影的自信，因为我感觉观众也许会真心喜欢这部戏。它不会像家庭作业一样一板一眼地告诉观众今天要学习的思想是什么。我不仅会保证影片内容的质量，还会尽我所能把影片拍得生动有趣。

我对待电影的理论是，在我人生的这个阶段，其他人的思想已基本定型。喜欢我的作品的人自然会去看电影，就连我的失误也会忽略不计。但讨厌我的人只会看我在哪个地方搞砸了，而我做任何事都会犯一些错（笑）。这就是为什么《赛末点》让我如此惊喜。虽然我在《赛末点》里依然不断犯错，但最终的结果还是令我满意的。《汉娜姐妹》是一部在我看来相当失败的电影，但喜欢我的人选择爱屋及乌。众所周知，《曼哈顿》就是一例，我觉得这部电影我拍得糟透了，但观众却对这一点避而不见。

《汉娜姐妹》电影海报

EL：《汉娜姐妹》中除了大团圆结局，你觉得还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

WA：没错，结局真是一大败笔。我拍的几乎每一部电影里，甚至包括我很喜欢的那几部，比如《紫玫瑰》，都有我认为需要改进的地方。虽然我有好多年没看过这些电影了，但我仍记得当时留下的遗憾，常常想要是我能把这里的节奏提快一点，那一幕的感情再饱满一点就好了。但是《赛末点》的所有环节都与预期相差无几。（语带惊讶）也许十年后再看《赛末点》，我不会觉得它有多好。也许我会对自己说，噢，天呐，我当时还以为它是如此的完美，看这里，再看看这里（笑）。不过，正因如此，我不会再看这部电影了。

今天早上我在跑步机上看一部老电影。我当时在想，60 年代之后，我就再也没看到过这部电影了。我记得当这部电影的女主角出现在公众场合时，她是如此美丽端庄，我迫不及待想见她一面。但当我现在在老电影里再看到她，她已经不如我记忆中那般美丽了。我在想，发生了什么？她曾经是名动一时的美人，现在我看着她却在思考，美的标准变了吗？还是我的品味变了？真实的她是否从来不曾那么美？（他悲伤地微笑着。） 别看你的老电影，那太可怕了。

《开罗紫玫瑰》剧照

EL：你现在在思考多久之后的计划？

WA：一两年。我们正在和别人商量明年夏天或者之后几个夏天的工作。有的外国投资商不管我什么时候拍电影都全力支持我，还有的人希望我到他们的国家拍电影。甚至连美国的电影公司都表示出了一点点——一点点——兴趣，不过我还是持保留态度，因为要拿到国内的投资，常常需要牺牲一部分艺术自由。

最近《时代周刊》上有一篇文章说目前一部电影的平均投资是9600万美元，而我的电影预算是1500万美元。我想他们可能会踏破我的门槛：这里有个家伙拍电影只需要1500万美元，1400万美元左右，从来不超过1700万。依靠附属权益和世界各地的票房，收回成本几乎不成问题，下跌的风险也小。我不会让任何人破产。而且我总能找到好演员出演我的电影。你可能会想，花9600万美元的人会说，“让他给我们拍六部电影。我肯定其中一部一定能赚钱，其他的影片就算不能赚个几百美元，也能收回成本，这样我们的钱就是相对安全的。等一切结束之后，如果我们每部影片赚了200万美元，总共就能盈利1200万。”

我知道这不是两亿五千万，但是我们会拍出很多部作品，说不定他们会突然走运，得到一部《赛末点》或者《曼哈顿》。到那时他们能赚到的可就不止两百万了，肯定直逼一亿美元。不过现实总是事与愿违，我相信肯定还有我没预见到的其他因素。

《曼哈顿》电影海报

有的人有心投资我的电影，他会写到他很明白电影将由我全权负责，他会给我x美元，其实这样的预算还是偏低，他只要求我写一篇五页的故事梗概。我们在回复他的邮件中说，我不写什么五页的梗概，就算是写给自己看，我也不会写。我连一页都不会写。所有投资我电影的人从我这里得到的都只有三四行话，我只要把他们最基本的忧虑打消就行：电影应该是彩色的，故事发生在当代（笑）——因为他们不想要黑白的年代戏，任何发生在14 世纪，讲述上帝的沉默的故事都不行。所以我只能试着让他们大概了解我要拍什么，我不想把自己限制在某种框架之中，因为有时在创作过程中，我笔下正在创作的片段会给我不同的启发，如果我有了新的想法，我希望我能够转而采用新的思路。

有趣的是，这么多年来，我的年代剧引来了不少观众的抱怨挑剔，不过你每一次看到的年代电影——不论是《泰坦尼克号》、梅尔·吉布森的电影还是《教父》——都让电影公司赚得盆满钵满。

EL：你已经告诉了我你很想拍一部新奥尔良爵士电影，你还有什么想拍的电影吗？

WA：我想我现在已经逐渐认识到——因为今年我就要71 岁了——我永远也无法拍出鲍勃·霍普那种风格的电影，从头到尾嬉笑怒骂，插科打诨。我一直想和基顿或者其他喜剧演员拍一部公路电影，一部霍普—克劳斯贝风格的公路电影，可不是（笑）像《逍遥骑士》那种所谓的公路电影。

如果有电影公司来找我，告诉我他们希望依照霍普和克劳斯贝的模式拍一部电影，我肯定能拍得很好。过度生产，过度阐释是人们在翻拍电影时常犯的两大致命错误。但我不会那么做。我会依样画葫芦，拍出一部中规中矩的电影。影片本身也许会很有趣，但是这样的电影既不会有导演愿意拍也不会有观众愿意看。

