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篮球女孩”和残奥泳将之外的钱红艳:大家只知道我的一部分

澎湃新闻记者 周建平 发自云南陆良、昆明 实习生 黄芷欣 邹丹娜

2016-10-15 08:4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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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红艳 受访者供图
10岁前的大部分记忆,钱红艳要靠身边人的讲述编织起来。她说,我不知道是选择性遗忘还是记忆有问题,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很多事都是一片空白,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2000年10月21日,还不到4岁的钱红艳和两个玩伴穿过云南省陆良县324国道,一辆满载化肥的大货车呼啸而来,辗碎了她的双腿。
几天后,父亲拿着手术协议书的手一直抖,废了好大劲才把“钱礼明”三个字完整写下。
钱红艳活了下来,大腿根以下却全没了。父亲把她抱在手上,“感觉特重特重,好像根本抱不动。”
2016年9月,钱红艳来到里约残奥会女子100米SB5级蛙泳赛场。她在预赛中排名第四,没进决赛。比赛结束,教练张鸿鹄没说什么,只是过来给她一个拥抱。
最终成绩第九名,在钱红艳的意料之中。能参加奥运会,她已经觉得“很圆满”。
微博上,粉丝们对她说,你把双腿藏起,只为变身美人鱼。
钱红艳在家门外。

连接陆良县城和庄上村的是钱红艳遭遇车祸的324国道。
路上,出租车司机说,“在陆良很多人不知道钱红艳,但是没多少人不知道篮球女孩。”
残奥会结束后,钱红艳放假回到庄上村的家。那是一座土木结构的瓦房,采光不好,厨房兼做客厅,即使在村里也算简陋。
9月底的一天,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初见她时,她身穿一件深色运动外套,推着轮椅出来朝来客招手。她很爱笑,说话的声音极小,气场是温和的,既没有此前在电视访谈节目中那种与20岁年龄不相称的成熟,也不见在奥运会赛场上的刚毅,不时还会露出害羞的表情。
在家里的时间,她不怎么看微信朋友圈,也很少主动在社交网络找别人聊天。她说自己有点像回到当初车祸手术后的封闭状态。
手术后那段时间也属于她“怎么也想不起来”的时候。每天躺在床上,偶尔爬动几下,仿佛全世界剩她一个人。她只记得,常常梦见一片白色,一个人在雾茫茫的空间里,彷徨无措,“恐怖,很害怕那种感觉。”
那时她寡言、怕见生人。伤口有时太疼,整夜都睡不着觉。看着女儿这样,母亲几乎每天流泪。父亲说,他甚至好几次有死的念头,那样便一了百了,但是想到对女儿的责任,他挺了过来。
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在车祸半年后才萌生,她开始用双手撑起身体挪向窗边。家人于是想办法给她找代步工具,凳子、水桶、轮胎……但每样都会把她的身体磨破。
直到有一天,爷爷拿了个旧篮球回家,把篮球剪开半截,往里面垫上棉花,套住钱红艳下半身,又给她做了对“木手垫”。她用尽双手的力气抓着木垫,身体“坐”在篮球上一起一落,篮球和木垫帮助她走出家门、走出院子,又在往后几年里跟着她去庄上的小学,去北京的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去昆明的云之南游泳俱乐部。其间她磨破了很多个篮球,手磨出茧子,每次木垫坏了,爷爷就亲自给她做新的。
7岁那年夏天,钱红艳上学了。所有同学都围过来,盯着篮球女孩看,议论她。从当年拍下的照片里,还能看到她眼神中的恐惧。4年后,钱红艳第一次来到云之南俱乐部的游泳馆,启蒙教练李克强依然能从她的眼神中读出那种恐惧。
“她可能会感觉别人像看猴子一样看她。”
