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篮球女孩”和残奥泳将之外的钱红艳：大家只知道我的一部分

10岁前的大部分记忆，钱红艳要靠身边人的讲述编织起来。她说，我不知道是选择性遗忘还是记忆有问题，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很多事都是一片空白，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2000年10月21日，还不到4岁的钱红艳和两个玩伴穿过云南省陆良县324国道，一辆满载化肥的大货车呼啸而来，辗碎了她的双腿。

几天后，父亲拿着手术协议书的手一直抖，废了好大劲才把“钱礼明”三个字完整写下。

钱红艳活了下来，大腿根以下却全没了。父亲把她抱在手上，“感觉特重特重，好像根本抱不动。”

2016年9月，钱红艳来到里约残奥会女子100米SB5级蛙泳赛场。她在预赛中排名第四，没进决赛。比赛结束，教练张鸿鹄没说什么，只是过来给她一个拥抱。

最终成绩第九名，在钱红艳的意料之中。能参加奥运会，她已经觉得“很圆满”。

微博上，粉丝们对她说，你把双腿藏起，只为变身美人鱼。

家

连接陆良县城和庄上村的是钱红艳遭遇车祸的324国道。

路上，出租车司机说，“在陆良很多人不知道钱红艳，但是没多少人不知道篮球女孩。”

残奥会结束后，钱红艳放假回到庄上村的家。那是一座土木结构的瓦房，采光不好，厨房兼做客厅，即使在村里也算简陋。

9月底的一天，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初见她时，她身穿一件深色运动外套，推着轮椅出来朝来客招手。她很爱笑，说话的声音极小，气场是温和的，既没有此前在电视访谈节目中那种与20岁年龄不相称的成熟，也不见在奥运会赛场上的刚毅，不时还会露出害羞的表情。

在家里的时间，她不怎么看微信朋友圈，也很少主动在社交网络找别人聊天。她说自己有点像回到当初车祸手术后的封闭状态。

手术后那段时间也属于她“怎么也想不起来”的时候。每天躺在床上，偶尔爬动几下，仿佛全世界剩她一个人。她只记得，常常梦见一片白色，一个人在雾茫茫的空间里，彷徨无措，“恐怖，很害怕那种感觉。”

那时她寡言、怕见生人。伤口有时太疼，整夜都睡不着觉。看着女儿这样，母亲几乎每天流泪。父亲说，他甚至好几次有死的念头，那样便一了百了，但是想到对女儿的责任，他挺了过来。

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在车祸半年后才萌生，她开始用双手撑起身体挪向窗边。家人于是想办法给她找代步工具，凳子、水桶、轮胎……但每样都会把她的身体磨破。

直到有一天，爷爷拿了个旧篮球回家，把篮球剪开半截，往里面垫上棉花，套住钱红艳下半身，又给她做了对“木手垫”。她用尽双手的力气抓着木垫，身体“坐”在篮球上一起一落，篮球和木垫帮助她走出家门、走出院子，又在往后几年里跟着她去庄上的小学，去北京的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去昆明的云之南游泳俱乐部。其间她磨破了很多个篮球，手磨出茧子，每次木垫坏了，爷爷就亲自给她做新的。

7岁那年夏天，钱红艳上学了。所有同学都围过来，盯着篮球女孩看，议论她。从当年拍下的照片里，还能看到她眼神中的恐惧。4年后，钱红艳第一次来到云之南俱乐部的游泳馆，启蒙教练李克强依然能从她的眼神中读出那种恐惧。

“她可能会感觉别人像看猴子一样看她。”

在学校的头一个月，钱红艳每天喝很少的水，想上厕所了就一直忍到回家。时间长了，同学对坐在最前排靠教室门口的她习以为常，她才迈过心里那道坎，开始向同学求助。她说，在学校的时光是快乐的，“老师同学对我都很好，我要出去干嘛他们都背着我、抱着我，但是更多的都想不起来了。”

