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概念作文大赛总干事李其纲谈韩寒、郭敬明、张悦然

【编者按】

1999年《萌芽》杂志社主办了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这个挑战应试教育下的作文教学、颠覆传统作文比赛衡量标准的大赛，不仅本身成为了一个具有影响力和争议性的现象，也为此后的文艺圈贡献了好几位现象级的人物——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是其中绕不开的三位。

作为“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创意者，近二十年来一直担任大赛总干事的李其纲在《新概念作文大赛历史》一书中写下了他对“新概念”中诸多人与事的回忆，写下了韩寒、郭敬明、张悦然在“新概念”中的青涩起步。

本文摘编自《新概念作文大赛历史》，由澎湃新闻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新概念作文大赛十年庆典上，韩寒、郭敬明、张悦然首次相遇。

韩寒：酒杯中的大海

评委、工委，以及编辑部的同仁们，都去吃午饭了。我在等他。评委会授权我给他出题。

他进来了。考场。

这就是考场，为他一个人单设的考场。这其实是青松城大酒店的一个房间，我住的房间，标准化的宾馆房间。有床、有床头柜，有壁橱，有电视，有与别的宾馆不一样的，又高又阔又蛮横的巨大的窗，像一幅巨型壁画镶嵌在一堵墙上，画里有柳枝婆娑、白云缱绻。有写字桌，比家里的写字桌要辽阔。一个很生活化的考场，也就少了考场惯有的压抑和紧张。

我打量他。很黑，像是从靠海的地方赶过来的。我还注意到两件有区别性意义的物：斜背着的草绿色军用挎包，洗得有点旧，很新的军用解放鞋。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也很特别地写到了物：一顶帽子。福楼拜用了三页纸。罗布—格列耶更喜欢写物，《嫉妒》里肯定有特别意义的物。此刻，这散发着某种战地气息的物，意义何在？是对城市时尚的一种暗嘲？一种怀旧——“红旗下的蛋”？一种个性化的张扬？或者反过来，一枚朴素青年的标签？再或者，它沾着 1999年所具有的特别意义。物在时间之中总是呈现出物的自主性，如同罗布•格列耶所阐述的那样：人的现实只有通过物的世界才能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表现。

1999年是个什么样的年份呢？快乐大本营开始推销贩卖快乐，新浪、网易、搜狐，陌生的名字正在为人们所熟悉，股市在一段行情后，又开始狂泻。崔健正在美国巡演，西雅图、洛杉矶、波士顿，像鲍勃•迪伦唱着《大雨将至》一样唱着《红旗下的蛋》，唱着《从头再来》。独一代的80后，他们中最大的一群，也只不过刚迈入花季、雨季、雾季。他们在整个社会的框架中，静默无声息，平庸，中规中矩。

韩寒(左一)在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颁奖会上领奖。

韩寒在这时来了，挟带着与所有的 80后不太一样的“物”来了。他走进了考场。

他也打量着我，眼神中有探询、矜持和略略的不安。很多年后，我才明白他这份矜持来自何处。他是带着他的历史来的，是这份历史给了他这份矜持——我现在不存在，我过去存在。（福克纳语）

松江二中，新生班会，他这样介绍自己：我叫韩寒，韩是韩寒的韩，寒是韩寒的寒。全班大笑。因为有他，他所在的寝室卫生永远不达标。钱锺书先生在世的时候，他说：全世界用汉语写字的人里头，钱锺书是第一，我是第三；钱锺书先生逝世后，他悲伤了一会儿，然后说：现在我第二了。第一李敖。

林语堂先生有一篇文章叫《以放浪者为理想人》。林先生笔下的“放浪者”非纵情声色者，其内涵是人类尊严和个人自由的卫士，也会是最后一个被征服者。而放浪者在少年时代的特征是：喜欢胡闹，喜欢顽皮，喜欢一切自由。

放浪者韩寒踏进了属于他一个人的考场。这是新概念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一个人的考场”。在这个意义上，“物”，已经泄露了它的现实自主性：让韩寒不是以一个中规中矩的形象出现。