在学校的头一个月,钱红艳每天喝很少的水,想上厕所了就一直忍到回家。时间长了,同学对坐在最前排靠教室门口的她习以为常,她才迈过心里那道坎,开始向同学求助。她说,在学校的时光是快乐的,“老师同学对我都很好,我要出去干嘛他们都背着我、抱着我,但是更多的都想不起来了。”
回忆从她2007年进入云之南游泳俱乐部开始清晰起来,这是中国首家残疾人游泳俱乐部,发起人是培养过多名残疾人游泳世界冠军的教练张鸿鹄。
2007年5月在昆明举办的第七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上,钱红艳在残联的安排下见到在游泳项目夺金的钱惠玉,又在后者的引荐下见到张鸿鹄。那时钱红艳对挂在钱惠玉脖子上的金牌充满好奇,她凑过去玩那块金牌,对张鸿鹄则没有很深的印象。
张鸿鹄却记住了见到她的第一感觉,“一点笑容都没有,一句话都没有,冷冰冰的。”
钱红艳和母亲。
云之南
云之南游泳俱乐部。
推轮椅、拄拐杖的孩子缓慢进入泳馆,当他们换上泳装跃入泳池,立即展现出比绝大部分健全人更快的速度。中午走进饭堂,一个没有双手的男孩用一只脚夹着筷子自如地吃饭,如果在午饭后参观他的宿舍,还能看见他用平板电脑旁若无人地打游戏,脚趾在屏幕上迅速移动、点按。院子里有两个聋哑的孩子看着教练的手势和嘴唇,在教练指令下玩跳房子游戏,他们能在简单的几个格子里跳出各种花样,锻炼下肢的平衡能力。
如今这些景象,第一次进入泳池前的钱红艳还没有看到。她不停跟教练和送她来俱乐部的父亲说,我好害怕,我不想出去。她担心自己没双腿的样子会被笑话。父亲和教练在更衣室劝说了好久,她才鼓起勇气,进入那个每天有几十个残疾人训练的泳池。
钱红艳表现出令教练惊喜的天赋,很快她就学会只用双手游泳。但没有腿,就像船没有舵,钱红艳在水里很难保持平衡,游不快。教练便托着她练习,又拿橡皮绳子拉着她,让她在屁股动不了的情况下练习,练得差不多了才把绳子拆掉。泳池外,她每天做上百次仰卧起坐、俯卧撑和各种器械训练,锻炼腰腹和上肢的力量。
两年后,钱红艳在云南省第九届残运会上获得3枚金牌,同年在全国残疾人(18岁以下)游泳锦标赛中夺得1金2银。2010年在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中夺得3枚银牌。泳池中的骄人成绩,与她过去“篮球女孩”的形象形成反差,她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游泳驱除了她的自卑,但面对媒体,性格的封闭仍让她无所适从。每一次接受采访,她都会听从记者的要求,反复在镜头前摆姿势、做动作,但还是有一个年轻的记者在拍摄过程中看出她的抗拒。
那个记者当着钱的面打电话给张鸿鹄,“你来劝劝你这队员吧,她不配合。”张鸿鹄就给钱红艳打了电话劝她。她感到无奈,“其实没有不配合,但是那记者看我表情觉得我不高兴,没表现出摄像师想要的感觉。”
教练们发现她对媒体的抗拒,给她做思想工作,告诉她媒体的报道对她将来的发展有好处。“以前见到媒体会害怕,”教练李克强说,“现在好很多了。”
“现在好很多了。”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不论是教练还是队友,都会用这句话来形容钱红艳面对记者时心态的变化,还有她在性格上的变化。
“你看,她大部分时间是很快乐的。”李克强坐在俱乐部办公室的沙发上,翻看钱红艳进队后历次出游的照片。照片里的她脸上洋溢着孩子般的纯真。谈到里约残奥会后媒体对钱红艳的采访,谈到她现在面对镜头的成熟和淡定,李克强说,会有一点心疼。
“现在好很多”的钱红艳依然不喜采访,却也依然对来访的记者保持着真诚。回答澎湃新闻的问题时,涉及不方便说的事,她不敷衍,直接告知“这个不能说”、“这个说出来对别人影响不好”,偶尔还会为她的拒绝回答露出害羞的表情,“觉得好对不起你哦。”
成为励志人物后的钱红艳有很多顾虑,比如她有脆弱和忧郁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我散发很正能量的东西,我有时候回答记者会想很多,这样说好不好?讲太多是不是显得自己情绪太低落?太低落会不会影响不好?”