回忆从她2007年进入云之南游泳俱乐部开始清晰起来，这是中国首家残疾人游泳俱乐部，发起人是培养过多名残疾人游泳世界冠军的教练张鸿鹄。

2007年5月在昆明举办的第七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上，钱红艳在残联的安排下见到在游泳项目夺金的钱惠玉，又在后者的引荐下见到张鸿鹄。那时钱红艳对挂在钱惠玉脖子上的金牌充满好奇，她凑过去玩那块金牌，对张鸿鹄则没有很深的印象。

张鸿鹄却记住了见到她的第一感觉，“一点笑容都没有，一句话都没有，冷冰冰的。”

云之南

云之南游泳俱乐部。

推轮椅、拄拐杖的孩子缓慢进入泳馆，当他们换上泳装跃入泳池，立即展现出比绝大部分健全人更快的速度。中午走进饭堂，一个没有双手的男孩用一只脚夹着筷子自如地吃饭，如果在午饭后参观他的宿舍，还能看见他用平板电脑旁若无人地打游戏，脚趾在屏幕上迅速移动、点按。院子里有两个聋哑的孩子看着教练的手势和嘴唇，在教练指令下玩跳房子游戏，他们能在简单的几个格子里跳出各种花样，锻炼下肢的平衡能力。

如今这些景象，第一次进入泳池前的钱红艳还没有看到。她不停跟教练和送她来俱乐部的父亲说，我好害怕，我不想出去。她担心自己没双腿的样子会被笑话。父亲和教练在更衣室劝说了好久，她才鼓起勇气，进入那个每天有几十个残疾人训练的泳池。

钱红艳表现出令教练惊喜的天赋，很快她就学会只用双手游泳。但没有腿，就像船没有舵，钱红艳在水里很难保持平衡，游不快。教练便托着她练习，又拿橡皮绳子拉着她，让她在屁股动不了的情况下练习，练得差不多了才把绳子拆掉。泳池外，她每天做上百次仰卧起坐、俯卧撑和各种器械训练，锻炼腰腹和上肢的力量。

两年后，钱红艳在云南省第九届残运会上获得3枚金牌，同年在全国残疾人（18岁以下）游泳锦标赛中夺得1金2银。2010年在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中夺得3枚银牌。泳池中的骄人成绩，与她过去“篮球女孩”的形象形成反差，她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游泳驱除了她的自卑，但面对媒体，性格的封闭仍让她无所适从。每一次接受采访，她都会听从记者的要求，反复在镜头前摆姿势、做动作，但还是有一个年轻的记者在拍摄过程中看出她的抗拒。

那个记者当着钱的面打电话给张鸿鹄，“你来劝劝你这队员吧，她不配合。”张鸿鹄就给钱红艳打了电话劝她。她感到无奈，“其实没有不配合，但是那记者看我表情觉得我不高兴，没表现出摄像师想要的感觉。”

教练们发现她对媒体的抗拒，给她做思想工作，告诉她媒体的报道对她将来的发展有好处。“以前见到媒体会害怕，”教练李克强说，“现在好很多了。”

“现在好很多了。”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不论是教练还是队友，都会用这句话来形容钱红艳面对记者时心态的变化，还有她在性格上的变化。

“你看，她大部分时间是很快乐的。”李克强坐在俱乐部办公室的沙发上，翻看钱红艳进队后历次出游的照片。照片里的她脸上洋溢着孩子般的纯真。谈到里约残奥会后媒体对钱红艳的采访，谈到她现在面对镜头的成熟和淡定，李克强说，会有一点心疼。

“现在好很多”的钱红艳依然不喜采访，却也依然对来访的记者保持着真诚。回答澎湃新闻的问题时，涉及不方便说的事，她不敷衍，直接告知“这个不能说”、“这个说出来对别人影响不好”，偶尔还会为她的拒绝回答露出害羞的表情，“觉得好对不起你哦。”

成为励志人物后的钱红艳有很多顾虑，比如她有脆弱和忧郁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我散发很正能量的东西，我有时候回答记者会想很多，这样说好不好？讲太多是不是显得自己情绪太低落？太低落会不会影响不好？”

“难道我自己是一种包袱吗？”她用调皮的语气说。“明星不是有明星的包袱吗，那我觉得我是不是名人？也有名人的包袱？”说到这里，她神情又害羞起来。

“千篇一律也挺好的，哈哈哈，感觉大家知道的就是你的一部分嘛，那你的一部分保持这样就好了，其他的自己默默接受就好了。”

