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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名海外党政代表、学者走进重庆市委,他们关心什么?
走进中央部委是由中联部主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的一个品牌性活动,也是参会嘉宾代表回味最多、评价最高的活动。
前年和去年,参会嘉宾代表曾走进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党校,近距离观察中共运行机制。
今年10月15日,“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组织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党代表、专家学者走进重庆市委,并围绕“五大发展理念在重庆的实践”主题进行了座谈交流。
北京青年报所属微信公众号“政知局”报道称,外国政党代表一起走进省(直辖市)一级的党委,是中共党史上开创性的活动。“目的是想让各位朋友近距离地观察中国共产党在省(直辖市)一级党委的工作和实践。”
这一次的“走进”活动会擦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张国清的“转型”体会
被问及走进重庆市委后的印象,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柏思德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这是自己首次走进省一级党委,活动非常有意思。
柏思德研究中国共产党已有40年之久。在对话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他还回忆起自己上世纪70年代末到重庆时的情景:那时,重庆还未成为直辖市,没有高楼大厦、没有现代化的酒店,作为老外的他吸引了众多当地人的“围观”。
“在对话会第一天(10月13日),我们去了重庆规划馆,我意识到,重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是现代化大都市,有现代交通体系、现代行业。过去几十年,重庆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巨大发展。中国也是如此。”柏思德说。
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重庆市委副书记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说:“他(张国清)过去从商,是企业领导,我们曾经共同参与过一个项目;如今他从企业负责人转向政府管理者,并且分管农业和扶贫。”
这样的工作内容变化,同样勾起了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的兴趣。
美国杜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刘康告诉澎湃新闻,王绍光在重庆市委会议室的提问掀起了现场一个小高潮。王绍光提问张国清,作为中国兵工少帅的他现在是重庆市委副书记,对如今的工作有什么样的体会。
张国清答道,“体会很深刻”,自己之前所在的北方工业公司是非常国际化的公司,业务遍及全球,他每年要飞行十万多公里以上的里程,天天和各国政要、精英,大企业领导人打交道;现在被派到重庆,分管农业和扶贫,跑了重庆的各个村庄,这“和以前的经验反差极大”。
王绍光还询问张国清对自己的“转型”有何体会。
“张国清的回答很妙。”刘康向澎湃新闻讲述,“他说,原来我(在企业)带着三十万的兵马,勇往直前,全然不顾前后左右;到这儿来最大的感受是要学会协调,任何时候都要协调,不协调的话工作就没法推进。政府不是企业。”王绍光的提问引起了嘉宾代表们对中国干部任用、培训体系的兴趣。
此外,让刘康记忆犹新的还有加拿大学者、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贝淡宁与张国清的问答。
贝淡宁同重庆的市民聊天后,感觉“这里的人民很热情,对这座城市有很强的归属感”。他比较了自己对成都和重庆两座城市的观感,并请张国清评价重庆这座城市的性格。
张国清则用“成都比较文,重庆比较武”来回答。刘康讲述道,张国清认为重庆是一个充满活力、很开放的城市,“可惜翻译没翻译对,翻译成了成都是‘ideological’,重庆是‘practical’。”
参观重庆市委大院的见闻
让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感慨不已的,是在重庆市委大院参观时的所见所闻。
郑永年说,过去常有人问他中共成功故事背后的秘诀,他的回答是“还在研究、不好总结”,但在走进重庆市委后,他找到了一点思路。
10月15日上午,数十位政要代表、专家学者在与张国清交流座谈前,参观了位于重庆市委大院内的国共两党谈判旧址与资料陈列,也参观了上世纪50年代邓小平的住所。
“全球化影响了西方国家,中国也不能幸免。中国还有贫困人口,中共有没有忘记人民、能不能把这些人民所面临的新问题所解决了?这就是这些年中共在做的事情……张国清告诉我们,重庆的大多数公共财政用于扶贫,重庆贫困人口从以前的8%现在控制在3%,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郑永年在对话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夸赞。
他还谈起,不会忘记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的两个词——“恐慌感”和自信感。郑永年评价:“恐慌感”是中共学习和进步的动力;而一个自卑的没有自信的政党会失去方向、走错误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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