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名海外党政代表、学者走进重庆市委，他们关心什么？

走进中央部委是由中联部主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的一个品牌性活动，也是参会嘉宾代表回味最多、评价最高的活动。

前年和去年，参会嘉宾代表曾走进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党校，近距离观察中共运行机制。

今年10月15日，“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组织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党代表、专家学者走进重庆市委，并围绕“五大发展理念在重庆的实践”主题进行了座谈交流。

北京青年报所属微信公众号“政知局”报道称，外国政党代表一起走进省（直辖市）一级的党委，是中共党史上开创性的活动。“目的是想让各位朋友近距离地观察中国共产党在省（直辖市）一级党委的工作和实践。”

这一次的“走进”活动会擦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张国清的“转型”体会

被问及走进重庆市委后的印象，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柏思德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这是自己首次走进省一级党委，活动非常有意思。

柏思德研究中国共产党已有40年之久。在对话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他还回忆起自己上世纪70年代末到重庆时的情景：那时，重庆还未成为直辖市，没有高楼大厦、没有现代化的酒店，作为老外的他吸引了众多当地人的“围观”。

“在对话会第一天（10月13日），我们去了重庆规划馆，我意识到，重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是现代化大都市，有现代交通体系、现代行业。过去几十年，重庆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巨大发展。中国也是如此。”柏思德说。

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重庆市委副书记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说：“他（张国清）过去从商，是企业领导，我们曾经共同参与过一个项目；如今他从企业负责人转向政府管理者，并且分管农业和扶贫。”

这样的工作内容变化，同样勾起了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的兴趣。

美国杜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刘康告诉澎湃新闻，王绍光在重庆市委会议室的提问掀起了现场一个小高潮。王绍光提问张国清，作为中国兵工少帅的他现在是重庆市委副书记，对如今的工作有什么样的体会。

张国清答道，“体会很深刻”，自己之前所在的北方工业公司是非常国际化的公司，业务遍及全球，他每年要飞行十万多公里以上的里程，天天和各国政要、精英，大企业领导人打交道；现在被派到重庆，分管农业和扶贫，跑了重庆的各个村庄，这“和以前的经验反差极大”。

王绍光还询问张国清对自己的“转型”有何体会。

“张国清的回答很妙。”刘康向澎湃新闻讲述，“他说，原来我（在企业）带着三十万的兵马，勇往直前，全然不顾前后左右；到这儿来最大的感受是要学会协调，任何时候都要协调，不协调的话工作就没法推进。政府不是企业。”王绍光的提问引起了嘉宾代表们对中国干部任用、培训体系的兴趣。

此外，让刘康记忆犹新的还有加拿大学者、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贝淡宁与张国清的问答。

贝淡宁同重庆的市民聊天后，感觉“这里的人民很热情，对这座城市有很强的归属感”。他比较了自己对成都和重庆两座城市的观感，并请张国清评价重庆这座城市的性格。

张国清则用“成都比较文，重庆比较武”来回答。刘康讲述道，张国清认为重庆是一个充满活力、很开放的城市，“可惜翻译没翻译对，翻译成了成都是‘ideological’，重庆是‘practical’。”

参观重庆市委大院的见闻

让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感慨不已的，是在重庆市委大院参观时的所见所闻。

郑永年说，过去常有人问他中共成功故事背后的秘诀，他的回答是“还在研究、不好总结”，但在走进重庆市委后，他找到了一点思路。

10月15日上午，数十位政要代表、专家学者在与张国清交流座谈前，参观了位于重庆市委大院内的国共两党谈判旧址与资料陈列，也参观了上世纪50年代邓小平的住所。

“全球化影响了西方国家，中国也不能幸免。中国还有贫困人口，中共有没有忘记人民、能不能把这些人民所面临的新问题所解决了？这就是这些年中共在做的事情……张国清告诉我们，重庆的大多数公共财政用于扶贫，重庆贫困人口从以前的8%现在控制在3%，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郑永年在对话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夸赞。

他还谈起，不会忘记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的两个词——“恐慌感”和自信感。郑永年评价：“恐慌感”是中共学习和进步的动力；而一个自卑的没有自信的政党会失去方向、走错误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