韩寒高二时在上海市巨鹿路《萌芽》编辑部参加活动时与李其纲合影。

我也带着我的历史站立在那儿。我的历史造就了我总在怀疑。怀疑应该怀疑的，也怀疑不应该怀疑的。怀疑是我的一种存在方式。我的历史与他的历史相撞、相峙。

他的初赛作品太出色了。《求医》、《书店》，看过的人都说老辣。很老的王蒙也说老辣，陈思和、林丹娅、叶兆言说老辣，编辑部的人都传看过了，没有不说老辣的。

我也说老辣，但我怀疑。这样的潜意识让我想出一个老辣的题，或者，刁钻的题。复赛中最漂亮的题应该是周佩红出的题：让杂志社的周勇到每个教室去咬一口苹果，然后把那只被咬过一口的苹果放在讲台上，说：这就是题目。这是行为艺术的题。

环顾房间，我想找一样“物”来完成我的行为艺术。我的眼光省略了床单、枕巾、电视机……辽阔的写字桌上有我喝剩的半杯水。我对他说：“这就是题目。”

他看了看我，眼睛里似乎有……微火，也有不屑。他坐下，捋发，掏笔，接过递给他的稿纸。

我突然觉得这题还不够老辣，不够刁钻。我说：慢。前面的题作废。我顺手拿起写字桌上的一张白纸，球成一团，塞进杯子里，对他说：请注意，这才是完整的题目。

李其纲、徐芳(右)与韩寒(中)在那多婚礼上的合影。

他眼睛里的微火没了。我看到刹那飘过的……恨。

我却揣着某种快意，准备去吃午饭。我对留下监考的林青说：我给你把午饭带回来。

一个多钟点以后，我带回了干煸带鱼，也可能是草头圈子。同时，在菜香的弥漫中，我看到了《杯里窥人》。编辑在编《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时，将“里”改为了“中”。

看完文章，我的第一感觉是：作为“物”而存在的半杯水里，没有长江黄河的澎湃，但文章却起伏着波涛，用一种内敛着智慧的、钱锺书式的风格，让语言完成了一种神情：眯着眼，嘴角带着嘲讽。

此时此刻的崔健，或许正在大洋彼岸唱着《从头再来》，演绎着杯中的大海：

那烟盒中的云彩

那酒杯中的大海

统统装进我空空的胸怀

郭敬明：忧郁的 N种方向

郭敬明是第三、第四届的参赛者，两届参赛皆拿到了一等奖。连续两届拿一等奖，郭敬明是第一人。

第三届，他的获奖作品是《剧本》。“剧本”写了左岸、右岸及第三条岸。左岸，偏激、愤怒、冲动、自负。是个摇滚歌手，又是个行吟诗人。看不惯的事敢于呐喊，见不得的人敢于踹脚，敢于释放生命最本真、最自然的状态。左岸叛逆，渴望在路上，在漂泊中；右岸，与左岸刚好相反，胆小、卑怯、世故、世俗。右岸的内心幽暗，为了获得主任的青睐，放弃自己的正常署名权利。右岸的生活目标是：无聊，不疼不痒像温吞水。第三条岸既非左岸，也非右岸，憧憬的是中庸生活：珠穆朗玛峰太冷，吐鲁番盆地太热，中原多好。

张悦然(后排右三)、郭敬明(前排左二)在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颁奖大会上领奖。

你可以说《剧本》写了三个人，你也可以说《剧本》只写了一个人。《剧本》让我想到了卡尔维诺的《分成两半的子爵》。梅达尔多子爵在战争中被炮弹削成了两半，而两半都活了下来。一半，类似于“剧本”的右岸，恶贯满盈，作恶多端，狡诈暴戾；而另一半则类似于“剧本”的左岸，真诚善良，勤奋天真，勇敢坚贞。至此，方才发觉河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由水规定的，而是由岸规定的。岸规定了河：宽广或狭窄，奔腾或温存。有什么样的岸，就有什么样的河。有左岸和右岸的不同人格、不同道德风貌和意念，才组成了一条完整的河：时而磅礴，时而逼仄；时而浩荡，时而幽曲。这或许刚好契合古欧洲的谚语对人的解释：人是什么？半是天使，半是野兽。而第三条岸，他的人生状态，用卡尔维诺的话来说，是一种完整的人。卡氏这样概括完整的人：不饥而食，不渴而饮，既不感到快乐和喜悦，也不觉得悲伤和痛苦，整天在平静而绝望的生活中浑浑噩噩。这第三条岸，这完整的人，是“剧本”中的现实中的“我”，也是《分成两半的子爵》中未被炮弹击中的、现实中的梅达尔多子爵。换句话说，“他”即“我”。