“港湾”

云之南如同钱红艳的港湾——在一个和别人没有太大差别的环境下，她感到放松和安全。

但和队友出去逛街，她很少超出推轮椅出门十五分钟的路程。再远的地方要打车，她试过和队友在路上拦了半个小时，没人愿意停下来载她们。

在现代社会，出租车是除了空气外最常见的事物之一，它给健全人带来极大便利，却仿佛没有足够空间容纳一辆轮椅。钱红艳的队友宁贝金的最高纪录是朝12辆出租车招手，12个司机因怕麻烦而拒载。“要下来帮你卸轮椅，还要把你抱上车。”

有次下大雨，一辆出租车停下来，问宁贝金需不需要打车。司机把她抱上车，还饶有兴致地听她的故事，也对她讲自己的故事。“这样的司机不多的。”宁贝金说。

宁贝金的故事不比钱红艳少。张鸿鹄说，云之南每一位队员的故事都可以写成一本书。

下肢瘫痪的宁贝金儿时被亲生父母遗弃，一对农村夫妇收养了她。到了上学的年龄，养父背着她去学校恳求校长让她入学。校长不同意，养父说，我可以背她上学，这孩子读多少年，我就陪她多少年，学校没有马桶，我就自己带盆盂，但校长还是以对学校和师生影响不好为由拒绝了。

屈辱中的宁贝金对校长说，没事，你不让我学，我自己学可以了吧。

刚开始她只会写自己的名字，房间的墙上、床上都写满了这三个字。她在电视上的字幕看到“找”字，问姐姐，这是什么字，姐姐说是“寻找”的“找”，宁贝金便抄了一整本本子的“找”字。

从此有字幕的电视节目成为她学习汉字的唯一途径，她靠自学学会了读写。

后来，她在残联的帮助下进入云之南，见到了她在电视上看到的“偶像”钱红艳，还被分到和钱同一个宿舍。两人渐渐成了好友，性格积极乐观的宁贝金知道钱红艳比较封闭，就鼓励她走出心中的港湾，多去接触外面的世界。宁贝金将自己在培训班学的电脑技术教给钱红艳，比钱大5岁的宁贝金还会在待人接物方面给钱很多建议。“她懂的都会教我，”钱红艳说，在朋友中，宁贝金的角色像是一个引导者。

走出港湾并不容易。推着轮椅走出云之南，会发现大多数地方的无障碍设施并不完善。台阶、陡坡、停在路口的车……各种对健全人来说不是障碍的障碍。

更大的障碍来自人与人的关系。

好几次，钱红艳坐着轮椅在路边等人。路过的人朝她丢零钱，“我不要”，她的回应每次都会被忽略。她将这种行为理解为同情心。与基于理解的帮助不同，同情有时候是泛滥的、俯视的目光，钱红艳不需要，却不得不习惯。

同情之外，她遭遇过一种自己也难以描述的目光。在超市，一个人接过收银员找的5毛钱硬币，不想要，转头刚好见到钱红艳，把硬币扔到她轮椅上。

钱红艳拒绝。那人没好气地说，“给你钱还不要？！”

“周围人也挺多的，我就把那5毛钱放下，和队友走了。”钱红艳回忆，身边的队友很生气，骂，那人有毛病啊。钱红艳生气不起来，心里除了无奈，还有一些说不出的感觉。

即使是善意的帮助，有时也会让钱红艳不自在。记者帮她推轮椅，她不停地说，“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让别人觉得她太客气。

事实上，倘若见过她玩轮椅的场景，就不会有帮她推轮椅的想法。她能将轮椅的前轮翘起，用两个后轮在地上恣意转圈。

“像跳舞一样。”教练李克强赞叹。

队友们在聚餐中热切抒发对旅行的憧憬，而钱红艳去过很多地方，参加比赛、接受采访、师长组织出游、受邀做演讲或参加其他活动，每次都有人陪伴、接待、照顾、保护，外面的这一切成了从港湾延伸出去的更大的港湾。