“难道我自己是一种包袱吗?”她用调皮的语气说。“明星不是有明星的包袱吗,那我觉得我是不是名人?也有名人的包袱?”说到这里,她神情又害羞起来。
“千篇一律也挺好的,哈哈哈,感觉大家知道的就是你的一部分嘛,那你的一部分保持这样就好了,其他的自己默默接受就好了。”
钱红艳和教练李克强。
“港湾”
云之南如同钱红艳的港湾——在一个和别人没有太大差别的环境下,她感到放松和安全。
但和队友出去逛街,她很少超出推轮椅出门十五分钟的路程。再远的地方要打车,她试过和队友在路上拦了半个小时,没人愿意停下来载她们。
在现代社会,出租车是除了空气外最常见的事物之一,它给健全人带来极大便利,却仿佛没有足够空间容纳一辆轮椅。钱红艳的队友宁贝金的最高纪录是朝12辆出租车招手,12个司机因怕麻烦而拒载。“要下来帮你卸轮椅,还要把你抱上车。”
有次下大雨,一辆出租车停下来,问宁贝金需不需要打车。司机把她抱上车,还饶有兴致地听她的故事,也对她讲自己的故事。“这样的司机不多的。”宁贝金说。
宁贝金的故事不比钱红艳少。张鸿鹄说,云之南每一位队员的故事都可以写成一本书。
下肢瘫痪的宁贝金儿时被亲生父母遗弃,一对农村夫妇收养了她。到了上学的年龄,养父背着她去学校恳求校长让她入学。校长不同意,养父说,我可以背她上学,这孩子读多少年,我就陪她多少年,学校没有马桶,我就自己带盆盂,但校长还是以对学校和师生影响不好为由拒绝了。
屈辱中的宁贝金对校长说,没事,你不让我学,我自己学可以了吧。
刚开始她只会写自己的名字,房间的墙上、床上都写满了这三个字。她在电视上的字幕看到“找”字,问姐姐,这是什么字,姐姐说是“寻找”的“找”,宁贝金便抄了一整本本子的“找”字。
从此有字幕的电视节目成为她学习汉字的唯一途径,她靠自学学会了读写。
后来,她在残联的帮助下进入云之南,见到了她在电视上看到的“偶像”钱红艳,还被分到和钱同一个宿舍。两人渐渐成了好友,性格积极乐观的宁贝金知道钱红艳比较封闭,就鼓励她走出心中的港湾,多去接触外面的世界。宁贝金将自己在培训班学的电脑技术教给钱红艳,比钱大5岁的宁贝金还会在待人接物方面给钱很多建议。“她懂的都会教我,”钱红艳说,在朋友中,宁贝金的角色像是一个引导者。
走出港湾并不容易。推着轮椅走出云之南,会发现大多数地方的无障碍设施并不完善。台阶、陡坡、停在路口的车……各种对健全人来说不是障碍的障碍。
更大的障碍来自人与人的关系。
好几次,钱红艳坐着轮椅在路边等人。路过的人朝她丢零钱,“我不要”,她的回应每次都会被忽略。她将这种行为理解为同情心。与基于理解的帮助不同,同情有时候是泛滥的、俯视的目光,钱红艳不需要,却不得不习惯。
同情之外,她遭遇过一种自己也难以描述的目光。在超市,一个人接过收银员找的5毛钱硬币,不想要,转头刚好见到钱红艳,把硬币扔到她轮椅上。
钱红艳拒绝。那人没好气地说,“给你钱还不要?!”
“周围人也挺多的,我就把那5毛钱放下,和队友走了。”钱红艳回忆,身边的队友很生气,骂,那人有毛病啊。钱红艳生气不起来,心里除了无奈,还有一些说不出的感觉。
即使是善意的帮助,有时也会让钱红艳不自在。记者帮她推轮椅,她不停地说,“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让别人觉得她太客气。
事实上,倘若见过她玩轮椅的场景,就不会有帮她推轮椅的想法。她能将轮椅的前轮翘起,用两个后轮在地上恣意转圈。
“像跳舞一样。”教练李克强赞叹。
队友们在聚餐中热切抒发对旅行的憧憬,而钱红艳去过很多地方,参加比赛、接受采访、师长组织出游、受邀做演讲或参加其他活动,每次都有人陪伴、接待、照顾、保护,外面的这一切成了从港湾延伸出去的更大的港湾。
她感激那些为她建造港湾的人,却也向往像普通人那样和一两个好友去喜欢的城市旅行,发发呆、看看风景。独自旅行会碰到太多困难,平素出远门则要处在一种为她而设的社交圈里,前者让她感到不安全,后者让她感到不自由。
宁贝金发现,游泳队很多人出去玩或聚会时,钱红艳总是刚开始时有说有笑,渐渐沉默,似乎融入不到人群。钱红艳说,总觉得跟一群人出去,热闹过后,剩自己一个人反而更难过。
“我心情很容易受影响你知道吗?可能大家在一起热闹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会很难过你知道吗?”