第四届，郭敬明的获奖作品是《我们最后的校园民谣》。解码这篇作品，可以发现日后郭敬明成功的重要元素。他善于把青春、把忧伤、把绝望与水的诸多形态融合在一起，或者说，青春年少的他，欣赏的、喜欢的歌中总有水的不同形态相伴着。老狼的《恋恋风尘》中有雪：那天黄昏，开始飘起了白雪，忧伤开满山岗，等青春散场，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沈庆的《青春》中有雨有雪有泪：青春的花开让我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飞雪飞让我心醉却不憔悴。轻轻的风轻轻的梦，轻轻的晨晨昏昏，淡淡的云淡淡的泪，淡淡的年年岁岁；朴树的《那些花儿》，尽管歌词不着“水”字，但郭敬明觉得，《那些花儿》里清晰的流水声音让他想起时光的荏苒；而叶蓓的《B小调雨后》更是让旋律以血液的形式汩汩地流进郭敬明的身体，让他情不自禁地要说：我们最后的校园民谣，夕阳下我向你眺望，你带着流水的悲伤。

所以，理解新概念，理解新概念中的郭敬明的获奖作品，才能够理解郭敬明，理解郭敬明日后的《悲伤逆流成河》。

李其纲与郭敬明在“新概念”15周年庆典上。

在新概念10周年时，新浪携手《萌芽》，曾出过一个专题“今天，你新概念了吗？”。在这一专题中，介绍郭敬明的标题是“忧郁王子：郭敬明”。开篇的一段话是：如果要评选新闻最多的80后代表，郭敬明肯定首先当选。抄袭、创办系列书《岛》、杂志《最小说》、团队集体出走、加入作协、超女绯闻……所有这些，都不能阻挡“四粉”对他的狂热感情……

第一次见郭敬明的真身是在2005年8月，浙江千岛湖畔举行的“首届文学代际沟通论坛”上。新概念颁奖典礼上的见面不算，那时他认识我，我还不认识他。在这之前，作为论坛的筹划者，我和他通过几次电话。通话的主题是：他能来吗？

敬明，能来吗？

我得和我的经纪人商量商量。

你想来吗？

我当然想来。

行。来有许多好处，道理不需我多说了。

嗯……，李老师。

过了些日子，我们又通话。

敬明，能来吗？

我得和我形象设计师商量商量。

形象设计师？这是让我陌生的一个名词。我只能说：能来吗？

争取来，争取来，我一定争取。能不能让形象设计师一起来哇？

我想了想，说：不太合适吧，太特殊了。对你，对论坛都不好。

15周年庆典节目主持人麻宁(第五届大赛一等奖)与郭敬明。

他还是听了我的劝。他比大多数参加论坛的人，迟了一天到达千岛湖。我去接的他。乍一见，我一见他明星化的发型，就想还真有代沟啊！开天辟地，码字的也用上形象设计师了。

会议室内，唇枪舌剑，两代人相谈正欢。我将郭敬明带进会场。会场不大，四十平方米左右，中间搁着长桌。但会场肯定像一个巨大的气场，每一个名字都裹携着钢铁洪流。曹文轩、格非、余华、方方、叶兆言、陈村、吴俊、张新颖……，郭敬明可能感受到了这样强大的、来自前辈的气场。张悦然、任晓雯、周嘉宁、颜歌、苏德她们正坐在门的左侧。他立即走向左侧，挨着张悦然、周嘉宁坐下，低低叫了声：悦然姐。又叫了声：嘉宁姐。