《贤伉俪》电影海报

EL：我知道你最满意《赛末点》，但有好几次你都把《紫玫瑰》、《贤伉俪》与《赛末点》并列为你最喜欢的三部影片。现在你依然这么想吗？

WA：（他似乎不太愿意承认能令他满意的电影居然有三部之多，尽管如此，他还是迅速回答道）是的，如果我不得不选出三部电影的话。（他谨慎地补充道）不过如果真的让我再看一遍这些电影，我的评价可能会改变。《子弹》给了我一段美好的回忆——至于《泽利格》，（他突然眉头紧锁，停顿了一下。）火候未到，当时的我还在探索阶段。

EL：我还有最后几个问题。几年前你为《纽约客》杂志写了一篇讽刺毕业典礼演讲的幽默文章，题为《我致毕业生的演讲》。不过说真的，你有没有什么心得想和未来可能投身电影行业的人分享？

WA：我和观众交流时，他们常常向我寻求建议，但我真的没有什么建议能够给他们，因为不论你是想进入电影行业还是想成为一名导演都没有固定的道路可循。每个人的方法都各不相同。他们的手段巧妙多样，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马丁·斯科塞斯选择到电影学院进修，最终成长为一名伟大的电影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笑）选择拍希特勒的马屁，她也成为了闻名世界的大导演。作品决定一切，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建议。不要看关于自己的评论，不要高谈阔论自己的作品，你需要做的只有埋头苦干。不要想有任何额外待遇，不要一心想着钱，也不要渴望得到别人任何赞美。越少考虑自己，你就能收获更多。这就好比作为一个棒球投手，你只有尽可能忽略你的动作，你才能投出更好的球。你只需要做好你的工作，别浪费时间考虑其他的事，不要陷入娱乐圈这个声色犬马的名利场中，只要做到心无旁骛，其他一切自然水到渠成。

如果观众不喜欢你的作品，你还是要继续专注于你自己的工作，最终的结果不是他们突然醒悟，重新发现你的价值，就是你发现自己失业了，明白了自己确实没有电影之才。如果观众讨厌你的作品，不必理会——他们很可能是对的，也可能不对。如果有人甚至把你都称为天才，你应该趁早溜之大吉，因为你不得不问一句：如果你是天才，那么莎士比亚、莫扎特和爱因斯坦是什么？就我自己的情况而言，这往往是一种婉转的贬低方式——“喜剧天才”。在我看来，喜剧天才和真正的天才的区别就好像穆斯洛奇的村长与美国总统的差别。

伍迪·艾伦常常出现在自己的电影里

随着我一天天老去，我常常会想到“遗产”这个词，不过就我自己而言，我对自己的遗产完全没有任何兴趣，因为我坚信等你死了之后，以你的名字命名街道并不能帮助你继续如活人那般新陈代谢——我看过伦勃朗、柏拉图和其他所有好人的结局，他们死后都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我的孩子们可能会得到一小笔遗产，但等我死后，就算他们把我所有的电影和电影底片——除了我留给孩子们的那一小笔遗产之外——全部扔进下水道，我也不会在意。伟大的莎士比亚并不比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某些毫无才华、写了戏也没人演、演了也没人看的蹩脚剧作家富有。我并不是说我完全没有才华，但是我的才华不足以让我在我的尸体僵直后流芳百世。所以说遗产真的毫无意义。我有一句俏皮话完美地概括了我的想法：“与其在死后继续活在人们的脑海里，在人们的心里永生，我更愿意继续住在我的公寓里。”

EL：那么在你死后出现的新一代观众怎么办，万一他们很欣赏你的作品呢？

WA：这当然是他们的自由。如果我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在我死后给他人带去欢乐，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我都会倍感欣慰，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但是至于我的作品在我死后的境遇如何，我根本不在意。在你年轻的时候，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荣誉、赞美、永垂不朽。但当你抬起头，你就会看见你的荣誉之路的终点究竟在哪儿——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讨论所谓总统的遗产时，我很是疑惑，他们忙着建造个人图书馆，在磁带上留下他们的声音，还要把自己的头像印在邮票和硬币上，如此大费周章，他们到底在担忧些什么？当你变成骨灰盒里的一抔尘土时，真的很难看出你还有半点总统的模样。

伍迪·艾伦最新作品《咖啡公社》剧照

EL：你常常强调工作一定要有乐趣。

WA：工作的过程一定要有趣，因为那是你能从工作中获得的唯一快乐。年轻时的你以为名誉和物质酬劳会改变你的生活，但后来你发现它们并不能让你美梦成真。每当我的电影上映时，如果有人跑来对我说，“嘿，你的电影可是大受好评啊。”我肯定很高兴，可是然后呢？如果他们说我的电影反响平平，我只能说，我真希望观众能喜欢它。其实不管是哪种评价都不能真正改变什么，因为真正的乐趣就存在于拍摄的过程之中——统筹规划，付诸行动，忙忙碌碌的工作中充满了欢乐。一旦拍摄完成，我再也不想看这些电影一眼，我甚至连一部电影的DVD 都没有，至于电影到底拍得怎么样，我完全不在意。电影我已经拍完了，这就好像一块吃了一半的披萨，挑来挑去也找不到一块可下嘴的地方，因为这是昨夜的外卖——虽然昨晚它让我大饱口福，但我已经吃过了。

《伍迪·艾伦谈话录》，埃里克·拉克斯著，付裕、纪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