她感激那些为她建造港湾的人，却也向往像普通人那样和一两个好友去喜欢的城市旅行，发发呆、看看风景。独自旅行会碰到太多困难，平素出远门则要处在一种为她而设的社交圈里，前者让她感到不安全，后者让她感到不自由。

宁贝金发现，游泳队很多人出去玩或聚会时，钱红艳总是刚开始时有说有笑，渐渐沉默，似乎融入不到人群。钱红艳说，总觉得跟一群人出去，热闹过后，剩自己一个人反而更难过。

“我心情很容易受影响你知道吗？可能大家在一起热闹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会很难过你知道吗？”

未来

至于爱情，“……随缘吧” 。

她和母亲分享过自己的一个愿望——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母亲听了说，你到时一个人怎么照顾自己，我可没空经常过去看你。钱红艳察觉，母亲的话里预设了她将来会独居，在母亲心目中，不会有另一个人和女儿住在一起。

她觉得自己不太适合谈恋爱，性格有些忽冷忽热，连对朋友也有些忽冷忽热。

“会担心对方介意你的身体条件？”

“现在不会，很多想法慢慢地改变了，介意的话他也不会跟你相处啊。”

张鸿鹄了解她，“你就是害怕跟男孩子接触。”张鸿鹄对她说的另一番话是，交给你的任务你能很好地完成，但让你去开拓就不行了，你的性格适合安逸。

宁贝金明白“开拓”一词对残疾人运动员的意义。教练会鼓励队员们，泳池的冠军只有一个，要从运动员生涯里学到能运用于泳池之外的品质，要做生活中的冠军。

在去年的全国残运会上，下肢瘫痪的宁贝金因腿无意中碰到水线被判犯规，无缘残奥会。她视自己的双腿为“摆设品”，“我和老钱唯一的区别是，我有一双没有知觉的腿。”

全运会后，宁贝金回到老家福建宁德，每天上培训班学电脑、画图，在家试做淘宝电商。她希望未来退役后能真正融入以健全人为主流的社会。

喜欢安逸的钱红艳更想选择自己熟悉的路。“毕竟游了这么多年，想以后从事游泳相关的工作。看能不能试着跟教练学怎么教别人，将来当教练。”

成为残奥会冠军曾经是钱红艳对未来的一个想象。2011年全运会，钱红艳的成绩并不起眼，没有拿到伦敦残奥会的入场券。她发现“我其实不是那么厉害”，那时媒体报道她因为没有双腿，游泳时少了像其他人一样的蹬腿环节,导致她速度慢了近10秒；她在里约残奥会的成绩在战绩辉煌的中国代表团中显得平凡，媒体都报道她从篮球女孩到残奥选手有多么不容易。

这有时让她觉得那是一种善意的开脱，为她的平凡开脱。甚至对于媒体说的2011年因爷爷去世导致她成绩不佳，钱红艳也觉得那是出于善意为她找的借口。但教练对她在爷爷去世后的表现看在眼里：那段时间她话变得少了，有时候心不在焉、郁郁寡欢。

谈到家人的未来，爱笑的钱红艳神色黯然。两个弟弟还在念书，父亲长期在外打工。母亲种桑养蚕，独自操持家里的一切事情。在钱红艳家，澎湃新闻记者几乎没有看到她母亲闲下来的时候。

钱红艳特别心疼母亲。“有时候看着我妈，感觉自己挺没用的。”这种心情曾让她在记者面前落泪。“有个女记者，也是来我家采访我，她也是个很感性的人，跟她聊着聊着我自己哭起来了。她说你放心，这次我不报道了，就当是跟你交心地聊天，她安慰我，等我不哭了就走了。那次她没有报道。”

采访的最后一天持续到傍晚，钱红艳家突然断电。点燃一根蜡烛，立在正对家门的桌子上。临别时，她平静地说了声再见。走出她家门回过身，能看到她坐在轮椅上正对烛火的背影。

一切恢复静默，她保持着道别时的姿势。

这位频繁用笨、封闭、纠结等词来形容自己的女孩并不知道，在这间屋里录下的十个多小时的采访录音中，每隔几分钟都能听到她清脆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