门口右侧坐着另一些人，和郭敬明年龄相差无几：那多、小饭、蒋峰、甘世佳、胡坚……高高大大，粗胳膊粗腿的。

郭敬明可能也感受到了右侧的压力。我是知道的，会场中，许多他的同辈人对他有点感冒：一边忧伤，一边数钱。他们觉得，与郭敬明对话，是鸡对鸭说，双簧管对木鱼震怒。

但作为论坛的策划者，我有我的想法。文学是个林子，这林子里什么样的鸟都应该有。文学这个林子还是个生态林，各种各样的草、灌木丛、树构成了这个林子的梯次形态。换句话说，文学中的人，不仅仅是由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剧作家、散文家、翻译家而构成，它还应该有也必然会有文学编辑、文学出版家、文学活动家乃至文学商人。

郭敬明无疑是后者的杰出代表。同为80后文学活动家的盛开，这样论述、评价郭敬明：郭敬明我会永远去关注他。作为一种全能的策划，他让我很早就了解了一个概念，一个作家可以转型到一个成功的全能的策划人。一个很成功的转型，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上从没有出现过的现象。如此的商业化，他是第一人，安妮宝贝比起郭敬明也没有这么商业化。我不说郭敬明在艺术上有过高的成就，但在商业上，他太成功了。他能搞限量版拍卖。这些做法不是为了直接赚钱，而是为了赚一个点击率、曝光率。他在影响一代人。

李其纲与郭敬明在千岛湖的酒店合影。

在千岛湖，我与郭敬明有张合影。没选择苇丛鸥影，也没选择舟楫破浪，而是在宾馆我的房间里，因为房间里挂着一幅书法作品。这幅书法作品成为背景。

郭敬明说：这是天意，还是巧合，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四个字，这幅书法作品里都有了。

我回首一看，看到了这四个字：春风，萌芽。

我知道，萌芽之后，他就春风了，也“得意”了。他的许多书是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的，他的第一桶金，也是在春风文艺出版社那儿拿的。也可以说，文学的起点在萌芽，商业的起点在春风。

张悦然：谁在说，要有光

我是先认识张悦然的《陶之陨》，再认识张悦然的。

2001年春天，我应山东《生活日报》之邀到济南去。在济南我作了两场讲座。讲座的主旨是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价值和意义，当然也牵涉到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第一讲是在山东电视台的演播厅，因为新概念正热火，厅内座无虚席，人头攒动，山东电视台还架了“大炮”。主办方同时邀请了当年山东省的几位一等奖得主，并让他们在我开讲前，每人讲10分钟左右，也讲讲他们眼中的新概念作文及文学对于他们的意义。那天我记住了张悦然，因为她在讲到文学之于她的意义时，好像用到了一个比喻：文学是鞭子，她就是被文学抽打的那只陀螺。同时，在我备课的腹稿中，本来就打算讲讲她的《陶之陨》。只是，我无法把《陶之陨》中那个忧伤的女孩与眼前这个阳光灿烂的女孩叠加在一起。

张悦然

第二场，是在山东省实验中学。在一间阶梯型教室，坐满了学校“空间”文学社的成员。由于听众文学水准明显高于电视台演播大厅的人，我讲得就很文学。

我讲了文学的意义，讲了思维形态的重要性，讲了形象思维，讲了形象永远大于意义。我指着讲台上搁着的我喝茶的杯子说，这只杯子我可以阐释出无数种意义来，意义是被有着意义的人阐发出来的。换句话说，你有什么样的意义才能阐发出什么样的意义。因而，问题就变成你得让自己有意义。

我听见他们的鼓掌声。那时的张悦然还不会说：放逐是对虚无的反抗。还没有见过罗布—格列耶或怀特对于意义的阐述：整个世界的存在在宇宙就是没有意义的，人类的存在不过是在无意义中寻求意义。我着重讲了刘嘉俊的《物理班》和张悦然的《陶之陨》。

讲《物理班》时，我讲了少男少女爱上爱情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一个 16 岁的少年，他不是在现实中恋爱，也会在想象中恋爱。不过，我劝你们最好还是在想象中恋爱。底下笑声一片。