钱红艳和教练、队友。 受访者供图
未来
至于爱情,“……随缘吧” 
她和母亲分享过自己的一个愿望——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母亲听了说,你到时一个人怎么照顾自己,我可没空经常过去看你。钱红艳察觉,母亲的话里预设了她将来会独居,在母亲心目中,不会有另一个人和女儿住在一起。
她觉得自己不太适合谈恋爱,性格有些忽冷忽热,连对朋友也有些忽冷忽热。
“会担心对方介意你的身体条件?”
“现在不会,很多想法慢慢地改变了,介意的话他也不会跟你相处啊。”
张鸿鹄了解她,“你就是害怕跟男孩子接触。”张鸿鹄对她说的另一番话是,交给你的任务你能很好地完成,但让你去开拓就不行了,你的性格适合安逸。
宁贝金明白“开拓”一词对残疾人运动员的意义。教练会鼓励队员们,泳池的冠军只有一个,要从运动员生涯里学到能运用于泳池之外的品质,要做生活中的冠军。
在去年的全国残运会上,下肢瘫痪的宁贝金因腿无意中碰到水线被判犯规,无缘残奥会。她视自己的双腿为“摆设品”,“我和老钱唯一的区别是,我有一双没有知觉的腿。”
全运会后,宁贝金回到老家福建宁德,每天上培训班学电脑、画图,在家试做淘宝电商。她希望未来退役后能真正融入以健全人为主流的社会。
喜欢安逸的钱红艳更想选择自己熟悉的路。“毕竟游了这么多年,想以后从事游泳相关的工作。看能不能试着跟教练学怎么教别人,将来当教练。”
成为残奥会冠军曾经是钱红艳对未来的一个想象。2011年全运会,钱红艳的成绩并不起眼,没有拿到伦敦残奥会的入场券。她发现“我其实不是那么厉害”,那时媒体报道她因为没有双腿,游泳时少了像其他人一样的蹬腿环节,导致她速度慢了近10秒;她在里约残奥会的成绩在战绩辉煌的中国代表团中显得平凡,媒体都报道她从篮球女孩到残奥选手有多么不容易。
这有时让她觉得那是一种善意的开脱,为她的平凡开脱。甚至对于媒体说的2011年因爷爷去世导致她成绩不佳,钱红艳也觉得那是出于善意为她找的借口。但教练对她在爷爷去世后的表现看在眼里:那段时间她话变得少了,有时候心不在焉、郁郁寡欢。
谈到家人的未来,爱笑的钱红艳神色黯然。两个弟弟还在念书,父亲长期在外打工。母亲种桑养蚕,独自操持家里的一切事情。在钱红艳家,澎湃新闻记者几乎没有看到她母亲闲下来的时候。
钱红艳特别心疼母亲。“有时候看着我妈,感觉自己挺没用的。”这种心情曾让她在记者面前落泪。“有个女记者,也是来我家采访我,她也是个很感性的人,跟她聊着聊着我自己哭起来了。她说你放心,这次我不报道了,就当是跟你交心地聊天,她安慰我,等我不哭了就走了。那次她没有报道。”
采访的最后一天持续到傍晚,钱红艳家突然断电。点燃一根蜡烛,立在正对家门的桌子上。临别时,她平静地说了声再见。走出她家门回过身,能看到她坐在轮椅上正对烛火的背影。
一切恢复静默,她保持着道别时的姿势。
这位频繁用笨、封闭、纠结等词来形容自己的女孩并不知道,在这间屋里录下的十个多小时的采访录音中,每隔几分钟都能听到她清脆的笑声。
责任编辑:黄芳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篮球女孩 残奥会 钱红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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