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痕迹︱中国与全球化：玩完了吗？

近来的几则消息，让我颇为焦虑：

消息一：9月27日，世贸组织（WTO）警告说，全球贸易增速将持续下降， 2016年预计增速为1.7%。这已是该机构今年第二次下调预期。

消息二：9月中旬，日中经济协会派出史上最大规模访华团（涵盖70家日企，约230人），建议中国改善经营环境，包括“设立接访窗口，统一处理海外企业撤出中国市场时的手续”。

消息三：5月12日，欧洲议会通过非立法性决议，反对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亦即欧盟可能不会如期履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15条义务，在2016年12月11日之后继续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使用“替代国”做法。

是的，外面的世界不再精彩。08年危机对全球总需求造成了巨大冲击，全球贸易持续萎缩，“逆全球化”成为趋势，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日益严苛——从可见的投资、出口，到不可见的规则限制。那么，当外面的世界不再精彩，中国和全球化还有未来吗？

中国和全球化有过好时候，可以说没有这些好时候，就没有今天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如果用“出口/GDP”的指标来衡量，我国经历过两次全球化红利，“出口/GDP”的比值持续超过全球水平（见下图）。

第一个全球化红利期出现在1992-1997年，从“南巡讲话”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1992年有关“姓资姓社”的争论刚刚结束，我国经济亟需摆脱所谓“短缺经济”的状态，扩大产能成为首要任务。于是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政治背书下，外部资本被引了进来， 与国内庞大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相结合，快速形成产能再出口到国外，亦即“两头在外”的经济模式。我把这一阶段称为“引进来的全球化”，也正是在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增速出现了第一次连续五年的两位数增长（1992-1996）。

第二个全球化红利期出现在2001－2011年，从“加入WTO”到“欧债危机”前。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首次实施“积极财政”， 通过加大政府支出继续增加产能来保证经济增速。但新问题随之产生：产能怎么消化？2001年的“入世”给出了答案——通过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产能和全球市场完成了对接，我将之称为“走出去的全球化”。和第一个红利期一样，中国经济再次出现连续五年两位数增长的局面（2003-2007），不同的是这一轮的红利更长久，直到2012年欧债危机爆发。

稍作比较，我们发现第一次全球化红利更像是热身和准备，该时期中国出口占全球比重和GDP占全球比重基本重合；第二次则是集中释放，中国出口占全球比重大幅超出GDP占全球比重，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也大幅超出全球平均水平。

进一步归纳的话，可以得出下面几个等式：

等式1：总需求=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净出口需求。即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又有内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和外需之分。在上述两个全球化的红利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均有外需的显著拉动。

等式2：国民收入=本国投资+本国消费+净出口（及变形式：储蓄=投资+净出口）。即消费需求不足对应着高储蓄，必定促成高投资和贸易顺差；反过来，持续的贸易顺差又会进一步推高储蓄率。在上述全球化红利期，我国储蓄率显著上升，尤其是第二个红利期，中国储蓄占全球的比重超出了出口和GDP占全球的比重。

经过两次全球化红利，羽翼渐丰的中国还需要全球化吗？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虽然旨在拉动内需的调整正在进行，但我国的储蓄率至今仍维系在48％左右，依然是高储蓄国家。也就是说，单靠内需还不足以拉动我国经济的马车，至少在成为高收入国家之前，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再次拥抱全球化。

第一次拥抱我们靠的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甚至还有低环境成本、高政策优惠来吸引全球化；第二次我们有高性价比的产能、高回报的产能控制权和国内市场。假如我们和全球化还有未来，那会是靠什么呢？

我想有几点是必须的：符合市场机制的商业环境、有条不紊的开放政策、稳定的政治社会预期，以及法治原则下降低交易成本的举措。良禽择木而栖据，金融风暴过后的全球市场，“良禽”原本就所剩不多，我们除了提高自身在全球贸易和投资中的竞争力，别无选择。

注解：

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15条的规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倾销幅度的确定可以不以中国实际成本数据为依据，而选择一个市场经济第三国或进口国的同类相似商品价格，即“替代国”做法。该条款的适用期限是15年，将在2016年12月11日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