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一位民谣歌手，这样合适吗？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得颇有话题性，此前在圈中秘传的有力候补、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没有中标，姗姗来迟的是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的名字。

在朋友圈里蛰伏已久的段子手们再也按耐不住，纷纷展开创作，比如：

“我也是听过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现场演唱会的人了。”

“对标诺贝尔，罗大佑获得茅盾文学奖会远吗？”

“我已经预见了本届诺贝尔文学家颁奖仪式的空前绝后性，这将会是唯一的一届嘉宾演讲是唱一首歌，形式是一场演唱会的颁奖典礼。”

“中国文联召开紧急会议，立即吸收京城摇滚圈、民谣圈、死亡金属圈、朋克圈歌手。”

诺奖颁给了一个不需要百度的名字，广大吃瓜群众的喜悦之情是溢于言表的。但槽点随之而来：一个世界级文学奖项颁给一位歌手，这样合适吗？难不成诺奖评委们年轻时都是迪伦的铁杆歌迷，这次来个公器私用？

诺奖评委会给迪伦的颁奖理由是“在伟大的美国民歌传统中创造出新的诗意表达”（having created new poetic expressions within the great American song tradition），我认为这个提炼还是相当准确和有说服力的，关键词就是“美国民歌传统”和“诗意表达”。

要理解鲍勃•迪伦的成就，先要了解美国民歌传统。这就好比我们现在说崔健和罗大佑，如果离开了大陆、台湾的流行音乐发展史，对他们音乐作品的认知必然会受到局限。

这里所谓的“美国民歌”并没有特指某种音乐类型，尤其是不要把它与中文语境下的“民族歌曲”混淆。简单讲，它就是以美国黑人音乐为源头而逐渐发展形成的民间音乐，早期的歌曲内容大多表达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社会不平等的痛恨，往往和激进左派的政治立场联系在一起。

迪伦固然是美国民歌史上最伟大的歌手之一，但一颗巨星诞生之前通常有先驱者的身影，其中不能忽略的就是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与皮特•西格（Pete Seeger）等人。

尤其是伍迪•格思里，他出生于1912年的俄克拉荷马州的奥基玛镇，父亲非常富有，是一名房地产商。1939年，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发表了小说《愤怒的葡萄》。这部反映美国三十年代经济恐慌期间大批农民破产、逃荒的小说，除了获得1940年的普利策文学奖外，还被导演约翰•福特看中，并拍摄了同名电影。

受到电影影响，再加上格思里正是来自《愤怒的葡萄》中的那个“沙碗”（Dust Bowl）——俄克拉荷马州，因此他根据电影情节创作了一张民歌专辑，标题就叫《沙漠民谣》（Dust Bowl Ballads）。这张专辑是格思里出版的首张商业专辑，也是最成功的一张。其中有一首歌名为《汤姆•乔德》（Tom Joad），歌词很长，共15小节，把电影主人公汤姆•乔德的故事详细讲了一遍，是典型的叙事民谣。

好莱坞影星亨利•方达在电影中饰演小说主人公汤姆•乔德

专栏作家袁越写过一本关于美国民歌历史很好的书《来自民间的叛逆》，其中谈到格思里对美国民歌的贡献时说：“在歌词创作方面，他依靠自己丰厚的文学功底，第一次把诗歌的创作手法运用到本来以通俗浅显为特征的民歌上来，大大提高了美国民歌的文学价值。自他以后，美国民歌的创作水平提高了一大块，不但吸引了大批有良好文学功底的艺术家投身到这一领域，而且也赶上了因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不断进步的听众的口味。”

因此可以说，如果迪伦获得诺奖主要凭借的是他出色的歌词艺术，那么一半功劳都要归于伍迪•格思里，要知道，格思里正是迪伦的启蒙偶像和精神导师！

左为鲍勃•迪伦，右为伍迪•格思里。迪伦刚出道时竭力模仿格思里，不过不久后就走上了自己的道路。

当然，迪伦假如一直沉浸于模仿格思里自然不可能出名，更别提获得诺奖了，关键还在于他创造出了所谓“新的诗意表达”。

1960年代初期，迪伦开始从传统民歌手向社会抗议歌手转变，这就不能不提到他到纽约后的女友苏西•罗托洛（Suze Rotolo），她堪称迪伦的缪斯。关于他们两人的故事以及美国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罗托洛写过一本回忆录，中译本已在2011年出版，名为《放任自流的时光》。

据说罗托洛教给了迪伦很多民歌以外的东西，通过罗托洛的书架，迪伦找到了兰波、布莱希特、迪伦•托马斯等人的作品，她对现代主义诗歌的爱好深刻影响了迪伦此后的歌词创作。

苏西•罗托洛的回忆录

除了《答案在风中飘》（Blowin' in the Wind）这首迪伦早期最著名的作品外，还有一首歌很能说明何谓“新的诗意表达”，它就是《暴雨将至》，以第二段歌词为例：

Oh, what did you see, my darling young one?

我亲爱的孩子，你见到过什么？

I saw a newborn baby with wild wolves all around it

我看见一个新生儿被野狼包围着

I saw a highway of diamonds with nobody on it,

我看见一条钻石公路空无一人

I saw a black branch with blood that kept drippin',

我看见一根黑枝上滴血不止

I saw a room full of men with their hammers a-bleedin',

我看见满屋子的人手握嗜血的锤子

I saw a white ladder all covered with water,

我看见一条白色阶梯被水淹没

I saw ten thousand talkers whose tongues were all broken,

我看见无数空谈者的舌头断裂

I saw guns and sharp swords in the hands of young children,

我看见孩子们手里拿着刀枪

And it's a hard, and it's a hard, it's a hard, it's a hard,

暴雨、暴雨、暴雨、暴雨

And it's a hard rain's a-gonna fall.

暴雨将至

迪伦的歌词采用问答形式，借用一个孩子的回答向听者描述了一个残酷的未来世界。这首歌的时代背景是美苏冷战中的“古巴导弹危机”，当时美国人都以为核战争一触即发，地球面临被毁灭的危险，迪伦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中写下了这首传世之作。

上引歌词中连续七句“我看见……”中出现的隐晦、诡异意象完全是现代诗歌的写法，而且每段最末重复吟唱的“it's a hard”更从视觉、听觉两方面制造了暴雨将至前的紧张气氛。此时的迪伦已经完全脱离了以格思里为代表的美国民歌早期传统，将欧洲现代主义诗歌技巧与本土民谣叙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事实上，和迪伦的很多歌曲一样，这首歌词最开始就是被当成一首长诗来写的，所以会出现大量的象征隐喻。我们今天看这样的歌词可能不会有太大震撼，但要知道在迪伦的那个时代，这种歌词的写法可谓石破惊天，而这也正是迪伦创造力的伟大之处。

当然迪伦作为一名歌手，他更多的成就和贡献是在民谣音乐形式上，不过那就是文学之外的话题了。

最后提醒一下那些觉得迪伦“竟然”得奖的朋友，如果仍然觉得奇怪，不妨找来英国当代“重量级”的诗歌批评家Christopher Ricks出版于2004年的著作《迪伦的罪恶观》（Dylan's Visions of Sin）读一读，学习一下文学专业人士是如何解析、细读迪伦歌词的。这位牛津大学的“诗歌教授”是迪伦的超级歌迷，专注研究迪伦的歌词已有40多年。

Dylan's Visions of Sin, Christopher Ri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