接下来，我讲《陶之陨》。

讲《陶之陨》时，我主要是将作品中的一句话拎出来，加以层层解析。这句话是：这是个适宜别离的干巴巴的冬季。

第一层意思：干巴巴的冬季为什么成了离别的代偿物。它是对经验世界的一种突破。在经验世界中，离别对应的是“折尽江边杨柳”，是“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是“劝君更尽一杯酒”，是邓丽君的“喝完了这杯，请进点小菜”，是舒婷的“岸啊，心爱的岸”……有一些物象已经积淀在民族的、关于离别的无意识记忆中：杨柳、酒、关隘、航程、津渡、大路或小路……这些离别的代偿物已是民族文化中的客观存在物。但“干巴巴的冬季”，这一离别代偿物的兀然崛起，却分明具有了高度的主观性，即它是由张悦然这一独特的个体的主观意志强力赋予它的。它有点类同于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巴黎浸泡在乙醇之中；或者，巴黎的丑陋像晚期的肺结核病人吐出的一口痰。在情感向度上，客观的物及物象（乙醇、痰）被赋予了强烈而尖锐的主观性，打上了波德莱尔的印记。

第二层意思：这一句话是一个偏正结构。偏结构：这是个适宜别离的——，正结构：冬季。我们熟悉的偏正组合是：大雪纷飞，寒风凛冽的冬季；缺少雨雪滋润的干巴巴的冬季……而“这是个适宜别离的干巴巴的冬季”显然是对句法的日常逻辑的一种逃逸，是对语词通讯性质的一种消解。它不符合生活的逻辑，凭什么说“干巴巴的冬季”就适合离别，而湿漉漉的冬季就不适合离别呢？它建立的是自我循环、自我认证的逻辑。

第三层意思：让具有抽象意味的离别与具象“干巴巴的冬季”产生勾连。把艾略特的话篡改一下就是“让你像闻到玫瑰花的香味那样感觉离别”（艾略特的原话是：让你像闻到玫瑰花的香味那样感觉思想），离别因此在感官的层面上予以展开：落照无力，太阳不再温暖，光秃秃的树让鸟找不到它的巢，天空像拧干的帆布，苍白，且挤不出一滴水来……

我知道，在座的“空间”文学社的成员，他们听懂了一些，听不懂一些，像啃了一块五成熟的牛排。但从他们虔诚的眼神中，我看到了他们对文学的虔诚。

讲座的最后，我深深地祝愿他们。我说：博尔赫斯有一句话，叫作玫瑰以玫瑰的形式绽放，而我对你们的祝愿是，青春以青春的形式绽放。讲座结束后，合影。“空间”文学社备好了一束花送给我，张悦然把花递给我。这是一束适合于春天的花，记忆中它们模糊的组合是：风信子、杜鹃、马蹄莲、三色堇以及镶边用的锯齿状的狗尾巴草。

去就餐的面包车上，我与山东省实验中学语文教研组的组长王岱老师聊起了“空间”文学社。我说：凭我的经验，张悦然是写得出的。一个孩子在文学上能走多远，最重要的是看他的语言感觉。张悦然会走得很远。如果可能的话，你多帮帮她。

返沪后，我即从我带回的一摞《空间》杂志中，首先挑出张悦然的《黑猫不睡》，发表在《萌芽》上。

张悦然从2008年起担任新概念大赛的评委，这是她在评阅参赛作品。

《黑猫不睡》在青年读者中激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人认识张悦然就是从《陶之陨》《黑猫不睡》开始的。

张悦然接下来有一段很纠结的岁月。拿到了新概念一等奖，她以为可以享受保送的待遇了，但偏偏那一年保送取消了。只好再匆匆拿起已经刀枪入库的高中课本。结果她考入了山东大学，不久，又转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学习电子计算机。对一个在遐想中把墙壁刷成蓝色的女孩来说，这种数码编程语言可谓残酷。她反抗残酷的办法是用另一种残酷：压缩睡眠。在此期间，她写出了有着经典意义的《葵花走失在1890》。像曹禺在二十出头写出了《雷雨》，二十出头的张悦然写出了《葵花走失在 1890》。

因为《葵花走失在1890》，张悦然被当年《萌芽》网站评为最有才情的青年作家。从此，张悦然愈加自由、洒脱地挥洒她的才情。

她写了长篇小说《水仙已乘鲤鱼去》、《樱桃之远》、《誓鸟》……

2008 年，对新概念而言，有一个标识性的事件：当年的参赛者张悦然成为复赛评委。

《新概念作文大赛历史》，李其纲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